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除此之外，就這兩門科學而言，情況是相同的；正如沒有"自然的"德性一樣，也沒有"自然的"權利。只有當人們考慮到道德和權利的歷史形態(tài)，從而只有當人們不再試圖達到一種普遍的、按照自然科學方法或者普遍化方法形成的關于權利的類概念時，才能獲得一些普遍有效的、內容充實的倫理規(guī)范或者權利規(guī)范?！薄獙ⅰ白匀粰嗬币暈椤皟r值”現(xiàn)象，而非法律現(xiàn)象，這意味著嚴厲的實證主義法律觀念；法律是權力的法條，與人性及其康德意義上的道德尊嚴不可能建立關聯(lián)；同時，合法性也脫離真實性，呈現(xiàn)為純粹主觀世界中的概念建構，這一建構使得合法性成為法律宇宙中最高級的命令乃至神諭，具有不可上訴的根本特征，但事實上，不可上訴的“基礎規(guī)范”卻是對特殊的利益及其黨派司法統(tǒng)治這樣一種純粹偶然和短暫之物的表達和象征；其背后所透露的政治主旨在于盧梭和杰斐遜曾預感到并視為極度威脅人類命運的觀念：集體主體是不可能得到授權進行立法的。由此，法律的有效性便同真實性斷絕了聯(lián)系，民主進程將無法按照現(xiàn)實的進度進行打造，在法律實證主義的觀念中預設了人類的這種宿命。當人民主權的政治觀念被設想為法律概念而非現(xiàn)實當中的集體自決時，便無法在任何的政治身體邊緣獲得登陸的機會，在這些主觀法律概念的保護下，人民主權的實體內容也因此必然在公共領域中的黨派競爭以及市民社會內部的排他性斗爭中遭到撕裂，最終消耗殆盡。這便導致了哈貝馬斯失敗主義的和宿命論的承認：“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是沒有"對立"的，因為我起初為了重建目的而設定的規(guī)范性內容，部分被嵌入了可觀察到的政治進程的社會真實性之中。重建的民主社會學因此必須以這樣一種方式選擇自己的基本概念：它能夠鑒別出已經(jīng)與政治實踐相結合的"現(xiàn)狀理性"中的微粒和碎片，而不管他們如何扭曲變形?！庇纱耍裰鞅阒荒茏鳛閯荼爻３１蝗颂崞?，但也勢必遭人嘲笑的“理想化”而存在下去，“憲政民主的反事實的自我理解，在一些不可避免的、事實上也可能會有效的、由相關的實踐所設定的理想化中找到了自我表達的渠道”。

在這幅總體圖景的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則由于資本的集中而更趨于穩(wěn)固在資本上層。資本的操控者們，不論是在歐洲還是在美國，也更顯得得心應手，游刃有余。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說：“不管歐洲發(fā)生了什么樣的滄桑巨變，毫無疑問，美國的資產階級，不管是上層還是中層，都在20世紀上半葉占據(jù)了主導一切的地位。我們只要想一想這些人：塔夫脫、威爾遜、柯立芝、梅隆、赫爾、艾奇遜、杜勒斯兄弟，更不用提兩位羅斯?？偨y(tǒng)了。當然，歐洲即使在戰(zhàn)后也不乏和他們平分秋色的人物——阿登納、比內、斯塞爾巴。但是，美國在其最強盛時期自然是人類土地上的最超群者。50年后，我們還能在同樣的意義上談論西方資產階級嗎？……60年代以來啟動的"社會革命"的確產生了馬克思所講的資本本身外在形式上的變化。風格和個性上的某種平民化腌制毫無疑問發(fā)生了。但更重要的變化卻不在格調，而在范圍。自鍍金時代以來，金融海盜和工業(yè)巨頭從未在地球上邁出過如此大的步伐，他們踐踏著勞動者昂首闊步，其權勢和財富之強，是古爾德和摩根不太敢想像的。只要看一看報紙或電視，就足以發(fā)現(xiàn)這幫人無處不在。……統(tǒng)治者停止了統(tǒng)治，但奴隸還是奴隸?！?/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