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同時，鑒于中國南非建交在即，北京當時一些年輕學人覺得有必要向國人系統(tǒng)地介紹曼德拉，于是由人民大學的宣方博士提議，著名編輯馮哲先生聯(lián)絡，集合一批碩士博士生從網(wǎng)上下載、翻譯了大量關于南非和曼德拉的資料，想編一本對國人有啟發(fā)的曼德拉傳記。馮哲請我主持其事，他在該書初版后記中稱我是“一位為中國與南非早日建交而做出不懈努力的、激情而沉靜的學者，清華大學歷史系研究南非問題的專家”，真是慚愧得要死，我其實除了接受南非新聞界訪華團那次采訪，向南非媒體講了一通南非民主化對自己的啟示和對曼德拉的崇敬之意、并祝中國南非關系不斷發(fā)展外，并沒有做過任何與外交沾邊的事，而且也不是專業(yè)“研究南非問題的專家”。我讓他不要這樣寫，但他說是為了銷路，也就罷了。

但是我對他委托的這件事確實有興趣，還是那句話，因為它對中國有意義。說起來，1997年時國內(nèi)關于曼德拉的傳記已經(jīng)有好幾本了，南非本森1980年代寫的曼德拉傳，1990年曼德拉出獄后不久就由楊立華教授組織翻譯出版了；楊教授自己也在1988、1995年先后出版了一薄一厚兩本曼德拉傳；北大李安山教授1996年出版了《南非斗士曼德拉》；駐非記者溫憲1995年出版了《黑人驕子曼德拉》；臺灣在1992年也翻譯出版了J. 維爾的《曼德拉夫婦》。這些作者大多是南非與曼德拉的研究專家或知情人，尤其楊立華教授作為中國學者，早在曼德拉還在羅本島獄中時就已出版了介紹他的書，以后也不斷跟進研究，我的所知沒法跟他們比肩。但為什么還愿做這事？第一是因為有一批青年朋友合作，第二也確實是有感而發(fā)，或者如李保平先生后來所說，我看南非算是“有一個獨特視角”。讀者應該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點，見仁見智，就請多加教正了。

這本署名秦暉編譯的曼德拉傳記是一部集體的成果，而且也是急就章。因為想要趕在中國南非建交前出版，來不及看大量的外文書，而關于曼德拉的中文、中譯傳記，我那時也只看了本森、楊立華和李安山的三本。該書主要還是根據(jù)那些研究生朋友從英文網(wǎng)頁上搜集并翻譯的資料，加上我自己當初為寫“之三”及后續(xù)研究而搜集的資料（基本也來自網(wǎng)上，說起來，我還就是從這件事起學會用電腦、上網(wǎng)的）編寫。由于在1997年對網(wǎng)上資料如何引證還沒有形成規(guī)范，所以全書都沒有注出處。今天如果有人批評此書不符合“學術規(guī)范”，我不會爭辯，事實上在清華的科研報表中我也從來沒有把這本書申報為學院意義上的“學術成果”。但是我相信，這本書對于國人是“有用”的。從我后來對南非情況的繼續(xù)了解看，這本書敘事的可靠性是沒有問題的，而更重要的是這些敘事為本書中第二部分的那些分析性的論著提供了背景知識，沒有它，會妨礙讀者對這些論文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