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唐代的詩歌傳播條件
第一節(jié) 紙張等：唐詩傳播的物質(zhì)載體
任何一種文明，物質(zhì)條件是基礎(chǔ)。唐詩作為中國文明的重要代表，其傳播當(dāng)然也離不開物質(zhì)條件作基礎(chǔ)。從現(xiàn)存資料看，唐詩傳播的物質(zhì)載體有許多種，紙張和墻壁是唐詩所依托的主要的文本傳播載體，其他尚有廊柱、屏風(fēng)、樹葉等。
一、紙張：傳抄傳播的主要物質(zhì)載體
與今天的傳播載體可以有印刷版、網(wǎng)絡(luò)版、光盤版、錄音版不同，依靠在紙上抄寫的寫本書是唐代書籍的主要“出版”形式。唐代秘府藏書豐富，《新唐書》卷五十七《藝文志》披露開元時期秘府藏書情況：
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xué)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1)
這里提到的兩個數(shù)字加起來有八萬多卷，全部依賴手工書寫，其書寫材料是益州麻紙?！杜f唐書》卷四十七《經(jīng)籍志》載：
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為一庫，置知書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庫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2)
根據(jù)《舊唐書》的數(shù)字推算，唐朝從貞元到開元的一百年間抄寫的這兩套分藏于長安和洛陽的共125，960卷的四部庫書，平均每月用益州麻紙5，000張，即每年用益州麻紙60，000番。官府四部庫書對益州麻紙的依賴由此可見一斑。
屬于四部之一的集部中的詩歌，其傳播一樣對紙張具有依賴性。唐代一些詩人的詩歌反映了詩歌傳播對紙張依賴的情況，如岑參《逢入京使》：“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鐘淚不干。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3)就道出了無紙傳播的苦惱。雖然可以“傳語報平安”，但“無紙筆”的遺憾依然留在心間，可見紙筆對傳播的重要意義。姚合《寄主客劉郎中》：“清景早朝吟麗思，題詩應(yīng)費益州箋?！?sup>(4)“題詩”那是要費“益州箋”的。司空圖《力疾山下吳村看杏花十九首》：“更恨新詩無紙寫，蜀箋堆積是誰家？”(5)所表明的對紙的倚賴程度更重。
一些記載唐代文化狀況的著作也談到了詩歌傳播對紙的依賴情況，馮贄《云仙雜記》載：“段九章詩成無紙，就窗裁故紙，連綴用之?！?sup>(6)段九章的做法說明，紙張是詩歌賴以保存和流傳的物質(zhì)基礎(chǔ)。
關(guān)于紙張在傳播中的價值，錢存訓(xùn)在《書于竹帛》中說：“紙的風(fēng)行當(dāng)在3世紀至4世紀的晉代，取代了竹簡和部分縑帛的用途，書籍因此得以大量地抄寫廣傳。”(7)可見晉朝就已經(jīng)把用紙張抄寫書籍以保存和傳播文化作為重要的文化活動。左思《三都賦》成，洛陽為之紙貴，正說明紙張對傳播活動的推動。唐代也正是因為有紙抄詩歌的推波助瀾，唐人的許多詩歌才得以廣泛傳播和較完整地保存?！杜f唐書》卷一百六十《列傳》第一百一十《劉禹錫傳》：
禹錫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詩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dāng)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應(yīng)者聲同，交爭者力敵。一往一復(fù)，欲罷不能。由是每制一篇，先于視草，視竟則興作，興作則文成。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大和三年春以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興仗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shù)。因命小侄龜兒編錄，勒成兩軸。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男烒郎，各令收藏，附兩家文集?！?sup>(8)
口號，就是口占，因為是臨時性的作品，沒有用紙筆記錄下來，因而不在白居易用紙張抄寫下來的“兩本”之內(nèi)，而一百三十八首“紙墨所存者”就通過“小侄龜兒編勒成兩軸”的紙質(zhì)卷軸裝手寫本傳播開來。可見詩歌的傳播對紙是有一定的倚賴的。
紙在唐代應(yīng)該比較珍貴，記載唐人因家貧“無紙”的情況并不乏見?！稌份既A》卷十八《唐僧懷素傳》：“懷素疏放不拘……飲酒以養(yǎng)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fā)，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可書，常于故里種芭蕉萬余株，以供揮灑?！?sup>(9)《書史會要》卷五：“鄭虔，鄭州人，官至廣文館學(xué)士，后貶臺州司戶。好書，工真行隸，?？酂o紙，日取柿葉作字?！?sup>(10)《顏魯公集》卷十六《唐故通議大夫行薛王友柱國贈秘書少監(jiān)國子祭酒太子少保顏君廟碑銘》：“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筆法。家貧，無紙筆，與兄以黃土掃壁，木石畫而習(xí)之，故特以草隸擅名。”(11)都說明紙在唐代并不是很容易獲得的。
正是因為紙張的珍貴，就出現(xiàn)了友人間互贈紙張的情況，《舊唐書》卷九十八《杜暹傳》載：“州吏以紙萬馀張以贈之，暹惟受一百，馀悉還之。”(12)杜暹的清廉于此可見一斑，紙的珍貴于此亦可見一斑。
但是，較之于漢魏南北朝時期的造紙業(yè)而言，唐朝顯然是進步了許多，其重要表現(xiàn)就是：紙張產(chǎn)地增多、產(chǎn)量大增、品種繁多。
