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樂嫣（Gloria Davies）教授在她的亞洲學會論文里，對這一連串的問題作了極為精辟的論述。她對列文森的文本提出批判性的閱讀，我們可以說，黃教授的閱讀是列文森不可能自我進行的。正如列文森在他的《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一書里所說，我們“認識”梁啟超，有時是絕對無法超越梁任公本人的自我親密知識，但有時則是絕對必須超越梁任公的自我建構(gòu)。黃教授在今年大會的論文里充分實踐了列文森所提倡的辦法，然而，她所作成的結(jié)論又想必不是列文森所能夠想象的。這個意義遠遠超乎我們一般所說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它所展現(xiàn)的是列文森的思想史在方法上具有不斷再生的生命力，然而這個方法在 20世紀被運用所產(chǎn)生出來的結(jié)論，卻不是今天大家能夠繼續(xù)普遍接受的。

列文森的文章意向豐沛，一方面在歷史脈絡上從大處著眼，一方面在美學與文學上又能獨具慧眼，體現(xiàn)出游刃有余的自得，以及中西兼通的開闊境界。列文森雖然身處學院，但是他所作的顯然不是饾饤式的專業(yè)性文章，他的大文揮灑自如，不類為了升等或者稿費而“應制”生產(chǎn)出來的候?qū)徫恼?。列文森的論述文字典雅亮麗，修辭造句本身就值得欣賞，相形之下，今天的專業(yè)性文章則常把文字變成工具。這里面又牽出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今天讀列文森，如果專門從專業(yè)內(nèi)涵角度來議論，是否能夠充分認識到他那一代人的知識意向以及學術風貌？白杰明（Geremie R. Barme）在亞洲學會的發(fā)言，以他一貫的敏銳，談到了知識人與文本生產(chǎn)之間的關系。比方說，在列文森所處的時代，西方漢學家們只能玄想北京的故宮在冬日初雪之后的情境，今天的西方漢學研究者們則大可直接進入這個場景，既可以觀想昔人畫筆或詩詞中所建構(gòu)的雪天景象，也可以佇立高樓，觀想大雪遮蓋之下的滿城泥濘。又比如說，列文森那一代人接觸中國思想，只能在圖書館里安安靜靜地瀏覽書架上的收藏，相形之下，今天的漢學研究者們則必須也難免設身處地，聽見公共場域里的眾聲喧嘩、看見思想表述過程中的奮戰(zhàn)或包裝，今天的研究者所可能閱讀的對象，也就不限于已經(jīng)被畫上了句點、包裝得完整的一篇篇文章。

幾個問題

《儒家中國及其現(xiàn)代命運》通常被大家看待為思想史作品。但是它的關注重點，并不是思想體系內(nèi)緣的結(jié)構(gòu)，而是各種思潮在變化的時代中所起的不同作用。如果我們把它看作一部通過思潮變遷來敘述的中國近代史，或許更貼切。但是思潮如何反映變遷或者主導變遷？一部從政治史出發(fā)的思想史，是否必然從政治史角度對思想體系進行理解?

其次，通過列文森的處理，明清以來中西交通過程中的中國思想變化，似乎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一波接著一波，具有內(nèi)在邏輯上的必然性，成為一部歷史的長卷。他所書寫的是近代中國的大歷史。書寫大歷史在史學研究上有什么正面與負面的意義，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