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去年11月我從中共中央編譯局回到北京大學后，我一再對媒體界的朋友講：此后我的研究重點將從“塵世的學問”，即應用研究，轉向“天國的學問”，即純學術研究。因此，一般情況下我不再接受任何關于現實問題的訪談，不發(fā)表關于現實政治的演講，不出版關于現實問題的著作。然而，政界、學界，尤其是媒體界，總是有不少朋友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我繼續(xù)發(fā)表關于現實中國的評論，出版關于現實研究的論著。這一點不難理解，因為在許多人看來，做純學術的研究仿佛是躲進了遠離塵世的“象牙塔”，比起那種純學術研究來，人們當然更加關注現實問題。

我大體上做到了自己的約定，幾乎把全部精力放在了純粹的政治哲學和中國政治史研究上。我躲進了京郊樹木花草環(huán)繞的“方圓閣”，就“民主”“自由”“權力”“權威”“平等”“公平”“公正”“正義”“尊嚴”“和平”等政治哲學的基礎概念和人類的普遍價值，與古今中外的哲人們進行心靈的對話，向他們請教，與他們辯論，然后給出自己的答案。我樂在其中，儼然已經實現了我個人的“中國夢”。

然而，任何事物總有例外。當媒體的朋友提出要結集出版我過去發(fā)表過的若干論著時，我還是破例了，允諾出版了三本論及現實問題的文集。一本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的《轉型中的中國政治：民主·民意·民粹》，一本是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的《偏愛學問》，還有就是這本《走向善治》。

這部文集，取名《走向善治》，這表達了我的政治理想。在回到北大后，我接受了《環(huán)球人物》的專訪，破例談了我自己的政治理想。記者問我：“您最現實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我回答說：“我最現實的政治理想有四個。一是善政。這是我國千百年來一直追求的，古代稱之為仁政，大體上相當于英語里所說的good government（良好的政府）。在全球化背景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的人民政府，善政應具備八個要素：民主、責任、服務、質量、效益、專業(yè)、透明和廉潔。二是法治。中國古代只有‘刀制’（法制的制為立刀旁），rule by law，卻沒有‘水治’（法治的治為水旁），rule of law，因為皇帝始終凌駕于法律之上，但現在要讓法律成為公共治理的最高權威。三是增量民主。我們一定要不斷地通過增量改革來逐漸推進中國的民主治理，擴大公民的政治權益，只有這樣，才能為善政和法治提供制度環(huán)境。實現增量民主有三條現實的途徑，一是選拔官員時引入更多競爭，以實現選優(yōu)；二是從黨內民主走向社會民主；三是從基層民主向更高層民主推進?；鶎用裰骺梢宰屆癖娭苯酉硎苊裰鞯暮锰?，但高層民主決定國家的命運。四是安全。我們現在講中國夢，就是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沒有安全，任何人都不可能感到幸福。這里說的安全有很多層次，最基本的是人身安全，包括衣食無憂、環(huán)境干凈，能夠吃上放心的食品，呼吸潔凈空氣；秩序良好，走在路上不用擔心被搶、被盜、被謀殺。再高一點是自由表達的安全，免于恐懼和壓制，在法律框架內有自由表達權和公共參與權，不用擔心有人來揪辮子、整‘黑材料’。”

記者又問我：您最理想的政治現實又是什么？”我回答說：“一是善治，它高于善政，除了政府好，整個社會的治理也要好。社會高度自治，政府變得不那么重要。我們現在做不到，但我希望我們能做到。二是高度民主，直至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命題，也是我的最大理想。”

實現善治，或許是一個十分遙遠的理想目標。但不斷地走向善治，應當是我們對現實政治的一個起碼要求。

俞可平

2016年8月17日于京郊方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