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偉忠，1957年生，祖籍北京。

他被臺灣綜藝圈稱為“綜藝教父”。自打入行進(jìn)入綜藝圈，他便一手引領(lǐng)臺灣綜藝圈的風(fēng)潮，由他捧紅的藝人多不勝數(shù)，由他打造的王牌節(jié)目一個接一個：《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康熙來了》《全民大悶鍋》《超級星光大道》《王牌大賤諜》《國光幫幫忙》……

他把這樣的成功歸于自己來自眷村。在如今人人見他皆要恭敬地叫一聲“偉忠哥”的時代，眷村里那些老前輩們一聲聲“小偉忠、小王八蛋”的笑罵，會讓他格外開心。

在眷村里長大，從眷村出發(fā)，王偉忠對這個環(huán)境充滿著眷戀的情感。為此，他整整“追”了賴聲川兩年，和他吃飯、聊天，不斷地向他講述自己的故事——兩年后，《寶島一村》終于出爐。

這部舞臺劇感動了無數(shù)的人。第一代的眷村人抱著導(dǎo)演痛哭流涕，“你演出了我的生命”；第二代的眷村人說，“看得我如醉如癡，時而感傷，時而欣慰，有時大笑，有時哭得抽泣，淚還沒干又破涕而笑，還沒笑完又哭將起來”（林青霞）；從未經(jīng)歷過眷村的第三代、本省人和大陸人，同樣被故事深深打動，然后帶著感觸和好奇開始了解這些過往的故事。

《寶島一村》融合了族群，也聯(lián)系了兩岸。也許因為那種思鄉(xiāng)的傷痛，和面對生活的掙扎與歡笑，是所有人心里共通的情感。

《寶島一村》就像臺灣數(shù)百個眷村一樣，終究抵抗不了時代的流程，它被拆掉了。

他們拆掉它的土墻磚瓦，拆不掉我們共同的回憶。您看，臺灣第一代的眷村人凋零了，有我們這一代來說故事；我們多么希望這個屬于民族的故事，能夠在中國人的社會里面，世世代代地傳下去。至于我父母的事，我也帶回來說給老家人聽了。

不過到最后，我們還是得說一聲：寶島一村，再見。

——王偉忠

許戈輝：在大陸走了幾個城市以后，《寶島一村》來到北京。你一直以北京人自居，到北京演出對你來說有什么特殊的意義？

王偉忠：個人意義當(dāng)然不一樣。1949年我父母是從北平的南苑機(jī)場跟著國民黨部隊撤退到青島的，然后到了臺灣，住在嘉義眷村。所以這故事從北平出去，再回到北京，對我個人來講當(dāng)然意義不一樣。尤其是我父親現(xiàn)在過世了，這故事里面有個角色是影射我父親的，到最后他講了一番話，是這個戲的一種精神，所以我的感觸很多。

 1949年，20歲的王志剛在北京西城的胡同里碰到了總是出門替兄弟收租的16歲姑娘孫紹琴，然后，他愛上了她；然后，他開始追她。

他會苦苦哀求自己的班長和戰(zhàn)友，在自己和女友經(jīng)過的時候齊齊向他敬禮，說“班長好！”；他會在等待她的時候帥氣地靠在胡同的墻上，刻意地拽拽那條緊系在頸上的白圍巾——那條由美國空軍降落傘改造而成的白圍巾，是那時人人為之驚嘆和艷羨的標(biāo)志。他們約會，穿過長長的胡同去戲院看戲——到如今，77歲的孫紹琴仍常常凝望著臺北家中墻上掛著的北平舊地圖，在地圖上摩出那條從西城胡同到紅樓戲院的路來。她對兒子說：“你爸爸就是在這條路上，騙了我。”

1949年，王志剛帶著未婚妻跟隨國民黨軍隊去往臺灣。他們被分派住進(jìn)了臺灣嘉義市建國二村一間用土墻和籬笆搭建的臨時棚戶，大小只有6坪（約19.8平方米），屋頂只有一層石棉瓦，擋不住風(fēng)吹雨打，一下大雨屋里就內(nèi)澇。王志剛的軍銜只夠領(lǐng)來一份口糧，為著一家三口得以果腹，孫紹琴便做了家鄉(xiāng)的食品擺在門口叫賣——那時候，眷村的主婦們都如此撐起自家的生計。

女兒降生了，兒子降生了；退出聯(lián)合國了，“總統(tǒng)”去世了——王志剛和孫紹琴待在臺灣眷村的日子，開始比在北京的日子還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