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初,我和傅雷開始交往,冷不防就爆發(fā)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沖突。那時我們祖國正處于艱苦的抗戰(zhàn)年代,上海已經(jīng)淪陷,用傅雷的話說,那是“一個低氣丈夫的時代,水土特別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給《萬象》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論文,其中有一段話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輩作家(西按:即巴金)。傅雷在法國專攻的學科之一是藝術批評,這篇文章的重點就在于探討文學創(chuàng)作的藝術技巧。這類問題,本來完全可以各抒己見,無關宏旨。但一則我以為他的意見未必允當,再則這位前輩遠在重慶,而我又一向主張,在淪陷區(qū)的刊物上,為避免敵偽利用,不宜隨便議論身在抗戰(zhàn)前線的戰(zhàn)友,哪怕這種議論無傷大雅也罷。鑒于傅雷的倔勁相當出名,我采取先斬后奏的權宜措施,發(fā)表時把他這一段文字刪掉了。這惹得傅雷非常生氣,提出要我在報刊上更正,并向他公開道歉。但我通過朋友向他作了懇切的解釋,也就取得了諒解。
——柯靈《懷傅雷》
這篇文章寫于1978年,那時國內(nèi)對“張愛玲”三個字還態(tài)度模棱,這使被“文革”嚇怕了的柯靈在提起舊事時不但要著意避開張愛玲的名字,并且為了不讓人看出痕跡來,連巴金的名字也隱去了,用“前輩”代替。由此可見柯靈為人的小心謹慎。
然而他在1984年,終于大起膽子,把事情說得更明白了——
其實傅雷的議論,還有個更高的立足點,那就是以張愛玲之所長,見一般新文學作品之所短,指出“我們的作家一向?qū)记杀е梢牡膽B(tài)度。五四以后,消耗了無數(shù)筆墨的是關于主義的論戰(zhàn)。仿佛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qū)區(qū)藝術更不成問題。”一揚一抑,有一段還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為未必公允恰當,利用編輯的權力,把原稿擅自刪掉一段,還因此惹惱了傅雷,引起一場小風波。
——柯靈《遙寄張愛玲》
不過,如果一定要說張愛玲有什么回應的話,那么我以為《傳奇》的出版大概是多少含著些負氣的意思的。因為傅雷曾在《論張愛玲的小說》結(jié)束語里寫著:“一位旅華數(shù)十年的外僑和我閑談時說起:‘奇跡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下場。’但愿這兩句話永遠扯不到張愛玲女士身上!”
這兩句話說得相當嚴重。而張愛玲在三個月后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說集,書名就叫做《傳奇》,四天之內(nèi)全部銷光。大概算是給“迅雨”的一個答復吧。
再則,就是一年后她將《傾城之戀》搬上舞臺,并在公演前寫了篇文章,有意無意地回復:
《傾城之戀》因為是一年前寫的,現(xiàn)在看看,看出許多毛病來,但也許不是一般的批評認為是毛病的地方……
我喜歡參差的對照的寫法,因為它是較近事實的?!秲A城之戀》里,從腐舊的家庭里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zhàn)的洗禮并不會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zhàn)影響范柳原,使他轉(zhuǎn)向平實的生活,終于結(jié)婚了,但結(jié)婚并不使他變?yōu)槭ト?,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jié)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
極端的病態(tài)與極端覺悟的人究竟不多。時代是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徹大悟。這些年來,人類到底也這么生活了下來,可見瘋狂是瘋狂,還是有分寸。”
——《關于〈傾城之戀〉的老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