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政方面，約翰內斯堡于1999年實行美國式的“城市經理”制，重組瀕臨破產的城市財政，通過出售政府的“非核心資產”，籌集資金用于市政建設，到2002年實現1.53億蘭特的小額盈余。通過兩次重劃市轄區(qū)，把11區(qū)合并為7個區(qū)，盡量使財政盈余的富裕市鎮(zhèn)和財政困難的窮市鎮(zhèn)并在一區(qū)（如桑頓與亞歷山大鎮(zhèn)便被同劃入E區(qū)）以調劑余缺，使市政得以展開運作。

在社會方面，早期的“占領”風潮很大程度上是自發(fā)的，為建立秩序，政府在新居民中促進了社區(qū)建設，近年來還實行了政府、企業(yè)、社區(qū)和NGO簽訂公約方式，共同維持公共規(guī)則。

在經濟方面，把舊中央商務區(qū)的“鬼樓”清出流民后確定業(yè)主，原業(yè)主愿意恢復經營的予以支持，無心經營的安排拍賣，另尋經營者。力圖盤活地產，盡快使這片昔日的繁華之地重現生機。過去的“白人城市”居民富裕，交通主要靠私家汽車，面積廣大的約翰內斯堡市區(qū)高速公路縱橫交錯，公共交通卻不發(fā)達。如今舊城區(qū)很大程度上已變成貧民區(qū)，沒有公交，城區(qū)不可能起死回生。為更新和改善基礎設施，政府以財政參股并吸引投資方式建設非洲最大的公私合營項目Gautrain都市捷運系統(tǒng)，把舊中央商務區(qū)與新富人區(qū)桑頓、與南非最大的奧利弗. 坦博國際機場及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亞都用80公里高速鐵路聯系起來，2012年全線運營。它將有效推動舊城區(qū)的復興。

通過種種努力，目前舊城區(qū)已經出現復興趨勢，一些出走的居民與公司開始返回。但是全面的復興恐怕還要假以時日。

新南非在城市治理方面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對于舊體制下受歧視的弱勢民眾，在變革時期既要維護他們的合法權利，實現他們的合理訴求，又要防止民粹浪潮?！懊裰鳌迸c“民粹”的區(qū)別不在于是否反映平民訴求，而在于是否遵守“群己權界”。以“人民”的名義趕走一個無害于人的小販，和以“人民”的名義占據一座守法富人的豪宅，同樣都是民粹，而不是民主。這其中的一個關鍵就是遷徙自由與產權和公共秩序維護的關系。種族隔離時期把黑人禁錮在索韋托那樣的地方是不合理的，城市中確有“空地”（其實現代城市一般都不可能有真正無主的“空地”，所謂空地實際上就是公共儲備土地）也應該考慮他們的居住需求，如果租房，他們的租戶權也應該得到保護。但是即便在美國那種被南非前白人當局譏稱的“無序城市化”中，也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私搭亂建”的。遷徙自由肯定有法律限制，私有民房民地不能隨意“占領”，維持公共秩序公共利益所需的禁入區(qū)域也必須設定，但在設定時應該有新移民的代表參與聽證和決策，關于“違章建筑”、“違章擺攤”的禁令只有在窮人有可能不“違章”地在城里生存時才是合理的。

當然，即使在像美國那樣尊重產權的情況下，窮人合法進入多了，富人也會有搬走的趨勢。因這種所謂的窮人“驅逐”富人造成一些城區(qū)衰落、另一些新興城區(qū)出現，也是正?，F象，而且未必不是經濟發(fā)展的機會。但是民粹浪潮侵犯產權造成恐慌就是另一回事，民主化無論快些慢些，都必須防止這種情況發(fā)生。在這方面，開普敦有正面的經驗，而約翰內斯堡有負面的教訓，它們都值得我們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