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當(dāng)時士大夫因無知而形成的“虛驕”習(xí)氣，郭嵩燾在日記中寫道：中國除取法西洋外，別無他法。“三代以前，獨中國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遠之于中國而名曰夷狄。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fēng)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南宋以后，議論事局，與古一變。學(xué)士大夫習(xí)為虛驕之論，不務(wù)考求實際，迄今六七百年，無能省悟者。”其所著《養(yǎng)知書屋文集》卷二十八中有云：面對西方先進的文化，“雖使堯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緩也”。這種不畏人言的真知灼見，無疑是帶有超前意識的金玉良言?？紤]到當(dāng)時舉國上下的懵懂，嵩燾能有此見確屬難能可貴。

為使國人打開眼界，取法西方，嵩燾還將出使英國途中的見聞及感想，逐日詳記，結(jié)成《使西紀程》，并寄回總理衙門。不料卻引火燒身，事與愿違。頑固官僚攻擊《使西紀程》“記道里所見，極意夸飾，大率謂其法度嚴明，仁義兼全，富強未艾，寰海歸心”。王闿運在《湘綺樓日記》中，甚至認為嵩燾“有二心于英國，欲中國臣事之”。朝野上下，罵聲一片，《使西紀程》最終被毀版。嵩燾歸國后，備受冷遇，至死不被清廷見諒。蒼涼氣短可見一斑。

隨著歷史演進，國人識見日增，郭嵩燾的遠見卓識逐漸被世人理解和稱道。嚴復(fù)曾評價嵩燾“負獨醒之累”，將其與屈原相提并論；梁啟超在其《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曾將郭嵩燾列為中國新思想界的第一批人物，而將康有為、嚴復(fù)和他本人等列為第二批人物，將嵩燾列為前輩和先行者，充分肯定了其對中國思想界的進步影響。日月如梭，滄海桑田。當(dāng)今重讀嵩燾著述，仍可感受到流淌于字里行間的愛國真情與過人智慧。感悟其當(dāng)時心境，不禁生出對這位玉堂前輩的敬慕之情。感慨之余，特撰此文以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