僅就紙的產(chǎn)地和品種而言，《唐國史補》卷下：“紙則有越之剡藤苔箋，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揚之六合箋，韶之竹箋，蒲之白蒲、重抄，臨川之滑薄。又宋亳間有織成界道絹素，謂之烏絲欄、朱絲欄，又有繭紙?！?sup>(13)最近出版的陸?zhàn)橹骶帯⑼蹙杖A等著《中國古代造紙工程技術(shù)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就介紹了隋唐時期的名紙名箋十種之多：一是益州（蜀郡）麻紙，大量的官抄書籍使用這種紙。二是剡溪藤紙。三是捶紙。四是硬黃紙。五是薛濤箋。六是色箋。七是斑石文紙。八是魚子箋。九是云藍紙。十是金花箋。名箋十種，當(dāng)然其他樣式的紙張會遠遠超過這十種。這些品種繁多的紙為唐朝的文化傳播提供了便利，詩歌的傳播也因為紙張的名目繁多而在傳播中呈現(xiàn)出特有的魅力。
紙在唐代為詩歌的傳播作出了貢獻，有很多有趣的記載。據(jù)介紹，白居易的詩歌如果寫在剡溪小等松白月面紙上，就會倍受歡迎。《剡錄》“剡溪玉葉紙”條則記載了一條紙箋遞詩傳情的故事：“皇甫松《非煙傳》曰：臨淮武公業(yè)，位河南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煙。北鄰子趙象窺見，慕之。象取薛濤詩，以剡溪玉葉紙寫之，達意于非煙。煙復(fù)以金鳳紙題詩酬之?！?sup>(14)薛濤箋在傳播詩歌中也相當(dāng)有名。薛濤詩寫在粉紅色薛濤箋上，成為當(dāng)時名家收藏的珍貴詩箋。關(guān)于薛濤箋，記載很多?！短藉居钣洝吩疲骸把{，短而狹，才容八行?！?sup>(15)《唐才子傳》云：“濤工為小詩，惜成都箋幅大，遂皆制狹之，人以為便，名曰薛濤箋?！?sup>(16)那么，薛濤箋就是一種比較短小的易于傳播的小箋。薛濤與唐代許多著名詩人有詩文往還，《箋紙譜》云：“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薛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鄖因官寓蜀而卒，母孀養(yǎng)濤。及笄，以詩聞外。又能掃眉涂粉，與士族不侔?？陀懈`與之宴語，時韋中令皋鎮(zhèn)蜀，召令侍酒賦詩，僚佐多士，為之改觀……濤出入幕府，自皋至李德裕，凡歷事十一鎮(zhèn)，皆以詩受知其間。與濤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祐，馀皆名士。記載凡二十人，競有酬和。濤僑止百花潭，躬撰深紅小彩箋，裁書，供吟獻酬，賢杰時謂之薛濤箋。歲居碧雞坊吟詩樓偃息。”(17)還有《益部談資》、《蜀中廣記》、《墨池編》、《書史會要》、《文房四譜》等著作中也有記載。薛濤僑居百花潭，而詩名遠播，與同薛濤交往的這些著名詩人將薛濤箋帶往大江南北有關(guān)。
紙為詩歌的傳播提供了便利，在好的紙張上書寫詩歌也能為詩歌增采，因此，紙尤其是好紙在詩人們的心目中獲得了崇高的地位，屢為吟詠。李嶠《紙》詩云：“妙跡蔡侯施，芳名左伯馳。云飛錦綺落，花發(fā)縹紅披。舒卷隨幽顯，廉方合軌儀。莫驚反掌字，當(dāng)取葛洪規(guī)?！?sup>(18)顧況《剡紙歌》：“云門路上山陰雪，中有玉人持玉節(jié)。宛委山里禹馀糧，石中黃子黃金屑。剡溪剡紙生剡藤，噴水搗后為蕉葉。欲寫金人金口經(jīng)，寄與山陰山里僧。手把山中紫羅筆，思量點畫龍蛇出。政是垂頭蹋翼時，不免向君求此物?！?sup>(19)劉禹錫《牛相公見示新什謹依本韻次用以抒下情》：“符彩添隃墨，波瀾起剡藤。”(20)皮日休《二游詩·徐詩》詩：“宣毫利若風(fēng)，剡紙光與月?！?sup>(21)崔道容《謝朱常侍寄貺蜀茶剡紙二首》：“百幅輕明雪未融，薛家凡紙漫深紅。不應(yīng)點染閑言語，留記將軍蓋世功?！?sup>(22)這些都是對紙的謳歌，而在這謳歌聲中，我們似乎已經(jīng)聽到唐人對紙傳播詩歌作用的贊嘆。而在杜甫的《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侍御》的“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fù)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昆山玉”(23)則對這種富有傳播意義的紙張品咂再三，充滿了感激之情。
二、山石、廊柱、墻壁、詩板：題壁傳播的重要物質(zhì)載體
山石、廊柱、墻壁與詩板是唐代詩歌在唐代傳播需要借助的又一類物質(zhì)材料。
目前，學(xué)術(shù)界一般將題寫于山石、廊柱、墻壁、詩板、樹干、屏風(fēng)以及各種器物上的詩歌都歸之于題壁詩。
唐代題壁詩研究，是目前唐詩傳播研究中最熱鬧的地方，在發(fā)表的有限的唐詩傳播研究文章中，題壁詩的研究文章數(shù)量較多。但目前所發(fā)表的題壁詩研究文章，主要集中于唐人題壁詩有哪些形式，以及題寫在哪些物質(zhì)材料上的詩歌可以歸之于題壁詩。對此，本文不再涉及。本文關(guān)注的是唐代詩人的題壁風(fēng)尚和題壁詩的物質(zhì)材料以及題壁詩的傳播學(xué)價值。
（一）唐代詩人的題壁習(xí)尚
在唐代，最容易使詩歌公之于眾的方法是在山石、墻壁、廊柱、詩板上書寫詩歌，詩人們常常選擇這樣的方式公開自己的作品。
前文已經(jīng)說過，雕版印刷可能出現(xiàn)于唐太宗時期，但雕印詩文則是五代和宋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說，唐人的詩文集基本上沒有以雕版印刷的方式公開出版。因此，唐代的題壁詩就是唐代詩歌的一種特有的出版發(fā)行形式。雖然題寫的地方是固定的，但來來往往的人卻是不固定的，因此，題壁詩的閱讀者們所觀看到的是同一個版本的文字內(nèi)容。這種“出版形式”，提供的是一種可供眾人同時、反復(fù)、長久閱覽同一種文字的出版形式，相當(dāng)于現(xiàn)代書籍的第一版。人們要想確認詩歌的原始風(fēng)貌，保存的題壁詩可信度最大。
唐人很看重題壁。《全唐文》卷四百〇五載有張恍《請刻睿宗老子孔子贊元宗顏回贊奏》，奏云：
