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是秦朝設立的禮樂機構，漢初承襲之，隸屬于少府，主要用于宮廷。漢武帝定郊祀之禮，將祭祀天地的樂歌制作交由樂府，采詩夜誦，擴大了它的職能，也促成了新聲俗樂在漢代的流行，漢哀帝有鑒于此，將樂府機構罷廢。其存在時間，即便從秦代算起也不過二百年，從漢武帝擴充其職能后的存在時間不過百年。從此以后，樂府這一名稱，在中國古代歷朝的禮樂機構建制中再沒有正式出現(xiàn)過，但是“樂府”這一名詞卻獲得了長久的生命力。從制度層面來看，后世的國家禮樂機關，雖然不再有與之完全相對應的機構，但是它卻成為和它相近似的后世相關機構的代名稱。從文藝學術層面來看則影響更大，它由最初的秦漢時代的禮樂機構名稱擴而為指代由這一機構所采錄與演唱的樂歌，再進而擴展為包括漢代以后相關國家禮樂機構所采錄與演唱的詩歌，再進而擴展為包括與之相類的所有詩歌，甚至包括受其影響而創(chuàng)作的文人擬作等，都可以稱之為“樂府”。

由此可見，當我們今天提起樂府這一名稱的時候，早就超越了它的原初意義。特別是將其作為一個學術研究對象的時候便顯得更為復雜。它是以文學研究為主體，同時將中國古代制度、文化、藝術等相關知識融而為一的專門之學。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作為古代的“樂府”，留下來的最基本遺產就是樂府詩。這些詩歌本身就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是后人研究與學習的主要對象。但是這些詩歌又有其特殊性，它的功能、性質、生成、表演乃至流傳等都與文人案頭的寫作大不相同，在它們的背后保留了大量的古代制度、文化、藝術信息，因而我們只有將這些相關的文化信息把握之后，才能對這些詩歌做出更為準確的理解。正因為如此，“樂府學”也可以稱之為以文學為主的“交叉學科”。

中國古代留下了豐富的有關樂府學的著作，大致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有關歷代樂制的歷史記載以及相關的樂府活動記錄，第二是有關樂府詩的輯錄整理與注釋；第三是相關的研究成果。近代以來，人們對于樂府學的研究更為重視，成果也較前代更多。但總的來說，相對于自漢唐以來豐富的樂府活動，人們對于樂府學的研究還遠遠不夠。最主要的是，雖然古代也有人用過“樂府學”這一名稱，但是與今天我們將之定義為一種專門之學的“樂府學”并不相同，因而以往關于樂府學的研究也缺少系統(tǒng)性。在當代，相洲教授首次提出“樂府學”這一概念，功莫大焉。

我與相洲教授的合作始于1998年，那一年由我牽頭申報了《中國古代歌詩研究——從〈詩經〉到元曲的藝術生產史》這一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相洲教授承擔了唐代歌詩研究這一部分?！案柙姟边@一概念，我采自《漢書·藝文志》，是指可以演唱的詩歌，同時也包括入樂、入舞的詩，它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占有重要地位。之所以對它進行專門研究，是因為在我看來，多年來我們雖然對于這些“歌詩”有過專門的研究，但是遠遠不夠系統(tǒng)，而且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上也有缺陷，往往把它們等同于文人案頭寫作的詩歌，缺少對這一類詩歌作品獨特性質的把握。因而我要試圖從研究理論到研究方法上找到對這一類詩歌研究的新的突破口。我把這一想法與相洲教授交流，得到了他的積極響應，可謂一拍即合。相洲教授不僅很快完成了他所承擔的這一課題的唐代部分，又先后出版了《唐代歌詩與詩歌》《唐詩創(chuàng)作與歌詩傳唱關系研究》《永明體與音樂關系研究》三部著作。接下來，又承擔了北京市社會科學重點規(guī)劃項目：《樂府詩集》研究。此后全力傾注于樂府學的研究當中，在十余年的時間里，帶領他的團隊先后完成了《樂府詩分類研究》(9種)、《樂府詩要素研究》(4種)、《樂府詩斷代研究》(5種)三套叢書，主編《樂府學》刊物，以此為基礎，提出了“樂府學”這一概念，對“樂府學”的基本范疇作了初步的界定，并發(fā)起成立了全國性的學術組織“樂府學會”，在當代“樂府學”的建設與組織上，實有首倡之功。

