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和烏托邦

詩歌是沒有主義的，如果說有，只有一個烏托邦主義更準確地說，詩歌的共同底色是烏托邦主義。這種烏托邦主義來源于詩人人格的不完整，具有完整人格的不是人是“天”，要知道，人性的選擇和自決不是出于意志的理性人面對的原初共同體是一種完全黑暗狀態(tài)，對這種狀態(tài)的不信任和有所期待，就是烏托邦主義：這是詩人的原始責任，也是詩歌的完整景象。

烏托邦主義首先是個人的，而非集體的，它期待的是人的身體和心靈亦即人格的完美，以及實現(xiàn)人的最大快樂——試圖建立一種美德，實現(xiàn)自救。人天生是墮落的我說的墮落是欲，詩人最先敏感地捕捉到了這個傾向，他要做的就是恢復人的自然理性。請注意，欲是自然，卻不是理性，無論以何種理性的方式表達出來。欲是癡狂的，最癡狂的則是一種冷靜的欲。悖論的是，詩人往往最為癡狂，這種癡狂是有所得和不可得出現(xiàn)斷裂以后的鏡像。

如果說，科學和宗教都是靈知，詩歌則是對二者的悖逆。詩歌是意志秩序，不服從或受困于某種邏輯；詩歌是一種信仰，卻時時向權(quán)威的牢籠發(fā)起沖擊。在這個意義上，個人的宇宙無限小，又無限大，即便日月星辰也不過是詩人筆下可有可無的修辭。我們說詩歌是烏托邦主義的，就在于詩歌中蘊藏著超越的覺醒和人的覺醒——一種在局限性中發(fā)展出能動性的自我意識，這么說來，詩歌是“超越內(nèi)化”的人極意識：人雖然不是“天”，不能“取而代之”，卻是某種代理，人有神化的可能，但不是德業(yè)意義上的，而是精神價值上的。詩人要求的不是為我，而是為人，極端自私而只具有個人理想的詩人不是詩人，“詩人”這個詞語一定是在超越意義上使用的。

必須指出，烏托邦主義和詩歌在本質(zhì)上是統(tǒng)一的，都是以完美的未來鏡像觀照不完美的當下。如此而言，兩者都是批判性的，既決然否定這樣的盲目樂觀，人可以依靠自身達到未來／彼岸，但又不得不氣餒地看到，擺脫困境必須依賴人。由是，詩歌背后往往潛存著一種人格分裂，因為詩人就是那個不值得信任卻又不得不依賴的人——需要說明的是，人或自己的懷疑者就是詩人。烏托邦主義和詩歌當然是悲觀主義者的，但詩歌又有一種天然的樂觀主義。悲觀和樂觀共同底定了詩歌的德性，但詩人對未來的想象從來沒有得到過時間和空間上的指認，卻又讓人樂此不疲地認為會有一種永在的東西。因為詩人相信詩歌是道德意義上的“撥亂反正”，詩人從來都是忽視如下事實的：詩歌王國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當然更不存在詩人國王。這并不是說要否認詩人是個人王國中唯吾獨尊的國王，否則，詩歌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詩人無限強調(diào)主體性，也就是無限推崇個體內(nèi)在，這本是詩人最值得肯定之處，發(fā)現(xiàn)不了自己，如何超越個我，遑論發(fā)現(xiàn)他人。但詩人又是天生的偏執(zhí)狂，在個我和他者之間，只有一個超越一切的“我的存在。一旦不加節(jié)制地追求超越，其實就是取消超越以人為天就不存在人或天。如此，即是將個人體驗為至理這在內(nèi)在上無疑會導致詩歌／烏托邦主義神圣性的失效詩人是孤寂的，但詩人的詩性不是完全孤立的囈語。詩歌一定是雙重真實的價值，一則是人間世的，一則是超越的合而言之，詩歌是以超越的心擺渡當下。詩歌作為內(nèi)心的一種情感，顯然是外部世界授予的，是宇宙的，無論經(jīng)由詩人體驗之后是否會轉(zhuǎn)義，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詩歌不是神秘、不可理喻的信條，而是一種具有反哺功能的秘境——詩歌永遠沒有邪惡，邪惡的只是一種不受節(jié)制的情感。

詩歌通常會被理解為關(guān)于未來的想象，也就是說，詩歌是以現(xiàn)時思維將人置放在“未來”這個場域中進行討論的，其中預設(shè)了“路在哪里”的問題。當然，這種想象是互為的，即人和詩歌相互架構(gòu)、設(shè)定，當人類本身成為一個不可預見又值得期待的寓言，詩歌的命運和烏托邦的命運是一致的。前文業(yè)已指出，烏托邦是個人的，個人是唯一的終極目的，但這個目的必須以他者為依歸，他者是不可忽略的價值標準，私人語言并不意味著站在私利的立場上竊竊私語。若詩歌失去了“他者”這個參照性靈魂，詩人就成為個人主義末路鬼和自我的祭品。

詩歌的烏托邦主義意味著對詩人而言，詩歌是自足的自適的，其中暗含的是，詩歌立足點表面上是時間的，實際上是空間的，詩人必須由個人的“空間體驗”出發(fā)獲得對“時間問題”的解決。因為時間給詩人造成的問題，全部是空間感受，但空間又沒有解決當下問題的可能性，只能將希望寄托在未來/時間之中。這樣看來，詩歌在氣質(zhì)上顯現(xiàn)為一種“天”的干預——一種不可能發(fā)生卻又鍥而不舍的假設(shè)。必須指出，任何一個詩人都是結(jié)構(gòu)性的，其產(chǎn)生于復雜的、抽象的社會體系和單一、單純、自我盤算的個人之間的不可通約。也就是說，矛盾是詩人的起點，也是指向，沒有矛盾，沒有沖突；沒有對未來的預期，不會有詩人這個詞匯，更不會有詩歌這種形式。

毫無疑問，詩人的語言通常是激進的，有時也是幻滅的，不激進無詩人，不幻滅無激進，因為詩歌和周圍的一切往往會產(chǎn)生一種結(jié)構(gòu)性對立?，F(xiàn)在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了，詩人之烏托邦追求的不是啟蒙意義上的完全個人，而是能為個人提供歸屬的價值系統(tǒng)，畢竟，在時代洪流和活的“巨獸”面前，個人始終是漂浮的、無助的。

詩人需要的是一個未來，哪怕是荒誕的。

2019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