先奉恩敕，令臣校搭（拓）御書《睿宗大圣真皇帝集》，臣伏見集中具載前事贊文，又見孔子廟堂，猶未刊勒，臣竊以為尊儒重道，褒賢紀功，本于王庭，以及天下，一則崇先圣之德，一則紀先圣之文。其袞州孔子舊宅、益州文翁講堂，經(jīng)今千有馀載，皆未題頌，臣特望搭御書贊文，及陛下所制顏回贊，并百官撰七十二弟子及廿□賢贊，令東都及天下諸州孔子廟堂，精加繕寫，御制望令刻石，百官作望令題壁。陛下孝理天下，義冠古今，使海內(nèi)蒼生，欣逢圣造，冀敦勸風(fēng)俗，光闡帝猷。(24)
贊文，是一種有韻的文體形式，是詩歌中的一種形式。張恍請求將御制贊文和百官贊文題壁，可見唐人對題壁的看重。
唐代詩人有題壁的習(xí)尚。
唐代早期詩人就已經(jīng)習(xí)慣于在山石柱壁上題詩。唐代早期的詩僧寒山常常將自己的詩歌題寫于石壁之上?！逗绞暗迷娦Ｔu》載有寒山的《一住》詩，詩云：“一住寒山萬事休，更無雜念掛心頭。閑書石壁題詩句，任運還同不系舟?！?sup>(25)又有《五言》詩：“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百首。一例書巖石，自夸云好手。若能會我詩，真是如來母?！?sup>(26)作為僧人，寒山?jīng)]有收集詩歌的意識，但他隨意把詩歌寫在石壁上，他人讀到，才知道有寒山其人，這才可能有后來的閭丘胤收集寒山詩。閭丘胤《寒山子詩集序》：“乃令僧道翹等具往日行狀。唯于竹木石壁書詩，并村野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馀首?！?sup>(27)據(jù)錢學(xué)烈考證，閭丘胤序乃唐末僧人曹山本寂偽造，但閭丘胤序所述寒山子寫詩的情況應(yīng)當(dāng)真實可信。
中晚唐詩人也有在山石亭壁上書詩之習(xí)尚。元稹與白居易詩集中有許多詩記錄詩人題寫詩歌的情況：
元稹元和四年（809）三月充劍南東川詳覆使，行至駱口驛，有《駱口驛二首》之一記錄駱口驛郵亭壁上題詩情況：“郵亭壁上數(shù)行字，崔李題名王白詩。盡日無人共言語，不離墻下至行時?！痹婎}下有題注：“東壁上有李二十員外逢吉、崔二十二侍御韶使云南題名處，北壁有翰林白二十二居易題《擁石》、《關(guān)云》、《開雪》、《紅樹》等篇，有王質(zhì)夫和焉。王不知是何人也?！?sup>(28)從“崔李題名王白詩”可以看到唐代詩人在郵亭驛壁書詩的習(xí)尚，從元稹“不離墻下至行時”的行為看，郵亭驛壁書詩甚多，可以反映諸多人際交往之情況，因之成為元稹驛路上消磨時間的最好方式。
元和五年（810）二月，元稹自東川返回長安，過武關(guān)，憶白居易，題詩道旁墻上。冀勤點校本《元稹集》之《使東川》組詩今不存此詩。其后，白居易《武關(guān)南見元九題山石榴花見寄》記此事：“往來同路不同時，前后相思兩不知。行過關(guān)門三四里，榴花不見見君詩?！?sup>(29)元稹又回贈詩：“比因酬贈為花時，不為君行不復(fù)知。又更幾年還共到，滿墻塵土兩篇詩?！保ā冻陿诽煳潢P(guān)南見微之題山石榴花詩》）(30)元白交誼深厚，卻難得同見，彼此的情感聯(lián)系，題壁詩成為歷史的見證。
元稹元和十年（815）到通州（四川達縣）以后，于江館柱心見到白居易詩歌，其《見樂天詩》云：“通州到日日平西，江館無人虎印泥。忽向破檐殘漏處，見君詩在柱心題?！?sup>(31)元稹在遼遠的通州發(fā)現(xiàn)“破檐殘漏”之處，竟然還存有他人題寫的白居易的詩，可見題寫他人詩歌的并不僅僅是元、白等少數(shù)詩人。白居易知其事后，亦有一詩，題曰：《微之到通州日，授館未安，見塵壁間有數(shù)行字，讀之，即仆舊詩……然不知題者何人也……》，而題寫的這首“舊詩”，竟然是白居易早年寫阿軟的詩歌，是白氏“十五年前初及第時，贈長安妓人阿軟絕句”，白居易因此而“緬思往事，杳若夢中。懷舊感今，因酬長句”。詩中的“偶助笑歌嘲阿軟，可知傳誦到通州，昔教紅袖佳人唱，今遣青衫司馬愁。惆悵又聞題處所，雨淋江館破墻頭”(32)是白居易對他人題寫自己詩歌并助傳誦的萬千感慨。
元和十年（815），元稹由江陵赴京，至藍橋驛，題詩于柱，留呈劉禹錫、柳宗元、李景儉。詩名《留呈夢得、子厚、致用》（題藍橋驛）。后白居易見到此詩，白集中有《藍橋驛見元九詩》，詩題后小字云：“江陵歸時逢春雪?！痹娫疲骸八{橋春雪君歸日，秦嶺秋風(fēng)我去時。每到驛亭先下馬，循墻繞柱覓君詩?！?sup>(33)元白交誼深厚，人所共知，白居易“每到驛亭先下馬，循墻繞柱覓君詩”的舉動，一方面說明元稹習(xí)慣于在郵亭驛壁上書寫詩歌，一方面也說明白居易深悉元稹習(xí)慣，而作為朋友，如能在旅途寂寞時看到朋友的詩歌，自然會在精神上獲得極大的安慰和享受。
元和十二年（817），元稹自興元養(yǎng)病好后回通州，路過閬州，游開元寺，題白居易詩于壁：“憶君無計寫君詩，寫盡千行說向誰。題在閬州東寺壁，幾時知是見君時。”(34)可見題寫友人詩風(fēng)尚。同年冬天，白居易也思念元稹，并書寫元稹詩歌于屏風(fēng)以慰思念，白居易記此事云：“（元稹寄來之詩歌）雖藏于篋中，永以為好；不若置之座右，如見所思。由是掇律句中短小麗絕者，凡一百首，題錄合為一屏風(fēng)……因題絕句，聊以獎之。”(35)
長慶四年（824），白居易奉詔離杭時，有許多留別詩，其中《留題郡齋》（顧學(xué)頡校點本白集P513）、《留題天竺、靈隱兩寺》（顧學(xué)頡校點本白集P513）、《途中題山泉》（顧學(xué)頡校點本白集P516）可明確為題壁詩。
白居易晚年過著清閑舒適的中隱生活，寫詩成為他消遣的主要文化形式，而這些詩歌，題于山間石壁者居多，《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白居易傳》載：
大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太子賓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洎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中物。每至池風(fēng)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秋思》，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fēng)飄，或凝或散，悠揚于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36)
