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理性使人產(chǎn)生自尊心，思維又使之增強，是理性使人多考慮自我，也是理性使人遠離煩擾折磨他的一切。哲學思維把人孤立起來。正是由于哲學思維，人才會在見到別人在受難時，暗自在心里說：“去死吧，如果你愿意的話，反正我是安全的。”只有那些危及整個社會的危險，才能攪得哲學家不能安睡。有人在他的窗子底下殺死他的同類卻逍遙法外，他只是捂住自己的耳朵，稍微為自己辯解一下，就阻止了自己的本性背叛他自己，阻止了自己的本性同情這個不幸的死者。野蠻人就沒有這種令人欽佩的才能，而且由于他缺乏智慧和理性，總是愚蠢地聽憑這種原始情感的支配。例如，在騷亂中，在街頭毆斗中，賤民嘯聚一起，而謹慎的人則站得遠遠的，但最后往往還是群氓，是賣菜的婦女，挺身而出隔開打架的雙方，阻止上流社會有教養(yǎng)的人自相殘殺。

黑格爾則進一步發(fā)展了盧梭關(guān)于哲學“起源于自私自利”的論斷，他的說法雖說并不刻薄，卻更為深刻（自然也更為晦澀）。他這樣說：哲學就是“我思”，這意味著思考不可能脫離“自我”這個陷阱，或者說，也意味著超出“自我”的思考是不可能的。

于是，像康德一樣晦澀（如果不是更加晦澀的話）的海德格爾方才說，歐洲智慧的最大難題就是：它難以走出“自我”的封閉體系——按黑格爾的說法，也就是難以走出“我思”——簡而言之，也就是無法“走出康德”，即無法走出康德的“先天綜合判斷”，無法走出康德為之設置的法則——市民社會的法則。

什么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呢？如果最簡單地說，就是：我“所思”的，就是我“所欲”的；我想這個東西，就是我要占有它；我認識和思考某物，那一定是按照我的方式、從我的角度去思考它，我一定是戴著“有色眼鏡”去認識對象。這種先天綜合判斷，當然也正是一種先天的綜合局限，或者說是“先天綜合征”。

在黑格爾看來，法則就是意指，而所謂“意指”（meinen），就是“意見”（meinung），也就是“我的”(mein)，而在德語中，“意指”、“所意指者”和“我的東西”其實都是一個詞。歐洲的語言和思想“先天地”陷入了一個死胡同，它基本的思維方式可以簡單地表述為“我思故我在”，認識活動無非是把“世界”變成“我的世界”。

海德格爾說，形而上學便是這樣把認識活動轉(zhuǎn)化為“占有活動”：

我們所有的表象和直觀都是這樣：我們在其中意指某物，意指存在者。但在每一種意指中，我都同時而且不可避免地使所意指者變成了我的東西。一切意指，一切看起來僅僅與對象本身相關(guān)的一切意指，其實都變成了一種占有和接納，即把所意指者納入人的自我之中。意指本身同時就是：把某物表象出來，并且把被表象者變成我的東西。但甚至當具體的“自我”（Ich）并沒有進行意指時，當某個個別的人的思想的決定性作用似乎并沒有發(fā)揮作用時，主體性的危險也只是在表面上得到克服。在這里，對存在者整體的人化并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不僅在規(guī)模上變得更大了，而且主要是在方式上變得更大了，因為沒有人哪怕僅僅猜測到這種人化。由此就產(chǎn)生了一種起初不可消除的假象，仿佛在這里并沒有人化在起作用。但是，如果說世界解釋不可避免地包含著人化，那么，任何想把這種人化非人化的努力，就都是毫無希望的。因為這種非人化的努力本身又只不過是人的一種努力，從而說到底還是一種潛在的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