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上述問題，有必要在切入正式文本所構成的思想脈絡之前，大致回顧并描述出19世紀中晚期歐洲歷史—政治思維所發(fā)生變遷的總體圖景，在這一圖景中，認識論以及方法論方面的變遷將占據(jù)突出的和核心的地位，發(fā)生在19世紀中晚期和20世紀初的方法論論戰(zhàn)，不但迫使歐洲各國最杰出的頭腦參與其中，而且這一論戰(zhàn)的范圍之廣、涉及問題之深刻，也直接關系到歐洲各國的歷史—政治神經。更為重要的是，這一論戰(zhàn)的諸多結果經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沉重洗禮已經由當初的理智形態(tài)沉淀為隨后各個時代的情感和習慣，在對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進行可能的改變的同時，也拱衛(wèi)著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

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的《政治中的人性》一書即誕生在這一思想轉折的時代，并且也成為這轉折的標志。沃拉斯在總結19世紀中后期的歐洲政治生活狀況時，首先給出了告誡式的評論：“任何人要想以重新檢查人性的作用當做他的政治思想的根據(jù)，必須首先克服他自己夸大人類理智的傾向?！蔽掷箯柠溈既R對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的批評中獲得了他的思想靈感。麥考萊在抨擊功利主義者的思維方式時，著重指出了功利主義者過分看重人類理智的傾向，并指出，對人類理智的倚重往往會激發(fā)人類過多的改革愿望和熱情，在麥考萊看來，這樣的改革愿望和熱情通常是不切實際的；生活的沉重給這些改革留下多少空間，在麥考萊看來，這是個僅憑人類理智無法定奪的問題，因此這個問題本身是危險的。于此，沃拉斯從對功利主義者的批評中，催促人們尊重政治生活中的那些非理性的因素，諸如情感、習慣以及已有的等級和秩序。值得強調的是，邊沁將此種非理性的神秘主義政治思維方式視為“無政府主義”，在《無政府主義的謬論》中，邊沁嚴厲而明確地指出：“所有政治和道德問題都必須建立在事實基礎上?！惫髁x的核心要義便在于敦促人們放棄虛幻而無異的有關價值和道德的哲學討論，將精力轉向以事實和科學原則為基礎的政治立法和行動，以此來探明并遏制造成人類痛苦的原因。在19世紀中后期，此種邊沁主義者的理智態(tài)度毫無疑問超越了純粹社會立法的范圍，正如它在18世紀同樣遠遠超越了單純的議會立法領域一樣；實際上，它意味著一種看待世界及其變革可能性的嶄新觀念。正如弗萊施哈克爾（S.Fleischacker）評論的那樣：“我們不應該想當然地看待這種態(tài)度，雖然在過去兩個世紀它可能非常普遍。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奧古斯丁和阿奎那等，都并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人類長期存在的問題的解決辦法上。他們并不認為自己的著作或者任何人類自身的努力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相反，他們假設生活在多多少少處于靜止狀態(tài)的世界里，或者上帝自己可以做改善人類狀況所需要的重大變革。道德哲學的目的與其說讓充實哲學思考的人改變自身的社會環(huán)境，倒不如說是獲得了某種自我理解而已。道德哲學的這個觀點繼續(xù)主宰了更現(xiàn)代的哲學家，包括哈奇森、巴特勒、休謨和康德等人的著作?？档麓_實相信道德哲學能夠幫助減少或者終止國際沖突，洛克確實認為道德哲學能夠幫助人們知道什么時候反抗政府是合理的，但是，認為世界將發(fā)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任何人類實際問題可以通過足夠的智慧和善意得到解決的觀點，確實是新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