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jù)時代，堅持留辮子、穿唐裝的霧峰望族林獻堂，不畏日本統(tǒng)治者的壓力，致力于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愿運動，并成立臺灣文化協(xié)會等，被視為當時民族運動的領袖之一。這樣一位衷心期盼回歸祖國的臺灣人，在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后，反而受到相當程度的迫害，終于在1949年逃離臺灣，隱居東京，七年后客死于他終身反抗的日本。

還有戰(zhàn)爭末期被征調去為日本賣命的臺籍日本兵，他們或在國共內戰(zhàn)中直接在大陸戰(zhàn)場被國民黨軍隊接收，之后滯留大陸；也有被征召到南洋戰(zhàn)場擔任看管盟軍俘虜?shù)谋O(jiān)視員，日本投降后他們變成戰(zhàn)俘，不是被判刑就是送上絞刑臺。幸存之人等到服完十多年牢役，到日本索討賠償，才發(fā)現(xiàn)他們已是無國籍之人，回臺后，政府也不聞不問。同是臺籍日本兵的許昭榮，為老兵權益奔走多年，2008年5月20日當天，在旗津“臺灣無名戰(zhàn)士紀念碑”前，抗議政府漠視自焚身亡。

除了語言、文化表述權外，還有臺灣人參政權的剝奪。雖然國民黨當局在美國壓力下，開放“局部”民主，開始實施地方自治，縣以下民意代表、行政長官及省議會得以直選，但“中央政府”仍是國民黨政府的禁臠。

南方朔認為，當國民黨帶著二百多萬人，擠到一個小地方來，自然壓縮了本地人一兩代出頭的機會。他分析：臺灣人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機會參政，“中央政府”只能補幾個臺灣人當官做樣板。很多本省籍人士進不到統(tǒng)治上層，這矛盾太大了，也是民進黨之后可以帶動氣勢的原因，這是我認為兩蔣所犯的最大錯誤。這矛盾如果能早點解決，臺灣問題就不會那么嚴重。

一座集體壓抑的大牢籠

南方朔將1950年到1975年的蔣介石統(tǒng)治時期，界定為“硬性威權”時期。在“硬性威權”之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臺灣，除了特殊階級外，所有的人好像都被一個大籠子罩著，那是一個普遍壓抑的年代。借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的某句對話，這是一個“活人都會被屁憋死”的壓抑時代。

有了過去國共內戰(zhàn)的經驗，且在朝鮮戰(zhàn)爭后致力于扮演美國反共盟友的臺灣當局，自然不容共產主義思想有任何一丁點的滲透，于是在島內展開堅壁清野的掃蕩，即所謂的“白色恐怖”。

1949年初發(fā)表《和平宣言》的楊逵，呼吁臺灣當局從速準備還政于民，確實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并釋放二二八事件政治犯。言論一出，楊逵即被送到火燒島（綠島）“思想改造”十二年。宣言不過六百多字，楊逵曾自嘲這是“全世界最昂貴的稿費”。

1950年5月13日，情治人員進入臺大醫(yī)學院，把涉及左翼讀書會的內科主任許強、眼科主任胡鑫麟，以及胡寶珍、蘇友鵬等醫(yī)師統(tǒng)統(tǒng)帶走。胡鑫麟為小提琴家胡乃元的父親，僥幸未死，遭囚禁火燒島十年。

之后，還有前基隆中學校長鐘浩東被捕，行刑前，伴隨腳上鐵鏈的拖曳聲，他還唱著日本昭和時期流傳的《幌馬車之歌》：“黃昏時分，遠遠地在樹葉飄落的并木道上，目送你的幌馬車離去。去年的離別竟成永訣……”

季季的前夫楊蔚，是1949年前后潛入臺灣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后遭逮捕監(jiān)視，日后牽涉了1968年作家陳映真的“民主臺灣聯(lián)盟”案，為臺灣文藝界一次巨大的白色恐怖案件。

奧美廣告董事長白崇亮，父親白克是臺灣閩南語片第一代導演。白崇亮十二歲那年，爸爸被拉到警備總部，在獄中遭嚴刑逼供，不久便以“通諜，受海外共產黨資助拍片”的罪名，被處以極刑，成為白家永恒的傷痛。

左翼勢力之外，1949年與胡適、傅斯年在臺灣共同創(chuàng)辦《自由中國》半月刊的雷震，原本很受蔣介石倚重，但在1960年，因與臺、港黨外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介石三連任“總統(tǒng)”，并鼓吹成立反對黨以制衡，竟在該年9月被當局以“包庇匪諜，煽動叛亂”罪名逮捕，判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