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現代中國？這個問題在今天看起來似乎是一個非常空洞的問題。因為現在中國史學界關于現代中國的研究，越來越呈現出一種我稱之為“碎片化”的現象。也就是說，過去各種各樣的宏大敘事趨于消解，大家的研究都在自己個別的微觀領域來進行。今天中國的史學界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成果，但是這些成果恰恰呈現出一種碎片化的趨勢。在微觀領域有很多突破，但是宏觀背景卻一片模糊。好比說，各自提供了一棵棵很好的樹，甚至是一片很好的樹葉，但對于那片森林，認識卻是非常模糊的。每位學者都在自己的局部下棋，缺乏大局感和全局感。在這個意義上，什么是現代中國，這一被認為是過于宏觀和空疏的大問題，需要再次提出來引起我們的思考。任何一個微觀的研究，都要借助某種宏觀的知識背景，即使不研究宏觀問題，也總是會自覺或不自覺地依賴于某一個或幾個理論預設或者框架背景；而任何一個微觀領域的研究，其真實的意義也只能放在宏觀的知識背景里面才能獲得理解。

中國研究的四種模式

關于“什么是現代中國”，過去存在著四種不同模式的理解。第一個模式首先是費正清提出來的沖擊—反應論，把現代中國理解為由西方的沖擊而產生的回應。第二個是列文森的傳統與現代模式，這個模式到今天還有巨大的影響，甚至某種意義上在大陸史學界還是主流，把現代中國看成是怎么克服傳統、走向普遍的現代性的歷史過程。第三種模式，柯文把它概括為帝國主義論，在中國史學界過去更多地體現為革命高潮論，把現代中國的歷史視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中國人民反抗、革命，最后取得勝利的歷史。第四個可以稱之為中國中心觀，這是柯文最早提出來的，試圖跳出歐洲中心論的框架，從中國自身的歷史出發(fā)來理解現代中國；在日本和韓國，不少學者也試圖超越西方的視野，提出東亞現代性，認為東亞現代性的發(fā)生與發(fā)展同歐洲完全不一樣，有自身的脈絡和歷史淵源。中國現代化的發(fā)展不是1840年以后的事，而是從宋代以后就有一個緩慢的、自身演變的過程。近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在史學界也出現了中國（歷史）特殊論的觀點，而且開始逐漸變得主流。

雖然現在許多現代中國研究的學者拒絕談宏觀問題，但談也好，不談也好，它總是在那里，只是你不自覺而已。所以，我認為對“何謂現代中國”需要反思，從而獲得一個“背景性的自覺”，以便更好地指導我們的微觀研究。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需要對已有的四種模式進行反思。對現代中國的闡述，不是重新開天辟地另搞一套，而是從原有的四種模式再出發(fā)，再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