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類的活動立法，這就是康德的志向，而且認為，這也應該是所有知識分子共同的天職和“志業(yè)”，因為知識分子就是這樣一個特殊階層，他們是社會再生產(chǎn)領域的主導者，而這個領域存在的目的就是為生產(chǎn)和交換活動制定法則，為人類行為制造規(guī)范和價值標準。

在康德看來：人最杰出之處，便是他內心中擁有道德法則，這使人的行為是“合目的的”，是符合社會法則并在法則支配下進行的，而不是盲目試驗的被動反應?？档抡J為，道德的基礎便是遵守法則，服從法則的支配，因此，一個講法則的壞蛋，在道德上也要超過一個“無原則的好人”——這就是倫理學（實踐理性）的實質。

康德對于法則的重視，從隨便的例子中便可以看出：康德很年輕的時候，就在大學獲得了鐘點講師之教席（中國當下的學院體制與歐洲類似的，就是碩士畢業(yè)只能當講師）。所謂鐘點講師，就是看學生來聽課人數(shù)的多少收費。當年，曾經(jīng)有一個學生通知康德說，自己決定來聽他的課，只是說過之后，卻總也不來，后來，這個學生讓康德推薦他做律師，康德則堅決不寫推薦信，而且還批評這個學生言而無信，即他的行動“不能受法則支配”?？档抡J為，這種“心中沒有道德法則”的人根本就不配當律師。

康德自己對于“鐘點法則”可謂身體力行，這包括他一生都生活得如同鐘表那般有規(guī)律，整個哥尼斯堡也都把康德當作法則、規(guī)律的象征，著名的典故是康德每天中午12點出門散步，分秒不差，所以每當康德出門，大家都知道這是正午12點了。

不過，康德的研究者們卻對這種“鐘點法則”提出了不同的解釋。他們說：康德之所以生活得如此有規(guī)律，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倫理的，而是“生理”的，不是出于道德目的，而是為了“養(yǎng)生”。盧梭畢生為泌尿系統(tǒng)疾病所困，康德則為“心肌缺氧癥”所苦，至于究竟病癥如何，今已難考。不過，我們知道，在18世紀的歐洲知識界流行盧梭所譏笑的“疑病癥”，即懷疑自己有病，這乃是知識分子中的時髦，其實這也與當時的中國差不多，即“以病為美”，也就是《病梅館記》里所寫的那種時尚，它也一直在中國士大夫中流行。

總之，康德似乎也是個“林妹妹”，他天生胸腔塌陷，所以一輩子總是擔心自己隨時會死掉，這種疑神疑鬼的憂郁癥對于他的思想和哲學都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為了養(yǎng)生，為了與“疑病癥”作斗爭，康德方才對自己的生活進行嚴格管理，并且嚴格地按照作息時間表身體力行——無論這種精神分析式的說法是否靠譜，堅持嚴格的、有規(guī)律的生活確實給康德帶來了好處，因為康德最終活了80歲，而且去世的時候毫無痛苦。

康德對自己為人類制定的普遍法則——以數(shù)學、邏輯學和語言學為基礎的形而上學非常滿意。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人們也會心悅誠服、“普遍贊同”地這樣說：這正是人最基本的美德，是一個求學者先天具備的美好素質，一旦認識到這一被上帝植入所有人內心的法則，人們就會感恩戴德地遵從它，因為這是普遍而終極的法則，是人人具備、人人同意的法則。

不過，世界上總是還有這樣一些特立獨行者，他們對“普遍法則”的說法深表懷疑，并指出康德所說的“先天法則”不過是布爾喬亞社會——資產(chǎn)階級市民社會的道德法則，因而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法則。這些人甚至認為：一切法則，無論它號稱是先天的還是后天的，無論是現(xiàn)實的還是人們頭腦中產(chǎn)生出來的，都無非是特權階級和統(tǒng)治階級制造出來、束縛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工具。持這種觀點的人，前有盧梭，后有尼采和馬克思，這些人的英名與康德一樣永垂不朽，而他們卻都是與康德完全不同的人，即這些人是“天生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