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在這種看似凝固的社會狀態(tài)之下，有著難以盡數(shù)的暗流在涌動。歷史學在1848年之后也褪去了蘭克（Leopolde von Ranke）、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以及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早年通過其作品而表現(xiàn)出的那種樂觀和自信，并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逆轉，盡管這一切都是悄悄地進行的。這一逆轉的根本特征就在于，19世紀中晚期突然間大量涌現(xiàn)出以長時段為主題的史學作品，這些作品要么關注一個特定民族數(shù)百年的發(fā)展規(guī)律，要么關注非政治性的主題，其中文化史、文明史、經(jīng)濟—社會史以及基于循環(huán)論的形態(tài)史學吸引了絕大部分第一流史學頭腦的全部精力。相形之下，蘭克所開創(chuàng)的政治史學則因為其對短時段和具體事件的特殊關注，而在19世紀中晚期悄然走上末路，這個過程之迅速著實令人吃驚和困惑。卡洛·安東尼提供了一種解釋，他認為其中原因在于“在各大民族完成統(tǒng)一后，在歷史中尋找行動動力的任務已不再那么緊迫了”。這無疑是出自一個意大利人的本能的應激性解釋，但這種解釋勢必是表面性的。民族統(tǒng)一確實是馬基雅維利以來意大利史學的中心議題，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其他歐洲國家同樣如此，就史學自身而論，民族統(tǒng)一顯然也并非必然就是核心問題，有太多的問題，或者說，凡是涉及人類自身在時間當中的命運的問題，皆在史學的重大主題范圍之內，而民族統(tǒng)一不過是一個特殊的19世紀問題。

馬克思無論是作為《資本論》和《共產(chǎn)黨宣言》的作者，還是作為參與這一過程并為這一過程付出全部心力的民主斗士、報刊編輯或者記者，都與這一過程是不可分割的。他的歷史哲學首先被人們稱為歷史唯物主義，人們也往往將他視為一派教義的首領，仿佛馬克思本人對歷史進程的參與不過是人們所理解的某種教義在行動上的反映。但人們卻一直未能注意到馬克思歷史理論的復雜性，這種復雜性在《共產(chǎn)黨宣言》身上表現(xiàn)得已經(jīng)非常集中和明顯，而他的一系列為現(xiàn)實斗爭而作的新聞性質的評論則更是突出了一個史學天才的多樣性頭腦?！稓v史學筆記》是馬克思留給后世的最大篇幅的作品，馬克思在這部作品中也展現(xiàn)出一個純粹的歷史學家的現(xiàn)實感和看待問題的透徹度，而非一個歷史哲學家的思辨性和教條性?！稓v史學筆記》出現(xiàn)在19世紀中晚期這樣一個時刻，是一樁徹頭徹尾的“反潮流”的大事件，這是因為這部作品始終展現(xiàn)的是對短時段和個體性的政治—軍事事件的全心關注。此種敘史方法與蘭克的史學傳統(tǒng)存在表面上的類似，但顯然馬克思并沒有蘭克那樣的虔信派宗教信念，也不會抱有任何天定和諧的樂觀精神。嚴格地說，作為《歷史學筆記》的作者的馬克思在這部作品中呈現(xiàn)為一個徹頭徹尾的現(xiàn)實、老辣同時又不乏滄桑感和反諷氣質的歷史事件旁觀者、參與者以及創(chuàng)造者；換言之，《歷史學筆記》中的馬克思顯然是馬基雅維利、伏爾泰和蘭克的綜合體，而完全沒有了《資本論》和《共產(chǎn)黨宣言》中的那種理想主義精神和熱情。這一切都使得衡量《歷史學筆記》在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總體圖景中的地位成為一個特別吸引人的問題。

究竟發(fā)生了什么致使19世紀中晚期的歐洲史學發(fā)生如此巨大而又迅速的變化呢？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致使馬克思寫出了他平生最大篇幅的純史學作品《歷史學筆記》呢？

本文嘗試以19世紀中晚期歐洲史學中的方法論和認識論問題為軸線，對上述問題提出一種具有內在合理性的解釋，而不是那種盡管帶有善意但卻是純形式化的解釋，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本文作者否認后一種解釋方法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