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小學生寫作文也是一種寫作的話，那么，任何人的寫作生涯都可以從小學三四年級開始。這一時期的寫作狀態(tài)，預示了未來的寫作面貌。

也就是大約在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寫作的嚴酷性。這是一種直接訴諸身體的嚴酷性。

一天晚上，我同二哥從鄰村看完露天電影回來，父親突然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他臉色陰沉、威嚴，我知道我們當中有人要大禍臨頭了。父親對我說：“你過來！”哥哥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他望著我走進父親的房間，目光顯得既惶恐又有幾分幸災樂禍。因為這一次被叫去的不是他，而是我。

事實上，從那一次以后，我開始替代他，成為傳統(tǒng)家長制“父—子”關(guān)系中的那個特定的角色。畢竟哥哥已經(jīng)長大，即將成為青年人了。

我忐忑不安地走進父親房間，瞥見父親的書桌上攤放著我的書包和作業(yè)本。事情顯然跟讀書和功課有關(guān)，但我在這些方面很少出紕漏。沒容我多想，父親開始說話了，“這就是你寫的作文嗎？”父親拿起我的作文本，在我面前揮動著。我沒有吱聲。他突然揮手朝我頭上敲來，說：“就知道堆砌一些華麗的辭藻，凈寫些空洞無物的東西。”就這樣，我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頓揍。我想起根據(jù)高爾基的自傳改編的連環(huán)畫《童年》中的情形，外祖父莫名其妙地把高爾基打得趴在床上動彈不得。

身體上的疼痛倒在其次，讓我費解而又委屈的是，我居然為那些辭藻挨了一頓打。更讓我傷心的是，這些辭藻，這些成語和形容詞，在不久之前，還是我經(jīng)常受到表揚的根源。這些表揚不僅來自語文老師，即便是我父親本人，也曾多次公開夸獎我知道的成語多，語匯豐富，等等。在他心情好的時候，還會向家里的來客炫耀自己的小兒子的修辭能力。而現(xiàn)在，這一切都成為罪過。從榮耀到罪愆，距離并不太遠。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父親的這一觀念變化，始終是個謎。我尚未來得及鼓起勇氣向他詢問此事，他老人家就不幸過早地離開了人世。

這是我第一次因為寫作而受到懲罰。但這種懲罰不同于通常意義上的因文獲罪，也就是說，并非因為其內(nèi)容。事實上，那篇作文究竟寫了什么，我一點也不記得了。毫無疑問，這無關(guān)緊要。我所受的懲罰的原因純粹屬于修辭范疇，勉強可以說是“文風”問題。第二天，外出開會的母親回來了，她得知此事，也頗感詫異。她責備我父親說，你能要求一個小孩子寫出什么樣的文章呢？！但父親堅持認為，修辭問題會影響到一個人的人品，如果現(xiàn)在不加以整肅，將來孩子會變成一個虛夸的人，云云?？梢姡揶o是危險的，雖然不過是一種外表華麗的辭藻，但它可能由外及里地侵染一個人的德性，就好像體表沾染了毒素，經(jīng)由皮膚吸收，而致使身體內(nèi)部病變。語詞并不必然呈現(xiàn)言說的意義，相反，它有可能帶來意義的空洞，而這種意義空洞有可能成為言說者在品質(zhì)上不誠實和輕浮虛夸的表征，進而遭到暴力訓誡。

這是一個嚴酷的教訓。寫作與身體懲罰聯(lián)系在一起，它對我日后的寫作無疑產(chǎn)生了某種影響。雖然我至今依然對修辭術(shù)有某種程度上的迷戀，但很顯然，我無法將修辭視為寫作的根本，它只能是第二位的，如果修辭不能帶來語義上的清晰和表達的深刻的話，那就只能放棄它。這一點，與中世紀哲學家奧卡姆的“剃刀原理”相類似。簡單化地說，“剃刀原理”就是所謂“簡約原則”——刪繁就簡，少賣弄辭藻。據(jù)稱，美國作家杰弗瑞·沃爾夫（Geoffrey Wolff）對他的學生傳授的寫作要義是“別耍廉價的花招”，而雷蒙德·卡弗則說：“我還要更進一步——‘別耍花招’，句號?！痹诳ǜタ磥?，任何花招都是廉價和多余的。

奇妙的是，父親以一種中國傳統(tǒng)的方式，傳授了卡弗式的寫作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