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伯先生便是生在此幽雅的人文環(huán)境中，依托無比厚重的文化積淀而起步，承載著不可估量的學術遺產而成長。平伯降生時，曲園老人尚健在。由于聰明好學，心有靈犀，故而深得曾祖鐘愛，于是親自于春在堂為曾孫授課。平伯先生四識字，六學詩，七便可作詩填詞。某中秋之夜，俞氏全家在堂前飲酒賞月，老人提議全家做聯句詩，并指定平伯出首句。平伯思考片刻，脫口念道：“八月中秋點香斗”。老人大喜曰：“孺子可教矣，吾寄以厚望焉！”為勉勵平伯勤奮攻讀，曲園老人曾命平伯在所讀書上加蓋“拚命讀書”印章，以勵其志。

不久，曲園老人病逝。數年后，平伯先生走出蘇州，1915年，考取北京大學，入文學部，1919年畢業(yè)。先后任浙江省視學、浙江師范學校國文教員，上海大學、北大女子文理學院教授，曾一度赴英、美游學，不久即返。回國后，歷任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平大學、中國學院等院校教授。少年時，先生思想活躍，追求進步，曾加入北京大學新潮社、文學研究會、語絲社等文學團體，是新文學運動初期的重要詩人，提倡“詩的平民化”。1922年，曾與朱自清、鄭振鐸、葉圣陶等人創(chuàng)辦“五四”以來最早出現的詩刊《詩》月刊。1923年，與鄭振鐸、沈雁冰等十人成立樸社，集資出版進步書刊。其后，俞平伯曾長期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學院和北京大學等校任教。

平伯先生最突出的貢獻，是其在20世紀初“新紅學”創(chuàng)建時期的作為。按紅學界普遍認同的學術分野，紅學家大致有索隱、考證與評論三大門派，而平伯先生被歸入“考證派”之中。然而，考證派之作為，乃以史料為據，來考證《紅樓夢》作者、家世、時代、版本等史實，其基本屬性可歸入史學范疇。而平伯先生之著眼點則集中于《紅樓夢》的文本。通過精讀、爬梳，對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進行了認真的比較分析，旨在還原《紅樓夢》文本原貌，所以有另辟新徑之功。《紅樓夢》畢竟屬于文學而非史學作品，所以紅學研究，不應脫離文學屬性。這就要求研究者必須具有文學眼光和意識，以文學為關注中心，并最終體現其文學價值。但對文學和文本的研究，又必是有根有據、有條有理的分析，不可靠直覺、聯想而臆造，也就是說不能靠文學創(chuàng)作的方法進行文學研究，否則出現經不起推敲的荒誕結論，則與研究大相徑庭也。平伯先生所撰《紅樓夢辨》（1923年初版，50年代初改名為《紅樓夢研究》再版），即是其上述探索的一大成果，使其成為繼王國維、胡適之后另辟新徑的一位紅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