白居易晚年在山石間題詠成為習(xí)尚，以致有阿龜握筆跟隨、隨時為白居易題詩于山石間提供方便的情景。
再如中唐詩人王播，現(xiàn)存詩三首，均與題壁有關(guān)。一為其任官前后題揚州惠照寺木蘭院壁之二絕，二為《淮南游故居感舊酬西川李尚書德?！?，詩中有“更見橋邊記名姓，始知題柱免人嗤”(37)。明確指出，題詩于橋邊柱上，是一種高雅光榮的事情，這恐怕也是唐代詩人喜歡題壁的重要原因。
晚唐詩人張祜，喜歡在僧寺柱壁題詩。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四有言：
張祜喜游山，而多苦吟，凡所歷僧寺，往往題詠，其題金山寺著名處，有《題僧壁》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卻厭花。”《題萬道士禪房》云：“殘陽過遠水，落葉滿疏鐘。”《題孤山寺》云：“不雨山長潤，無云水自陰。斷橋荒蘚澀，空院落花深。”如杭州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巖、楞伽，常之惠山、善權(quán)，潤之甘露、招隱，皆有佳作。(38)
能夠做到“凡所歷僧寺，往往題詠”，說明詩人張祜對題壁詩情有獨鐘。
晚唐詩人楊凝式更是一個喜歡題壁的詩人，只要見到亭館寺壁有粉壁待題，他就會詩興大發(fā)，大書特書，以致《宣和書譜》稱楊凝式“居洛下十年，凡琳宮佛祠墻壁間，題記殆遍”(39)。
不僅是士人，就是皇帝也喜歡在壁上題詩，張蠙《宴駙馬宅》：“牙香禁樂鎮(zhèn)相攜，日日君恩降紫泥。紅藥院深人半醉，綠楊門掩馬頻嘶。座中古物多仙意，壁上新詩有御題。”
以上材料說明，唐人題詩于石、壁、柱、亭等，是一種時尚的社會風(fēng)氣，它是文人士子儒雅風(fēng)流的物質(zhì)見證，也是文人士子借助于這樣的方式傳名的文化心態(tài)與創(chuàng)作心理的折射。
唐人題寫自己或他人詩歌有助于唐詩的廣泛傳播，對于題壁詩的這種保存價值和流傳價值，唐人應(yīng)該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本書在第四章《唐人的詩歌傳播意識》尚有詳細論述，此略。
總而言之，是唐人對題壁詩傳播價值的認識，使得題壁成為文人的一種共同文化習(xí)尚，對唐詩的當(dāng)時傳播很有助益。
（二）唐人為詩人題壁提供方便的習(xí)尚
唐代有自上而下喜詩的文化環(huán)境。唐太宗、唐玄宗自己都樂意加入詩人的行列，他們經(jīng)常與群臣唱和，其對詩歌的愛戴自不用說。不僅太宗和玄宗，唐代許多皇帝都喜歡詩歌，如肅宗、代總、憲宗等?！短普Z林》卷二《文學(xué)》云：
水部員外郎賈嵩說云：“文宗好五言詩，品格與肅、代、憲宗同，而古調(diào)尤清峻?！眹L欲置詩學(xué)士七十二員，學(xué)士中有薦人姓名者（原注：當(dāng)時詩人李廓馳名，為涇原從事），宰相楊嗣復(fù)曰：“今之能詩，無若賓客分司劉禹錫?！鄙蠠o言。李玨奏曰：“當(dāng)今起置詩學(xué)士，名稍不嘉。況詩人多窮薄之士，昧于識理。今翰林學(xué)士皆有文詞，陛下得以覽古今作者，可怡悅其間。有疑顧問學(xué)士可也。陛下昔者命王起、許康佐為侍講，天下謂陛下好古宗儒，敦揚樸厚。臣聞憲宗為詩，格合前古。當(dāng)時輕薄之徒，摛章繪句，聱牙崛奇，譏諷時事，爾后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圣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詩學(xué)士，臣深慮輕薄小人，競為嘲詠之詞，屬意于云山草木，亦不謂之‘開成體’乎？玷黯皇化，實非小事?！?sup>(40)
由此資料可見，唐代的大多皇帝都喜歡詩歌。
普通百姓也喜詩，甚至兒童都被唐代喜詩風(fēng)氣浸染，熟稔詩篇，李忱《吊白居易》詩云：“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sup>(41)元稹《酬樂天江樓夜吟稹詩，因成三十韻》云：“伎樂當(dāng)筵唱，兒童滿巷傳?！?sup>(42)由此，可見唐人喜詩風(fēng)尚之一斑。
在唐詩的當(dāng)時傳播中，一方面是詩人形成了在詩板、山石、廊柱、墻壁等物質(zhì)材料上題寫詩歌的習(xí)尚，一方面是唐代喜歡詩歌的人們也為詩人的這種傳播方式提供了諸多便利。山石、廊柱無需特殊加工，任詩人自由選擇，略去不談。僅以墻壁和詩板而言，唐人為題壁詩的書寫所提供的便利在書籍中屢屢有見。
其一，墻壁。
最常見的公開書寫詩歌是在墻壁上。劉洪生編《唐代題壁詩》收唐人題壁詩841首，作者324人，數(shù)量相當(dāng)可觀。但這遠非唐代題壁詩的全部。事實上，幾乎每一位唐代詩人都有題壁詩?！度圃姟饭彩兆髡?200多人，故此，無論作者還是詩歌的數(shù)量，劉編著作都與唐人題壁詩相去甚遠。大量題壁詩的存在，說明唐代詩歌題壁現(xiàn)象的普遍，這一普遍現(xiàn)象，應(yīng)歸功于唐人為詩人題詩于壁所提供的方便。
只要有房子的地方就有墻壁，有墻壁的地方大約就可以書寫詩歌，從唐人題壁詩寫于人家墻壁的情況分析，詩人只要詩興萌生，不拘什么墻壁都可以書寫詩歌，但“滿墻塵土”的墻壁和“粉壁以待”對詩人而言是完全不同的，“粉壁以待”體現(xiàn)了唐人對詩歌的重視和對詩人題寫詩歌的歡迎。
為了給詩人題寫詩歌以方便，樓臺亭館到處都有“粉壁”等待詩人題寫?！度莆摹肪戆税俣泡d劉詠《堂陽亭子詩序》：“乃有扶風(fēng)員外，悉皆留題粉壁，著詠雕梁。隋珠與趙壁相鮮，鳳竹共鸞絲迭奏。回鏘詞律，妙盡精華。乃文苑之儀刑，實翰林之圭臬。”(43)不少文獻資料反映了相關(guān)情況，以下幾例即是：
《云仙雜記》卷二“水松碑”條：李白游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碑刷以吳膠粉，捧乞新詩。白為題乞，僧獻玄砂缽、綠英梅、檀香筆、格欄縑袴、紫瓊霜。(44)
李白《醉后答丁十八以詩譏余捶碎黃鶴樓》（此詩楊慎云是偽作）：“黃鶴高樓已捶碎，黃鶴仙人無所依。黃鶴上天訴玉帝，卻放黃鶴江南歸。神明太守再雕飾，新圖粉壁還芳菲。一州笑我為狂客，少年往往來相譏。君平簾下誰家子，云是遼東丁令威。作詩調(diào)我驚逸興，白云繞筆窗前飛。待取明朝酒醒罷，與君爛漫尋春暉?！?sup>(45)
