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亦可看作是回應“迅雨”的“《金鎖記》頗有《狂人日記》中某些故事的風味”這一觀點。

至于張愛玲本人，她以悲憫的眼神看待世人，而后妙筆生花，把一枝一葉都描勒得清楚剔透；然而她的人卻是不染纖塵，對坊間評論向來不放心上，“報上雜志上凡有批評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還有冒昧寫信來崇拜她，她亦收存，雖然她也不聽，也不答，也不作參考。”（胡蘭成語）

對于“迅雨”的評論，胡蘭成已經積極地替她在《雜志》上做了回復，以她的個性與為人，當不至于窮追猛打地自己還要再補一篇文章來對抗，弄得并肩上陣似的——如果她果真這么計較，也不會不關心“迅雨”是誰了。她與柯靈那么熟的朋友，也沒向柯靈打聽過此人是誰，可知對這件事并未掛心。直到1952年，張愛玲離開上海，再度赴港讀書，結交了宋淇夫婦，才聽宋淇說“迅雨”就是傅雷。然而知道了，也只是微覺驚訝，并沒有當作一件大事。

從這一點也可以推測，當年她那篇《自己的文章》并非沖著“迅雨”去的，所以也不覺得自己得罪了誰。

柯靈在1978年9月的《懷傅雷》和1984年的《遙寄張愛玲》中兩次提到這件事，念念不忘，耿耿于懷，其實是有點過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