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直面上述問題當然不是為了給宋先生這樣的人提供反民主的炮彈。其實這樣的炮彈也不難找，辛亥革命后的共和中國兵荒馬亂，很長時期比清末“新政”時的秩序更糟，但是憂患中的國人只能向前求索，有幾個人希望清廷復(fù)辟、重返帝制？世界上很多前殖民地獨立后發(fā)展都上不去，今不如昔之處甚多，但又有幾個人希望重返殖民時代？人類有些追求是不可抗拒的，有之并非萬能，無之萬萬不能，問題需要解決，倒退絕非出路。民主化就是這樣。而且平心而論，世紀之交的這輪民主化的“負面”（所謂轉(zhuǎn)型危機或過渡期陣痛）比起過去法國大革命、比起清帝國、沙俄帝國、奧斯曼帝國專制瓦解后的混亂要小得多了。人們常提的東歐（前南斯拉夫的某些地區(qū)和前蘇聯(lián)的高加索地區(qū)除外）、韓國、臺灣、西班牙等都比較順利地邁過了這個坎，而相比之下南非這個坎算是邁得比較艱難的。但是由于南非的民主化是沖著白人統(tǒng)治者來的，相比沖著別的一些人，在我們這里似乎就更無爭議些。分析南非的轉(zhuǎn)型危機在我看來因而就更有意義。這意義主要有三：

第一，轉(zhuǎn)型本身的正面意義（不是什么抽象的“價值”，而是社會生活中的種種事實）遠大于轉(zhuǎn)型危機的負面。即便南非那樣比較嚴重的轉(zhuǎn)型危機也是如此，就以在南非也算嚴重的“約翰內(nèi)斯堡變成索韋托加桑頓”而言，我們旅南非同胞時常提到的“約堡沉淪”也不應(yīng)當遮蔽索韋托的前進和桑頓的繁榮。南非人民從來沒有因這些“負面”而降低他們對擺脫種族隔離制度和實現(xiàn)民主化的自豪，世界人民也從來沒有因這些“負面”而像宋先生那樣嘲笑南非人“不值”。相反，這些“負面”更凸顯了人們?yōu)樽非蠊饷鞫x無反顧克難前行的志向。

第二，對這些“負面”形成機制的分析也表明它們，至少是它們中的許多與其說是民主化的“不良后果”，毋寧說是舊制度的后遺癥。南非的過渡期危機其實在種族隔離末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甚至約堡主城區(qū)的失序也是1980年代就已濫觴。它們證明舊制度的“增長奇跡”已昨日花黃，舊制度本身也已不可持續(xù)。盡管新南非沒能很快結(jié)束這些后遺癥，甚至很多過去種下的前因到新南非才暴露出后果，從而以轉(zhuǎn)型危機的形式變成了新南非的“負面”，但是也正需要人們?nèi)ブ泵?，而不是回避這些現(xiàn)象，才能把這些形成機制剖析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