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戈輝：在你女兒這一輩人身上，還有這種眷村情結(jié)嗎？

王偉忠：本來我一開始做眷村的時候，拍了一個叫《偉忠媽媽的眷村》的紀(jì)錄片。這紀(jì)錄片只是拍給自己的后代慢慢看的，別人寫族譜都是用筆寫，我們干影音的就用影像，讓孩子看看我們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來到臺灣的。

拍完之后在電視上播，引起了很大的回響，我就開始做關(guān)于眷村接下來的所有計劃。我的女兒，我?guī)鼐齑澹屗吹骄齑逶趺床?，讓她知道是怎么回事?/p>

我在眷村快拆的時候——這個戲里也有演——做了一頓最后的大年夜飯，大家都在巷子里，我們在上面唱歌，下面的人在吃點心。這個年夜飯吃完，沒有兩三個月眷村就拆了。

許戈輝：當(dāng)眷村和眷村情結(jié)不復(fù)存在的時候，你覺得是喜還是憂，是好事還是壞事？

王偉忠：我在戲的最后說，第一代的眷村人凋零了，有我們這代來說故事，我們希望這個民族的故事能夠世世代代地在中國人的社會里傳下去。這是我們的希望，但能不能做到不得而知。

 許戈輝：戲上演了之后，你觀察到觀眾得到的東西有什么不同？比如臺灣人怎么看，大陸人怎么看，眷村人又怎么看？

王偉忠：對眷村人來講，看了之后會感同身受，因為我們長大的過程都差不多。對其他族群的人來講——其實我覺得族群之間要完成互相融合，一定要了解對方族群成長的故事。很多本省朋友看了之后才發(fā)覺，原來你們這種所謂的國民黨后代，也不都是咬著金湯匙出來，每一個人都過得很權(quán)勢的。

跟隨國民黨撤退到臺灣的這些人住在眷村里，守著嚴(yán)格的軍隊等級，拿著部隊分發(fā)的糧票領(lǐng)口糧過活；本省人們住在眷村外，說著他們聽不懂的閩南語，過得比他們更加一貧如洗。雙方都不了解對方，又因為“二二八事件”，臺灣本省人對這些外來者充滿了戒備和仇視——但人心，總能相通的。

王偉忠的眷村里，第一個走出村門跟本省人打上了交道的便是他父親。那是1950年，村里有人過世，卻沒有人敢出去買棺材。20來歲的王志剛便奮勇地騎了自行車出去了，這一趟，不但買回了棺材，還交到了第一個本省人朋友。這一交就是一輩子，那位朋友過世時，葬禮是老王操辦的；老王過世時，睡的棺木是這位朋友家送的。這實在不失為一段族群交融的佳話。

孩子們更是不受禁忌的束縛，早早地就開始了和本省同學(xué)的來往，雖然數(shù)量不多，卻沒有長輩間的緊張和敵對，只感慨于朋友家中的貧瘠，作業(yè)也只在條凳上寫。另一種交融則源于那些嫁進(jìn)眷村的本省女人們，比如《寶島一村》里融合了女大大故事的朱太太。她聽不懂錢奶奶那一口天津話，也對那番說著“我家、我老家……”的黯然神傷似懂非懂，但這些都并不妨礙她后來做得一手好天津包子，并在這個“外省人”的世界里扎下根來。

眷村的存在也許本是族群隔離的標(biāo)識，但相互的了解和交融，卻并不會因為隔離而停歇。

 許戈輝：他們曾經(jīng)對你們是這樣的印象？

王偉忠：會呀，因為他對你不了解，看了之后才說，原來你們小時候也這么苦，你們也這樣過日子。如果國共兩邊要互相了解、和平相處，也該去看看對方的故事。

我們也看看那個時候大陸的故事，大陸也看看臺灣那個時候的故事，相互會比較了解。小時候，我們會說大陸在吃觀音土，大陸會說臺灣吃香蕉皮。都吃香蕉皮，那香蕉到哪兒去了？

因為一些因素而互相不了解，隔閡越來越大。所以透過戲劇，透過音樂，透過任何的文藝表演，族群之間才會互相了解對方的故事。那種融合才真正很好，而不是高官出來講“你們和好吧，握手吧”。不是，要靠這些東西而融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