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這種舊城的破敗與商業(yè)-金融中心的大搬家的成本仍然是巨大的。不僅白人、富人付出了代價，黑人窮人也損失了就業(yè)機會。事實上由于最先撤離到桑頓去的白人富人后來在桑頓崛起時房地產價格的急升中還發(fā)了財，黑人窮人就沒有這種機會，他們的損失未必更小。因此在肯定黑人解放成就的同時，如何避免與減少這種代價是值得人們研究的課題。

新南非時期約翰內斯堡的經濟復興成就比開普敦遜色，上述城市治理危機是個重要原因。開普敦在南非新舊交替時期也曾面臨城市治理問題，但并沒有經歷約翰內斯堡那樣嚴重的舊城衰敗，這是為什么？

首先當然是因為開普敦過去就沒有“約翰內斯堡與索韋托”那么緊張而鮮明的對立。開普敦在舊南非也實行種族隔離，也出現過“開普敦第六區(qū)事件”那樣摧毀黑人貧民窟的野蠻事件。但與約翰內斯堡相比，開普敦的白人中比較開明的英語白人較多而阿非利卡白人較少，由于舊南非時期開普敦的經濟沒有約翰內斯堡那么“奇跡”般地繁榮，“流動勞工”也沒有那么多，非白人中有色人較多而黑人相對較少，他們的定居點分布較多，條件也沒有索韋托那么惡劣。因此在民主化過程中雖然也有“占領”現象，但沒有出現“索韋托人占領約翰內斯堡舊城”那樣嚴重的沖擊。

換言之，舊南非對黑人越壞的地區(qū)，后來遭到的沖擊越大；不那么壞的地區(qū)受沖擊就相對小。所以第一個應該記取的教訓是舊體制下的統治者開明些是有好處的，頑固者則會受到報應。

其次開普敦地區(qū)在新南非也是自由主義影響較大、民粹思潮影響較小的地方。舊南非時期的反對黨民主黨和新南非的反對黨民主聯盟在這里都更有基礎，而馬勒馬那樣的“煽動者”則很少在這里活動，因此民主化在這里也就更為溫和、有序。如前所述，開普敦的這些特點使其在進入新南非后更能吸引資本，留住人才，經濟更有競爭力，就業(yè)問題也相對緩和，這又反過來安定了人心，進一步消除了民粹浪潮的發(fā)生土壤。這是個良性的因果循環(huán)，它不僅對南非其他地區(qū)，對我們也是有啟示的。

最后也應該指出：種族隔離堤防的崩潰實際上在這一制度的末期已經開始，約堡舊城區(qū)一些地方由“白”變“灰”、秩序發(fā)生混亂、甚至如希爾布羅夫塔的關閉都在1980年代已經發(fā)生，那時曼德拉還在羅本島獄中未獲自由，過渡時期都未開始，更不用說新南非的建立了。所以，那種認為民主化“過快”導致了無序、毀掉了城市的說法是不對的。事實上，正是種族隔離制度的不可持續(xù)導致舊秩序的危機，而秩序失控又迫使白人統治者不得不尋求出路，與曼德拉合作啟動民主變革。而不是民主“太快”造成了無序。當然，民主變革后建立的新南非未能很快恢復秩序是應當反思的，這與民粹浪潮確實有關。但未能恢復秩序并不等于破壞秩序，這就是曼德拉的新南非與穆加貝的津巴布韋的根本區(qū)別。

事實上，非國大政權也在約翰內斯堡新舊交替時期的治理危機中學到了不少東西，不斷調整政策，力圖在順應桑頓等新興地區(qū)發(fā)展勢頭的同時擺脫舊城區(qū)的治理困局，實現舊城區(qū)的復興。

在治安方面，2007年約翰內斯堡可謂陷于谷底，這年全市謀殺案達到1,697起的駭人高峰，平均每2326名居民就有一起。而舊城區(qū)尤其嚴重。2008年后，非國大政府下決心解決舊城區(qū)的治安問題，強化警力，到處安裝攝像頭，從各處“鬼樓”中清出非法進入者，依法打擊犯罪活動。2008年底據警方稱，約堡市中心每個街角都已安裝“電子眼”，警察對暴力案件的反應時間縮短到60秒。犯罪率“顯著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