竇冀《懷素上人草書歌》：“狂僧揮翰狂且逸，獨任天機摧格律。龍虎慚因點畫生，雷霆卻避鋒芒疾。魚箋絹素豈不貴，只嫌局促兒童戲。粉壁長廊數(shù)十間，興來小豁胸襟氣。長幼集，賢豪至，枕糟藉麹猶半醉。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46)
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懷素顛，乃是顛。人謂爾從江南來，我謂爾從天上來。負顛狂之墨妙，有墨狂之逸才。狂僧前日動京華，朝騎王公大人馬，暮宿王公大人家。誰不造素屏？誰不涂粉壁？粉壁搖晴光，素屏凝曉霜，待君揮灑兮不可彌忘?！?sup>(47)
竇牟《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仙客誠難訪，吾人豈易同。獨游應(yīng)駐景，相顧且吟風(fēng)。藥畹瓊枝秀，齋軒粉壁空。不題三五字，何以達壺公?！?sup>(48)
白居易《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昨夜江樓上，吟君數(shù)十篇。詞飄朱檻底，韻墮淥江前?！涣鬟w客淚，停住賈人船。暗被歌姬乞，潛聞思婦傳。斜行題粉壁，短卷寫紅箋?！?sup>(49)
鮑溶《宣城北樓，昔從順陽公會于此》：“詩樓郡城北，窗牖敬亭山。幾步塵埃隔，終朝世界閑。憑師看粉壁，名姓在其間。”(50)
姚合《題大理崔少卿駙馬林亭》：“每來歸意懶，都尉似山人。臺榭棲雙鷺，松篁隔四鄰。迸泉清勝雨，深洞暖如春。更看題詩處，前軒粉壁新。”(51)
韓偓《朝退書懷》：“鶴帔星冠羽客裝，寢樓西畔坐書堂。山禽養(yǎng)久知人喚，窗竹芟多漏月光。粉壁不題新拙惡，小屏唯錄古篇章。孜孜莫患勞心力，富國安民理道長?！?sup>(52)
劉兼《郡齋寓興》：“依約樊川似旭川，郡齋風(fēng)物盡蕭然。秋庭碧蘚鋪云錦，晚閣紅蕖簇水仙。醉筆語狂揮粉壁，歌梁塵亂拂花鈿。情懷放蕩無羈束，地角天涯亦信緣?！?sup>(53)
魚玄機《題任處士創(chuàng)資福寺》：“幽人創(chuàng)奇境，游客駐行程。粉壁空留字，蓮宮未有名。鑿池泉自出，開徑草重生。百尺金輪閣，當(dāng)川豁眼明?！?sup>(54)
這種“粉壁”，供畫家涂抹或詩人題寫，常常動輒幾十間，成為亭臺樓館里一道靚麗的風(fēng)景，也鼓勵了文人吟詩作賦的雅興?！度莆摹肪砭虐傥迨溯d鄭遙之《明月照高樓賦》，賦云：
及夫高秋廓落，寒夜肅清，四空迥而晃朗，九層屹而崢嶸。列歡宴，會友生，去洞房兮即重屋，滅華燈而臨前楹。玉檻連彩，粉壁迷明，動鮑昭之詩興，銷王粲之憂情。(55)
賦中既反映了粉壁生輝的絢麗景象，也反映出粉壁對詩人詩興的刺激?！短莆氖斑z》卷四十九收有懷素《自序帖》云：“語疾速，則有竇御史冀云：‘粉壁長廊數(shù)十間，興來小豁胸中氣。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sup>(56)幾十間長廊粉壁，多么壯觀的景象！而能夠讓詩人小豁胸中之氣，亦足見長廊粉壁所引發(fā)的文人雅興。
唐人愛詩，并愿為詩人提供粉壁以待書寫，有聞大詩人至而粉壁以待題寫詩歌的故事，最典型地體現(xiàn)了唐人歡迎壁上題詩的情況?！对葡炎h》卷上“巫詠難”條載：
秭歸縣繁知一，聞白樂天將過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蘇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為報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侯清詞?！?sup>(57)
這則故事的下文交代，白居易并沒有按照繁知一的意愿題壁，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唐人愿意為詩人題寫提供方便條件。
另一則性質(zhì)相類的資料保存于張齊賢的《洛陽縉紳舊聞記》，其中談及楊凝式狂放書詩的情景時說：
（楊凝式）遇水石松竹清涼幽勝之地，必逍遙暢適，吟詠忘歸。故寺觀墻壁之上筆跡多滿。僧道等護而寶之，院僧有少師未留題詠之處，必先粉飾其壁，潔其下俟其至。入院，見其壁上光潔可愛，即箕踞顧視，似若發(fā)狂，引筆揮灑，且吟且書，筆與神會，書其壁盡方罷，略無倦怠之色，游客睹之，無不嘆賞。(58)
楊凝式并不是我們記憶中特別有名的詩人，《全唐詩》只保留了他五首作品，但他在當(dāng)時當(dāng)?shù)匾欢ㄓ忻?，他所書寫的詩歌被僧道“護而寶之”，并有人為他題寫詩歌“先粉飾其壁”，由此可以推想，像繁知一粉神女祠壁以待白居易題詩的故事一定不在少數(shù)。
其二，詩板。
詩板題詩也是唐人很流行的一種題寫傳詩的方式，有不少驛館、寺院專門備有詩板供詩人題寫詩歌。《太平廣記》卷三百一十二“劉山甫”條記載：
唐彭城劉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于嶺外，侍從北歸，舟于青草湖，登岸，見有北方天王祠，因詣之。見廟宇摧頹，香火不續(xù)。山甫少有才思，因題詩曰：“壞墻風(fēng)雨幾經(jīng)春，草色盈庭一座塵。自是神明無感應(yīng)，盛衰何得卻由人?！笔且箟魹樘焱跛?zé)，自云我非天王，南岳神也，主張此地，何為見侮？俄而驚覺，風(fēng)浪暴起，殆欲沉溺。遽起，悔過，令撤詩板，然后方定。（出山甫自序）(59)
題詩的當(dāng)夜有夢，俄而驚覺，遽起，悔過，令撤詩板，一系列事件發(fā)生在夜間和夜起后，而寫詩是在頭天，可見詩板不是臨時趕制，而是寺院原本備有。一個破損的寺廟里尚有詩板，由此可以推知其他寺院亦當(dāng)備有詩板。從唐代的文獻資料看，準備詩板供詩人題寫并非只有寺院，驛館亭舍亦有準備詩板的習(xí)尚?！短妻浴肪硎断酚涊d：
李建州，嘗游明州磁溪縣西湖題詩；后黎卿為明州牧，李時為都官員外，托與打詩板，附行綱軍將入京。蜀路有飛泉亭，亭中詩板百馀，然非作者所為。后薛能佐李福于蜀，道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去，題詩豈易哉！”悉打去諸板，惟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60)
