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輕，自古已然。問題在于，在階級斗爭的高潮中，文藝齟齬被拔高成了階級、路線、政治斗爭。這造成了某些善良卻也是天真與不完全結合實際的文人的噩運，也培養(yǎng)出來一批斗士，其中就有姚文元式的“金棍子”，與其他一些英雄好漢，還有一些以文藝為敲門磚的官員。他們在斗爭中表現(xiàn)得好，雖然沒有著名作品，卻成了著名文藝家（上面的提法來自艾青）。應該說越是沒有著名作品，越是要通過主動掀起斗爭而搭上車，成為著名的人五人六。他們以從上邊找靠山，從政治上壓倒對手、壓倒成了冤家的同行為取勝法門。50年代上邊支持周揚，批胡風、丁玲。80年代，似乎是周揚失勢，而丁玲被抬舉了。中央電視臺直播了鄧力群同志在丁玲的遺體告別儀式上的談話，他激動地大談丁玲的共產黨員的品質，而大批某些人只是“來去匆匆的過客”。過客云云，我更早是聽彭真同志這樣講赫魯曉夫的。還有，不乏老作家如姚雪垠、臧克家、魏巍等熱衷于給中央領導寫信告狀……文人相輕進入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黨、政治局或書記處的層次，嗚呼哀哉！

現(xiàn)在好了。李嵐清同志就多次強調要把文人相輕變成文人相親。領導不再熱衷于在文藝知識分子群中劃分左中右了，不再呼風喚雨地掌控文壇的反傾向斗爭。而是遇到文藝問題就事論事，一律個案，有行政性的措施，如哪一本書或哪一部電視劇控制發(fā)行放映，卻不作進一步的發(fā)揮，不作意識形態(tài)的論戰(zhàn)與延伸。管理也主要是管出版發(fā)行放映上網(wǎng)展出演出環(huán)節(jié)，盡可能不參與創(chuàng)作上的爭論，這聰明多了也圓熟多了。

但又出現(xiàn)一個新的問題，意識形態(tài)的歧義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不會因為行政管理權力的運用與奏效而改變。你可以不讓某本書加印，但是你管得住的恰恰是最遵守規(guī)則的國有大出版社，你的控制使得某類打了擦邊球的書籍的發(fā)行權全面轉給了非法盜版者，使他們獲得了暴利，使作者與守法的出版者沮喪嘆氣，使非法者樂得受益。我親眼見到，《往事并不如煙》與《中國農民調查》轉入“布”下，即轉入書攤老板的包袱皮下，更加神秘地暢銷售出的情景。

而意識形態(tài)的歧義仍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在積累膨脹?？慷惚芘c諱忌，解決不了思想認識、意識形態(tài)上的問題，躲避與回避不是長久之計。

你規(guī)避的意識形態(tài)歧義，正是境外人士熱衷的話題。你越不想說什么，港澳臺、西歐北美的著者與讀者越是關心，至少是逗起了好奇心，就越是大量地出書談什么。你的答疑解惑的話語權無條件地出讓給境外了，連《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中共黨史（1949—）》這一類的書名，也只有英國劍橋版的或臺灣版的了，長此以往，這不是辦法。1998年我訪問匹茲堡大學，接待我的女士就是中共黨史專家。她研究起來可是百無禁忌。因為對某些事件的回避，而遲遲不能出版我們自己的黨史、國史、新中國的文學史藝術史，這也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增強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吸引力與凝聚力的方針。

我們必須正視歧義、討論歧義、爭鳴歧義，有信心地以實事求是這個思想路線上的法寶解決歧義。我們的大學、社科院、文聯(lián)、作協(xié)、宣傳部、文化部、媒體，再不能規(guī)避現(xiàn)當代歷史與文藝話題，不敢談、不會說、講不明白人文、文藝的熱點話題了；再不能只敢于念念有詞地照抄照轉、說那些隔靴搔癢的空洞標題了。

當初，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以經(jīng)濟建設為綱的時候，我們未必能預見到這樣的轉移的深刻后果與全面后果。1992年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時候，也未必預見得了“市場”二字所引起的全局性變化推移。以文藝而論，文藝的市場導向的看不見的手日益發(fā)揮作用，文藝的政治功利取向漸趨淡化，文藝的精神追求幾乎頂不住市場追求的強大影響，文藝的崇高性正在為娛樂性消費性所排擠，傳媒正在與人民的消費需求與市場的效益結盟。同時，文藝知識分子的生活條件工作條件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好過，創(chuàng)作與研討的空間日益開拓。我們的一些老人，一心懷念著打著快板為急行軍的子弟兵鼓勁的文藝的火紅歲月，對于當前的文藝生活發(fā)出惡毒的咒罵。一些不擇手段地一鳴驚人的文藝知識分子，正在從不同的方向痛罵現(xiàn)實，要求全盤西化，或者干脆提倡回到“文革”的原教旨上去。這很有趣，也很考驗中國共產黨。我們怎么能夠沒有自己的強有力的、真正內行的與才華橫溢的人文知識分子、文藝知識分子呢？

斗爭、運動、躍進……馬不停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