相洲教授的這部《樂府學概論》，是其多年的研究實踐總結和理論思考，書中系統(tǒng)闡釋了樂府學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描述了樂府學發(fā)展的歷史，介紹了歷代樂府學的基本典籍。相洲教授將樂府學的主要內容概括為文獻、音樂、文學三個層面；就具體作品而言，要從題名、本事、曲調、體式、風格五個要素進行把握。相洲教授認為，這“三個層面”、“五個要素”既是樂府學研究的基本內容，也是研究樂府學的基本方法。近十幾年，相洲教授在指導他的團隊從事樂府學研究的過程中，基本上是以此為基礎而展開的，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此書還詳細闡述了樂府學的歷史，同時系統(tǒng)地介紹了有關樂府學研究的基本典籍。理論的建構與歷史的描述相結合，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tǒng)。內容豐富，要言不煩，實為當代“樂府學”的奠基之作。

在我看來，樂府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也是一門難度極大的學問。所謂古老，是有關樂府的廢立，早在西漢后期就開始爭論。由于歷史的久遠與時代的浩劫而致使文獻殘缺，六朝時學人對于漢代的樂府制度及樂府歌詩的傳承流變已經不太清楚，但也已開始了相關的研究。所謂難度極大，是因為樂府學所要涉及的歷史文化內容太多。僅從相洲教授所說的樂府學研究的三個層面而言，就有諸多難度，其中難度最大的當屬音樂層面。由于科學技術的原因，古代的樂府音樂沒有留下任何有聲資料，甚至連唐以前的曲譜也沒有留下來，敦煌發(fā)現(xiàn)的極其珍貴的唐代幾首曲譜，如何破譯和復原也是至今仍在爭論的問題。目前我們所能做到的樂府學的音樂研究，不過是有關的音樂文獻的整理分析，尚未達到對音樂形態(tài)本身的研究，而當下從事古代文學的學者們又往往不懂音樂。音樂問題不明，那么有關樂府詩的曲調、體式、風格等要素的研究，也僅限于文學與語言的分析層面。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由于樂府詩從本質上是訴諸歌唱或者表演的藝術，也是一種綜合性的藝術，它的創(chuàng)作、表演、流傳往往是多種藝術門類、多個藝術家共同合作的結果，而這些樂府詩在當時之所以被創(chuàng)作、表演，又因為它在當時有著特殊的功用，與當時社會的政治、文化生態(tài)有著直接的關系。所以對它的解讀也需要考慮到這些復雜的因素。打個比方，這就好比當今看一臺歌舞表演，本是一種立體的藝術審美活動；現(xiàn)在不讓你去現(xiàn)場，只在屋里看歌詞，然后讓你對這場歌舞表演做出評價，你是不是覺得有些困難。這就如同研究樂府，不僅沒有現(xiàn)場感，連相關的背景材料我們也所知甚少，只有相關的一些文字材料和少量的歷史圖片和實物材料。所以我將樂府學定義為“以文學研究為主體，同時將中國古代制度、文化、藝術等相關知識融而為一的專門之學?！币堰@門學問做好，實在是對我們當代人的一種挑戰(zhàn)。當然，也正因為存在著挑戰(zhàn)，所以才能有巨大的誘惑力，面對著浩如煙海的古代歷史文獻資料，去探尋或重構未知的古代樂府活動情景，當代學人們投入了巨大的熱情。這的確是一個新的領域，讓人著迷。從這一角度來講，樂府學又是一門年輕的充滿朝氣的學問。

相洲教授年富力強，有清晰的理論頭腦，敏銳的學術眼光和開拓學術新領域的精神。他的《樂府學概論》寫成之后囑我做序。作為他的同事與學術上的合作者，我自然非常高興，但同時又有力不從心之嘆。故謹書上言以承命，并祝相洲教授在樂府學領域取得更大的成就，祝樂府學科興旺發(fā)達！

趙敏俐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