李建州“托與打詩板”的行為，說明李建州對詩板傳詩的功能認識非常清楚，故欲借詩板傳詩，而“亭中詩板百馀，然非作者所為”則清楚說明不是作者做好詩板后再題詩其上，那么，一定是有心人為方便詩人題署而準備詩板或詩人題署后為詩人之詩打造詩板。詩人來至飛泉亭，倘有詩興，便可隨時在詩板上題寫詩歌或題詩后交人制造詩板。唐人的這種為詩人題寫提供方便的行為，可從《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九采錄的一則有趣的記載中獲得印證：
（白居易）曰：“歷山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于此，怯而不為，罷郡經(jīng)過，悉去詩板千馀首，但留沈佺期、王無競、皇甫冉、李端四章而已。此四章，古今絕唱，人造次不合為之?！?sup>(61)
“詩板千馀首”，數(shù)量相當(dāng)可觀，應(yīng)該不是臨時準備。
后蜀何光遠《鑒誡錄》也記載了一則與元稹、白居易有關(guān)的詩歌傳播故事，其中提到長安慈恩寺中的詩板：
長安慈恩寺浮圖起開元。至大和之歲，舉子前名登游題紀者眾矣。文宗朝，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唱和千百首，傳于京師，誦者稱美，凡所至寺觀、臺閣、林亭，或歌或詠之處，向來名公詩板，潛自撤之，蓋有愧于數(shù)公之詩也。會元、白因傳香于慈恩寺塔下，忽視章先輩八元所留詩，白命僧抹去埃塵，二公移時吟詠，盡日不厭，悉全除去諸家之詩，惟留章公一首而已。樂天曰：“不謂嚴維出此弟子！”由是，二公竟不為之詩，流自慈恩息筆矣。(62)
“向來名公詩板”，看來所存詩板亦不在少數(shù)。
晚唐詩人江為常在詩板上留詩，《全唐詩續(xù)拾》從《四庫珍本初集》中輯出他的一首《贈天臺僧》，詩云：“白發(fā)經(jīng)年復(fù)白眉，齋身多病已無機。曾來越客留詩板，舊識蕃人送衲衣。巖竇夜禪云樹濕，石橋秋望海山微。結(jié)庵更擬尋華頂，晚歲應(yīng)容叩竹扉。”(63)可證。
后人的記載也可印證唐人題詩于詩板的現(xiàn)象。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四“羅隱”條：
蔡寬夫《詩話》云：“潤州甘露寺有塊石，狀如伏羊，形制略具，號很石。相傳孫權(quán)嘗據(jù)其上，與劉備論曹公。壁間舊有羅隱詩板云：‘紫髯桑蓋兩沉吟，很石空存事莫尋。漢鼎未分聊把手，楚醪雖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時難問，苔蘚何知日漸深。還有市厘沽酒客，雀喧鳩聚話蹄涔?！瘯r錢镠、高駢、徐溫，鼎立三方，潤州介處其間；隱此詩比平時所作，亦差婉而有味也。元符末，寺經(jīng)火，詩板不復(fù)存，而石亦毀剝矣。寺中有李衛(wèi)公詩，陸探微、吳生等畫，亦同為煨燼?！?sup>(64)
詩板是為更好的傳播應(yīng)該無疑。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二十九：
或問：“詩板始何時？”余曰：“名賢題詠，人愛重為設(shè)板。如道林寺宋、杜兩公詩，初只題壁，后卻易為板是也?！庇謫枺骸敖衩麆偬幧儆兴?、杜句，而此物正不少，奈何？”余曰：“亦有故事。劉禹錫過巫山廟，去詩板千，留其四。薛能蜀路飛泉亭去詩板百，留其一。有此辣手，會見清楚在?！?sup>(65)
胡震亨明確指出了詩板的傳播價值是因為“名賢題詠，人愛重，為設(shè)板”，說明不是詩人準備詩板，而是喜愛“名賢題詠”的人們?yōu)樵娙藴蕚渲?/p>
既然有為詩人題詩準備詩板的風(fēng)尚，詩人也喜歡在詩板上題詩，所以，喜愛詩歌的人們每到題詠聚集之地，也形成了尋找詩板讀詩的風(fēng)習(xí)?！度圃姟肪砦灏倬攀邭埓娓哞硟删湓?，云：“公齋一到人非舊，詩板重尋墨尚新?！?sup>(66)《全唐詩》卷六百七十六載鄭谷《送進士吳延保及第后南游》云：“得意卻思尋舊跡，新銜未切向蘭臺。吟看秋草出關(guān)去，逢見故人隨計來。勝地昔年詩板在，清歌幾處郡筵開。江湖易有淹留興，莫待春風(fēng)落庾梅?！?sup>(67)說明唐人也很喜歡詩板傳詩的形式，并把尋找詩板讀詩作為一種游賞的內(nèi)容。由此，寫在詩板上的詩歌便通過人們的游覽觀賞傳播開來。
（三）題壁詩的傳播學(xué)價值
題壁詩題寫于墻壁、山石、廊柱、詩板，一般是不移動的（詩板可以移動，但一般是哪里的詩板保存在哪里，本質(zhì)上仍然是不能移動），因此，題壁詩“出版”后的狀態(tài)一般情況下是靜止的，即：它不會離開它的“出版”地，不會像印本詩文那樣到處流傳。但其傳播學(xué)價值仍然是值得重視的。
首先，它是唐代有文化品味的人們提升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唐代文人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確定了他們“人在旅途”的生活狀況，讀詩、吟詩成為他們旅途寂寞時最好的消遣方式，唐代文人對此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度圃姟肪砦灏僖皇惠d張祜《題靈徹上人舊房》云：
寂寞空門支道林，滿堂詩板舊知音。秋風(fēng)吹葉古廊下，一半繩床燈影深。(68)
張祜從詩板題詩中找到知音的感覺，以此解脫在空門留宿的寂寞?！度圃姟肪砹倨呤咻d翁洮《和方干題李頻莊》有“吟時勝概題詩板，靜處繁華付酒尊”(69)，是因?qū)κ朗碌娜f千感慨而在詩板題詩，抒寫苦悶情懷?！度圃姟肪戆税偎氖d有齊己《懷道林寺道友》：“四絕堂前萬木秋，碧參差影壓湘流。閑思宋杜題詩板，一日憑欄到夜休?！?sup>(70)則完全是以讀詩板的方式排解對友人的思念。
其次，它的“出版”雖然是靜止的，但閱讀題壁詩的人是流動的，其傳播形態(tài)是以題壁詩所書寫的地方為傳播源，以閱讀題壁詩的讀者為傳播輻射線，由閱讀者帶往四面八方。
第三，它的傳播標準是唯一的，閱讀者所閱讀的是“同一個版本”的文字形態(tài)，出現(xiàn)“版本爭議”，傳播源是最標準的校對樣本。
其三，使用相對較少的其他物質(zhì)載體。
唐代詩人對詩歌的傳播比較注重，除上述所提較為常見的傳播材料，唐人還注意使用一些能夠保存久遠或更能引起傳播反響的物質(zhì)材料進行詩歌的傳播，如金石銘刻、屏風(fēng)、幛子、樹干、竹葉等。
（一）金石銘刻
