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對曰：“申子未盡于法也。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定法》）

在這樣的政策之下，時越兩千年，其結(jié)果我們都看到了：該說謊的照說謊，越說越起勁，越說越熱鬧，越說越有水準；不該沉默的一直在沉默，沉默已成為他們終生的通行證。

5.破群散黨

黨在先秦，不是個生僻詞。朱熹《論語集注·述而》有注曰：“相助匿非曰黨?！毕嘀浞?，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互相包庇。朱熹這個解釋，其實有點偏。黨的詞義（詞性？）至少在先秦時，實際是半貶義，半中性的——應(yīng)該還稍許帶點弱褒義——但主體傾向于貶義，所以《論語·述而》才有：“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這是陳司敗對于孔子的質(zhì)疑，而孔子也很誠懇、誠實地承認：“丘也幸，茍有過，人必知之。”

黨的這種偏私性、非正當性，和危險性，在韓非的著述里凸顯得倍加強烈，成為韓非專制之途的主要“攔路虎”之一。

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wù)交而不求用于法……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法），行私術(shù)，比周以相為。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與眾多，外內(nèi)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有度》）

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愛臣》）

故內(nèi)搆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fā)事，一舉而取國家。（《說疑》）

臣之所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揚權(quán)》）

《奸劫弒臣》有段文字，更是將大臣、官員為何要結(jié)黨營私，走上層路線，搞幫派，結(jié)人脈網(wǎng)，公權(quán)私化，凡事入私門，以敷衍、馬虎心態(tài)對待公職的心理，揭示得淋漓盡致。

國有擅主之臣，則群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人之情也。今為臣盡力以致功，竭智以陳忠者，其身困而家貧，父子罹其害；為奸利以弊人主，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澤。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積功勞而求安，是猶盲而欲知墨白之情，必不幾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趨寶貴，事上而求安，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愈不幾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無相比周，蔽主上，為奸私以適重人哉？”……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guī)矩而欲為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幾矣。”

著實稱得上是篇綱領(lǐng)性文件，通用的官場自我辯護詞，精準得一塌糊涂！看來確實是給黑格爾說中了，兩千多年，的確是沒有變化。順便說一句，“以足搔頂”，這是整本《韓非子》中，唯一可見的幽默語。難得，也夠形象。

結(jié)黨成群，既然是官場的趨勢所然和客觀存在，是君主專制的最大威脅之一（《亡征》之中有數(shù)條，指私黨成群，皆可致亡國敗君），嚴禁、破散、清除黨群，自然就成為韓非專制思想窮追猛打、狠叮猛咬之處。

散其黨，收其余，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主道》）

大臣之門，唯恐多人、欲為其國，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將聚眾。（《揚權(quán)》）

作斗以散朋黨。（《八經(jīng)》）

只要是人群聚集，就得加倍小心。

順帶說一句，破群散黨，在先秦時期，并非是韓非個人，或那個所謂法家小團體的思想觀念，而是全體知識分子的共識。這種共識，無論出于主觀，還是客觀，事實上都起到了推筑中國君主專制的效果。不僅如此，或許完全是意外，破群散黨，也使中國有可能自行發(fā)展出資本主義的猜想和臆斷，淪為一句毫無指望的空話。甚至，中國社會每每在一些重大歷史關(guān)頭，如甲申三百年、鴉片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的史籍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xiàn)，“終因寡不敵眾”的字樣，此亦源頭之一。

現(xiàn)在，好歸攏一下韓非的專制在官不在民的主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