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在他的新技術中，也發(fā)現(xiàn)有精神力量會反對回想太過困窘或挫折的記憶。他發(fā)現(xiàn)的正是“阻抗”（resistance）。他察覺到患者對他發(fā)展出強烈的感受，也了解到這些感受屬于患者的過去，但轉移到分析師身上，因此發(fā)現(xiàn)了“移情”（transference）。從此以后，精神分析工作就被定義為運用并分析移情來了解患者的潛意識沖突。

臨床治療的再現(xiàn)──個案史

從1894 年開始，弗洛伊德借由研究患者以及他對自己的分析來奠定這個新學說的基礎，而后者的執(zhí)行必須借助于一位來自柏林的朋友——弗里斯（Wilhelm Fliess）。弗洛伊德以驚人的速度發(fā)展出夢的理論、日常生活精神官能癥現(xiàn)象的理論、一個關于人類精神心性階段的系統(tǒng)，以及關于笑話、藝術創(chuàng)作和文化進展的理論。在以上所有領域他都很少有先進前輩：或許我們可以把德國哲學家尼采視為和弗洛伊德最為意氣相投但卻缺乏系統(tǒng)的先輩。1902 年弗洛伊德被任命為維也納大學的教授，精神分析開始吸引學子和門徒，發(fā)展出自己的組織，終于也有了期刊、代表大會及其特殊訓練機構。

這里很快地形成一個需求，弗洛伊德必須向一般大眾呈現(xiàn)出他如何發(fā)掘大量心理知識的方式。他曾在1900 年《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當中呈現(xiàn)出他對夢的分析，但大眾也很想知道他那新的治療方法究竟是什么模樣。弗洛伊德必須呈現(xiàn)出“治療史”或“個案史”，這是一個難以應付的任務。任何一位曾經(jīng)嘗試向同儕呈現(xiàn)一個案例的精神科醫(yī)師或精神分析師，都知道要將診療室里互動的復雜性轉化為職業(yè)上的溝通有多困難。帕特里克· 馬奧尼（Patrick Mahony） 或許是關于此一主題最重要的專家，他寫道：“個案史可以作為臨床治療最為充分的再現(xiàn)（representation），然而在所有精神分析文獻的類型中，它是最為難以下筆的一種。”

借助于他不尋常的寫作天分，弗洛伊德巧妙地完成此任務。弗洛伊德所作個案史的復雜度及其內(nèi)容的豐富性皆無與倫比。由于他直覺地將一些他當時并不了解的資料一并納入，遂將文本“開放”給未來新的詮釋。他的個案史乃是精神分析訓練中講授的經(jīng)典。若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看，它們被拿來與易卜生（Ibsen ）或納博科夫（Nabokov ）的風格做比較；由于它們構成了懸疑感，結構上也被拿來和推理小說相比擬。它們的新鮮和生動傳達給我們一種感覺，仿佛透過一扇“窗戶”望入弗洛伊德的診療室，同步觀察他的工作（Buckley，1989）。這位心理學先鋒有種天分，可以從乍看無足輕重的素材當中搜集潛意識意義，這種天分總是讓我們驚嘆（Schwartz，1998）。

第一個出版的分析個案史為“朵拉”（Dora ）個案，一位中斷治療的年輕歇斯底里女性。標題是《一個歇斯底里案例分析的片斷》，1905 年出版。弗洛伊德以一個失敗的案例來作為呈現(xiàn)其工作的開始，這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多年以后他評論道，這段治療失敗是因為他還不了解移情的重要面向。

下一個個案史就是呈現(xiàn)在本書中的研究，也就是對二十九歲的恩斯特· 藍澤博士的分析，他本人同意此個案史的出版〔患者的真實身份一直不為人知，直到1986 年馬奧尼在他關于此案例的重要專論當中才將之揭露；在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 ）的標準版（Standard Edition） 英譯中，他則被稱為保羅· 洛倫茨博士（Dr. Paul Lorenz）〕。由于老鼠在其幻想世界中的重要性，他又被起了個綽號叫“鼠人”，到了今天這已成為這位患者的別名。這是唯一的弗洛伊德的原始手寫筆記仍然存在的個案史。通常在案例出版后，弗洛伊德就破壞其筆記，而我們不知道為什么本案例筆記的命運如此不同。它提供給我們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來研究他和病人的互動，以及研究這互動如何被提煉到出版的個案史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