本文發(fā)表于《光明日報》，20080921。

封建政治充斥著統(tǒng)治階級與被統(tǒng)治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與對抗。按照恩格斯的說法，這種“政治權力”早已獨立于社會之外，“從社會的公仆變成為社會的主人”（《反杜林論》）。所以，它不可能成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套用一句我國先哲的話，“官視民為草芥，民視官為寇讎”，則是封建官民關系的常態(tài)。

但問題還有另外一面。作為傳統(tǒng)政治文明的一個重要內容，統(tǒng)治者常常宣揚“重民”思想，提倡關注民生，關心民瘼，強調“為政以愛民為本”。這種觀念在清代得到廣泛的傳播。康熙皇帝在上諭中就多次提到：“朕事事以百姓為念”，要求各級官吏要“念切民依”，“必使家給人足，安生樂業(yè)，方可稱太平之治”；“但操守廉潔，念念從愛百姓起見，便為良吏”（《康熙政要》，卷1、卷9）。

這種看似矛盾的歷史現象，其實也并不難理解。一方面，任何一個略有頭腦的統(tǒng)治者，大抵都能懂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知道“天下之治亂系乎民”。另一方面，“民本”思想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一直有著巨大的影響，從《尚書》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到清初王夫之的“君以民為基”、“無民而君不立”等等，這些思想一脈相承，在封建時代一直同“尊君”觀念并行而不絕。這不能不在政治文明中得到強烈的反映。在清代名目繁多的“官箴”類著作中，宣揚“國家根本在百姓”、“為官一方，必為民出力”的內容，占據了重要的位置。其中，包含著相當豐富的思想內涵，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曰“愛民”。有的書中把“愛民”提到治國理政的根本出發(fā)點的高度，所謂“朝廷設官，原以為民。官必愛民，乃為盡職”（徐棟、丁日昌：《牧令書輯要》）。只有從愛民出發(fā)，才能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常懷一點愛民之心，時時刻刻皆此念充滿于中，自然事事為百姓算計，有一民不被其澤，便如己溺己饑，安得無不忍人之政？”（《朱舜水集?問答三》）有了愛民之心，便能實心任事，勤于政務，不因一己的利弊得失而顧盼彷徨。金庸齋《居官必覽》稱：“充我懇惻愛民之心，盎然天地之初意，氤氤氳氳，盈滿于胸中，發(fā)而施之于政事。凡世俗之毀譽利害，休戚得失，一毫勿使芥蒂于心，以雜我正念?！保▎塘⒕骶帲骸豆袤稹?，396頁，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相反，如果為官者缺乏愛民之心，只知謀一己之私，則不但會禍害百姓，殘民以逞，而且會動搖政治統(tǒng)治的基礎。同書尖銳地指出：“乃居官牧民者，逞志作威，嚴刑聚斂，賤民如糞土，疾民如仇讎。非但我之一身，罪孽山積，獨不為國家根本之計乎？”（喬立君主編：《官箴》，462頁）

二曰“利民”。不但要“存愛民之心”，更重要的是要“行愛民之政”，也就是要在自己的政治實踐中，為民謀利，造福百姓?！袄瘛钡囊x是一切政治舉措，要時刻注意為百姓興利除弊：“膺民社者，不必廣求施濟，但詢其利害所在，害民之事，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利民之事，早興一日，則民多一日之安?！保ㄓX羅烏爾通阿：《居官日省錄》，卷2）前引《居官必覽》中有這樣一段話：“一為民牧，一方生靈，皆系于我，庶幾夙夜焦勞，靡解厥職。民之所樂，我則遂之；民之所苦，我則除之?？v不能智慮畢周，躋斯民于衽席，然我為官一日，自當盡一日之責。”（同上書，397頁）有的提出“官必好惡同民”的主張，“凡百姓所利，官亦曰利”；“百姓所苦，官亦曰苦”（袁守定：《圖民錄》，卷4）。也有的說，“事關民生”，應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蔣士銓：《官戒詩》）。官員們以百姓之苦樂為苦樂，以百姓之是非為是非，雖然由于政治立場的不同和利益沖突的客觀存在，真正實行決非易事，但能夠提出這樣的命題，并且作為政治道德與行政良知的追求目標，顯然有著十分重要的思想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