金石銘刻出現(xiàn)于甲骨文之后，是中國人對“永久記憶”的一種審美追求，在文化傳播方面，他具有其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功能。如果說在山崖石壁上書寫詩歌還是一種隨興而來的不自覺的藝術(shù)追求，那么，在山巖壁崖上銘刻詩歌或選擇石料制造詩碑或通過金刻工藝刻寫詩歌等，就是一種自覺的傳播行為了，是詩人或刻詩者希望詩歌傳之永遠的心理寫照。
在石崖、石碑上刻詩，材料來源于大自然，較之金刻工藝要簡便。石崖的位置、石碑的石料，都易于選擇，自由度較大。石刻不受空間、地域限制，可供更多的人觀賞、品評，具有較大的傳播范圍與傳播價值。石刻還可組成龐大的石刻群，形成壯觀的“碑林”，是許多游覽勝地采用的傳統(tǒng)民族文化形式。對唐詩而言，石刻是一種具有長久傳播功能的傳播材料。不少人認識到石刻詩歌傳播久遠的價值，并利用石刻傳播詩歌，石刻因之成為唐詩傳播手段的重要組成部分。柳宗元《潞州兵馬曹柳君墓志》：
柳氏子某為平陸丞，王父母之喪，寓于外，貞元二十一年，始葬于虢之閿鄉(xiāng)，窆墨遇食，乃貽書其族尚書禮部員外郎宗元，使為其志?！谑莿h其書為文，置于郵中，俾移于石上。(71)
“移于石上”即是刻石題寫的保存?zhèn)鞑バ螒B(tài)，而對這種形態(tài)的期待（“俾”）說明唐人對金石銘刻的傳播價值確實比較看重。
可以舉幾例說明唐人借金石銘刻傳播詩歌的情況。
唐元（玄）宗《答李適之手詔》云：“卿文勒石，誠為可重，故令兒子題額及陰，何所發(fā)揮？而勞致謝。球場宴樂，咸睦深慈。豈伊斐然，少能申寫。卿為宗子，欲名教有歸，記之史冊，亦隨卿意?！?sup>(72)可見李適之文勒石流傳。
杜甫《八哀詩·贈秘書監(jiān)江夏李公邕》云：“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風(fēng)流散金石，追琢山岳銳?！?sup>(73)說明李邕之詩文多刻于金石而流傳。
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中談及杜詩時說：“其所游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于石?！?sup>(74)指的是杜甫游歷過程中詩歌被刻于金石的情況，可見杜詩亦借金石銘刻傳播。胡宗愈是北宋時人，與王安石、蘇軾同時，他的話應(yīng)該比較可信。
劉長卿《至德三年春正月時謬蒙差攝海鹽令聞王師收二京因書事寄上浙西節(jié)度李侍郎中丞行營五十韻》中有“金石懸詞律，煙云動筆精”(75)?？梢娊鹗糜阢懣淘娫~之功用。
顏真卿《謝陸處士杼山折青桂花見寄之什》：“群子游杼山，山寒桂花白。綠荑含素萼，采折自逋客。忽枉巖中詩，芳香潤金石。全高南越蠹，豈謝東堂策。會愜名山期，從君恣幽覿?！?sup>(76)這首詩寫的是金石因詩歌而增香，是對金石傳詩的高度評價。
以上例證都說明，唐人已把金石銘刻作為詩歌傳播的一種方式，反映了唐人之詩刻石而傳的情況。宋時能夠見到的唐代詩碑還很多，如歐陽修《集古錄》收唐詩唐時金石刻共12種；趙明誠《金石錄》收唐詩唐時金石刻共66種；王象之《輿地碑記》收唐詩唐時金石刻近40種。下面簡單列舉以上三書中的幾種詩碑及其勒石年代、地點，以說明唐代用詩碑傳播詩歌的情況(77)。
【歐陽修《集古錄》】
《流杯亭侍宴詩》，武后久視元年（700）幸臨汝溫湯留宴，群臣應(yīng)制詩碑。開元十年（722）碑廢，貞元（785—805）中復(fù)立；
韓覃《幽林思》，武后時詩，韓覃撰，碑在嵩山；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手書，歲月闋，碑在北邙山上；
崇徽公主（仆固懷恩女）《手痕詩》，李山甫撰，碑在陰地關(guān)；等12種。
【趙明誠《金石錄》】
《流杯亭侍宴詩》，李嶠撰序，殷仲容正書，久視元年（700）九月勒石；
《棲巖寺詩》，唐高宗、武則天撰，韓懷信正書，長安二年（702）勒石；
《六公詠》，李邕撰，胡履虛八分書，開元十一年（723）；
《明皇行次成皋詩》，史敘行書，開元十三年（725）十月；等66種。
【王象之《輿地碑記》】
袁高《茶山詩》，高為之詩，于岫序，碑在宋時安吉州墨妙亭；
《善權(quán)寺詩靈巖瀑布記》，元和十三年（818）李飛刻，碑在常州；
崔詞《謁禹廟詩》，宋之問等詩附后，碑在紹興，元和十一年（816）刻石；
元威明《陽明洞天詩》，在紹興，太和三年（829）立石龍瑞宮；
白居易《陽明洞天詩》，在紹興，太和三年（829）立等近40種。
胡震亨對這些碑刻資料的判斷是：“歐陽、趙、王三錄所載唐人詩篇，并得自石本，真蓋無疑?！?sup>(78)那么，這些在唐代就立有詩碑的詩作，其所經(jīng)過并閱讀的人都是這些詩歌的接受者，并可能進行下一步的傳播。
這種傳播方式，在信息保存上具有相對的長久性，并成為后人收集、編纂詩集和校勘詩歌的重要依據(jù)，現(xiàn)存《全唐文》許多資料來源于金石銘刻，《全唐詩》中的一些詩歌和后人整理補遺的一些詩歌也多來自于金石銘刻。
金石銘刻物質(zhì)材料的特點確定了它在詩歌傳播中莊重、典雅、久遠的傳播價值，而另外一些唐詩所借助的物質(zhì)材料，則給唐詩的傳播帶來了許多情趣。
（二）詩屏或詩障
唐人的室內(nèi)裝飾物有屏風(fēng)或曰障子，這可能是一種東西的兩種名稱。白居易詩《題詩屏風(fēng)絕句》云“障成定被人爭寫”可證。在屏風(fēng)和障子上書寫詩歌也是唐人的一種詩歌傳播方式。而《全唐詩》中的許多題屏詩說明，屏風(fēng)也是唐人傳播詩歌的一種重要憑借物。
《全唐詩》卷七載有宜芬公主的《虛池驛題屏風(fēng)》：“出嫁辭鄉(xiāng)國，由來此別難。圣恩愁遠道，行路泣相看。沙塞容顏盡，邊隅粉黛殘。妾心何所斷，他日望長安。”(79)是豆盧氏女宜芬公主遠嫁時所作。
寒山《家有》詩：“家有寒山詩，勝汝看經(jīng)卷。書放屏風(fēng)上，時時看一遍?！?sup>(80)
白居易也有題屏詩。他在元和己丑年（809）作《題海圖屏風(fēng)》，是為一幅屏風(fēng)海濤圖配詩。他還錄寫元稹絕句百首于屏風(fēng)，其《題詩屏風(fēng)絕句》序中說，元稹寄給他詩數(shù)百篇，他“掇律句中短小麗絕者凡一百首，題錄合為一屏風(fēng)……則安知此屏不為好事者所傳”，并重題一絕，末二句云：“障成定被人爭寫，從此南中紙價高。”(81)其《答微之》亦云：“君寫我詩盈寺壁，我題君句滿屏風(fēng)。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82)可見白居易是有意題屏，并對題屏的傳播效應(yīng)很清楚，希望能通過自己的題屏形式以助元詩流傳。
