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現(xiàn)代中國杰出的科學家竺可楨則駁斥了科舉制度阻礙中國科學發(fā)展的觀點。與錢學森一樣，竺可楨彰顯了生產活動，特別是知識與生產結合，在近代科學興起與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

至于時文八股的束縛人的思想自由，消磨人的光陰，的確與中國科學的不能發(fā)達有相當影響。但從兩宋到明清凡是有識見的人，從朱晦庵、文文山，到顧景范、袁子才沒有不痛恨科舉，鄙棄時文的。有許多學者最初作時文為了要功名，等到有地位以后，就可鉆研他們所喜歡的學問去了。所以清朝雖以八股取士，仍舊無礙于當時漢學的發(fā)揚了，從此也就可以曉得科舉制度，并非科學不發(fā)達的重要原因了。

據(jù)我個人的見解，近代科學即實驗科學所以在中國不發(fā)達，是由于兩種原因。一是不曉得利用科學工具，二是缺乏科學精神。實驗科學的最重要工具，是人們的兩只手。不用手無論什么實驗也難得做的。希臘的科學家對于幾何學、天文學貢獻極大，但是希臘不能產生實驗科學，也是因為希臘人鄙視勞動的緣故。希臘以后，羅馬時代對于科學可以說沒有什么貢獻，不久就到了中世紀黑暗時代。等到16世紀中葉，才產生了近代科學的開山祖師伽利略。

竺可楨認為，鄙視勞動是我國古代圣賢傳統(tǒng)的一種觀念，這種觀念造成知識與勞動的分離以及空談心性、崇尚虛文的士大夫文化，中國和希臘都發(fā)展了前文藝復興時期水平的科學，但都未發(fā)展出近代科學，這里的關鍵就在中國和希臘知識文明都鄙視勞動。因此他建議當時的國民政府，應加強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勞動觀念，只有讓知識與勞動相結合，才能發(fā)達科學、實現(xiàn)富強：

今日學校里邊的學生還是和從前士大夫階級一樣，仍是嫌惡用手，嫌惡勞動。希望教育當局能夠在小學里邊，就改移學生這種觀念，這種態(tài)度，使個個小學生得到相當用手的訓練。成人以后，以能自食其力為榮，不以勞動為可恥，則將來不但可以增進生產，減少消耗，而且可以發(fā)達科學。

中國要講富強，要發(fā)達實業(yè)，要追上歐美的物質文明，必須要發(fā)達實驗科學。要發(fā)達實驗科學，決不是僅僅買幾座無線電、幾架飛機所能了事，必得人人肯用他們的手來做實驗，來做工作。

竺可楨認為，并不能一般地說作為“選賢機制”的科舉制是壞的，但是，如果“選賢”依據(jù)的標準是脫離實際的“虛文”，如果這種“選賢機制”造成知識者與現(xiàn)實、民眾與生產的隔絕，那么它就是壞的，而這也正是近代科學不產生于中國的原因：“歸根講起來，中國農業(yè)社會的機構和封建思想，使中國古代不能產生自然科學。此種機構，到如今還大部分遺留著。人民一受教育，就以士大夫階級自居，不肯再動手。在學校所習科目，只問其出路之好，待遇之豐，更不校量科目之基本訓練如何，個人興趣如何。把利害之價值放在是非之價值上。”

錢基博先生（錢鍾書的父親）在《近百年湖南學風》中指出，中國之所以落到近代以來這樣一個被動挨打的悲慘境地，并不是因為中國一般地缺乏藝術和學術，更不是因為讀書人不“價值中立”，而恰恰就是因為中國的讀書人一向就是個超越現(xiàn)實的特殊階層，這個階層就叫“士大夫”，他們的學術與藝術從根本上脫離生產活動和社會實踐，不關乎產業(yè)經營，甚至無須動手，這些人實際上也沒有宏濟艱難的真本領，即所謂“棄大圣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這就仿佛今天的中國托庇學術與藝術之振興，以為只要有一批專家好好做學問，中國的科學就不再落伍，但這是十足的夢話。因為鄙視勞動、鄙視動手、鄙視試驗和實踐的士大夫傳統(tǒng)依然存在，所以今天的受教育者往往是一進入大學便思“考公務員”，凡屬吃苦、動手、跑路的專業(yè)亦因為“出路不好”而令人望而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