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妹妹的悉心照顧，他表示感謝的方式是要求朋友“原諒她沒有文化”。（21）總而言之，哈塞的《見解》是個奇怪的禮贊。無怪乎舍弗納認為這本書品味低級，并且表示“把這么多瑣事、細節(jié)與粗鄙的言行塞在寥寥幾頁里，真是不容易啊”。（22）另一方面，梅茨格卻認為在哈塞充滿歧義的文字里，可以看出康德的本來面目。事實上，他自己的《論康德的性格與思想》可以說引申哈塞的《見解》正確的蘊涵。

哈塞與梅茨格的作品卻不是1804 年的哥尼斯堡中僅見的傳記文獻。它們甚至不是最重要的，而且很快就被康德的出版商尼古洛維烏斯（Friedrich Nicolovius）的一項計劃完全蓋了過去。他搜集在康德生命的各個時期里交往的人們留下來的傳記性資料而集結成書。尼古洛維烏斯并不人單勢孤。其他人如舍弗納等都助他一臂之力，以推動這個工作。這個集體行動的目標在于壟斷解釋權，并且打擊諸如哈塞或梅茨格之類的康德傳記。這一點他們做到了，寫成的《論伊曼紐爾·康德》（über Immanuel Kant）被視為關于康德的生平與性格最完整且可靠的史料。不過它仍然遠不如我們所希望的那么可靠與完整。

對康德不同的時期知之甚詳并各就其所知提供對康德生命的了解的三個人，分別是博羅夫斯基、雅赫曼（Reinhold Bernhard Jachmann）與瓦西安斯基（Ehregott Christian Wasianski）。三人都是生于斯且長于斯的哥尼斯堡神學家。博羅夫斯基認識康德的時間最長，1755 年修過他的課，60年代早期，一直與他保持友好的關系。康德 1756 年為論文《唯物單子論》答辯時，博羅夫斯基擔任提問者。雖然他無法對康德的喪禮提供第一手的報導，卻可靠地陳述了從康德初執(zhí)教鞭直到晚年的事跡，雅赫曼 1783-1794 年間追隨康德，與他關系密切。（23）作為康德的“抄寫員”或助手，他在康德發(fā)表其最著名的作品的年代里對他十分熟悉，是八十至九十年代的康德權威。瓦西安斯基是個教會執(zhí)事，康德晚年時受到他的照料。他1772-1780年期間，就學于哥尼斯堡大學，事實上，像雅赫曼一樣，他也曾經是康德的助手（amanuensis）。他原本應該可以提供康德在七十年代的許多資料，但奇怪的是，他絕口不提那段時間，而只見證了康德的晚年。瓦西安斯基 1780年離開大學后，有十年時間與康德沒有聯(lián)系，直到 1790年，才又在某個婚禮上與康德碰面。當時，康德似乎立即邀他參加自己定期的宴會，漸漸依賴上了他，在這些年里，康德把越來越多的私人事務托付給他。到最后，瓦西安斯基得到了康德的全部信任。由于康德把他當作私人秘書、助理人以及遺囑執(zhí)行者，他對老康德的生活狀況知之甚詳。

這三位神學家想確保記載正確，他們必須告訴社會大眾關于康德的真象，并阻止那些兜售小道消息的人們繼續(xù)傷害他的名譽。這項計劃因而具有濃厚的辯護色彩，也受到康德在哥尼斯堡好友們的歡迎。在某種意義之下，他們等于是攜手“拯救”康德的名望。我們有必要理解《論伊曼紐爾·康德》這本書的功能，因為它可以解釋為什么此書特別強調某些事物，淡化另一些事，這項計劃的辯護性質也解釋為什么我們從三位作者那里得到的是有些單調的康德印象。他們顯然覺得有許多事情“不宜公開”。（24）再者，他們每個人都帶有相當?shù)某梢姾陀^點，只能站在對康德的生平與著作提供一個整體的客觀敘述的角度上。我們不能期待這三個哥尼斯堡的神學家可以為我們提供這個“粉碎一切”的、以全世界為舞臺的哲學浪人鮮明的圖像，在他們的灰色素描里，我們看到了他的生命朦朧的線條。他們只是描寫一個老人的生活習慣，晚如此人碰巧寫了幾本讓他聲名大噪的作品。由于他們對康德生命中的前60年幾乎沒有什么交代，對最后20年又著墨過少，基本上他們等于延續(xù)了哈塞與梅茨格的傳統(tǒng)。不過，我們現(xiàn)在對于康德的認識，主要是受他們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