元稹有《答友封見贈》一詩，反映了他在屏風(fēng)上書寫己詩的情況：“荀令香銷潘簟空，悼亡詩滿舊屏風(fēng)。扶床小女君先識，應(yīng)為些些似外翁。”元稹一生三娶，前二位夫人均先己而亡，也有幾個孩子未成年而亡，屏風(fēng)書寫悼亡詩，表達了他對逝去親人的深情憶念。
劉禹錫有《白舍人見酬拙詩，因以寄謝》，詩云：“雖陪三品散班中，資歷從來事不同。名姓也曾鐫石柱，詩篇未得上屏風(fēng)。甘陵舊黨凋零盡，魏闕新知禮數(shù)崇。煙水五湖如有伴，猶應(yīng)堪作釣魚翁?！?sup>(83)從詩中透露的信息看，劉禹錫對名鐫石柱很是得意，而對“詩篇未得上屏風(fēng)”頗多遺憾，可見能有詩篇上屏風(fēng)是唐人很重視的一種詩歌傳播方式。
晚唐詩人韋莊有一首著名的長篇敘事詩《秦婦吟》，塵封千年后于敦煌藏經(jīng)洞重新發(fā)現(xiàn)，但此詩在當(dāng)時流傳頗廣，僅敦煌寫本就有十個之多。此詩當(dāng)時曾被制成障子，《北夢瑣言》卷六：
蜀相韋莊應(yīng)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內(nèi)一聯(lián)云：“內(nèi)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睜柡蠊湟喽啻褂?，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nèi)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84)
障子是唐人一種常見室內(nèi)裝飾物，王國維云：“此詩當(dāng)時制為障子，則風(fēng)行一時可知。”(85)可見障子在詩歌傳播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尋常。
（三）畫卷、畫帳和畫壁題詩
唐人也常常通過畫卷、畫帳和畫壁題寫傳播詩歌。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為詩作畫，一種是為畫題詩。如張九齡的《題畫山水障》、杜甫的《戲題畫山水圖歌》、皇甫冉的《題畫帳二首》、方干的《題畫建溪圖》、吳融的《題畫柏》、徐鉉的《題畫石山》、齊己的《題畫鷺鷥兼簡孫郎中》等等。胡震亨《唐音癸簽》云：
唐人詩亦有錄自畫卷及畫壁者。詩班班在諸人集中，而畫未必常存，畫壽不敵詩壽也。相傳唐盧鴻一《草堂圖》，圖各有詩，尚在人間，弘、成諸名流嘗論之。今觀圖中十詩，俗惡無人理。又鴻一傳，所居室名“寧極”，而此圖與詩標洞玄室，抑何左耶？畫吾不知，知此詩之當(dāng)刪而巳。又坡公嘗戲為摩詰之詩，以摹寫摩詰之畫，編詩紀者，認為真摩詰詩，采入集中，世人無識，那可與分辨并志之，佐覽者捧腹云。(86)
胡震亨提到的這些畫卷、畫帳和畫壁上的題詩，說明唐人的有些詩作是通過畫卷、畫帳、畫壁流傳的。但胡震亨也提到：“畫壽不敵詩壽”。詩可以通過抄錄完整保留于詩卷中，畫在當(dāng)時很難完全復(fù)制，但不管怎樣，畫卷、畫帳和畫壁也仍然是詩歌傳播的一種物質(zhì)載體。
（四）題樹題葉題袍等
唐人題詩的物質(zhì)載體，還有一些非常規(guī)材料。一些有趣的故事，說明唐人的詩歌傳播載體豐富多彩。
如題樹詩。有些人故意把詩歌題寫在樹木之上?！对葡炎h》卷中載有一則“譚生刺”的故事：
真娘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于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cè)。行客感其華麗，競為詩題于墓樹，櫛比鱗臻。(87)
故事中的“行客”競相在真娘墓邊樹上題詩，可見追逐風(fēng)流者把題樹作為附庸風(fēng)雅的一種方式。姚合《過楊處士幽居》詩云：“酒熟聽琴酌，詩成削樹題?！币彩钦f詩歌寫就后便刻于樹干之上。其《和裴令公新成綠野堂即事》詩“攜詩就竹寫，取酒對花傾”的前一句，就是說有意把詩歌寫在竹木之上。
又如題葉詩。樹葉原本不是寫字的專用材料，然而有些窮人家的孩子沒有很多的紙張供來寫字，就以一些寬大的樹葉當(dāng)作練習(xí)書法的材料，有些書法練習(xí)時用的詩歌就成為題葉詩?！缎绿茣肪矶侃柖多嶒瘋鳌酚涏嶒适拢?/p>
初，虔追
故書可志者得四十馀篇，國子司業(yè)蘇源明名其書為《會稡》。虔善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于是慈恩寺貯柿葉數(shù)屋，遂往，日取葉肄書，歲久殆遍。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88)
“好書”，就是愛好書法，書法里相當(dāng)一部分作品是詩歌，說明鄭虔曾把詩寫于柿葉之上。有的則是無聊中把樹葉當(dāng)作抒情寫志的消遣，無意中成就千古佳話，如《類說》“葉上題詩”和“題紅葉”兩條記載：
明皇時，掖庭書落葉，隨御水而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草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和曰：“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dāng)嗄c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
盧渥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絕句曰：“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后宣宗省宮人，渥獲一人，乃昔年題紅葉者。(89)
也有寫于錦袍之上的，稱為“錦袍詩”，段成式《寄溫飛卿箋紙》云：
三十六鱗充使時，數(shù)番猶得裹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盡寫襄陽播掿詞。(90)
由上可見，唐人詩歌傳播的物質(zhì)載體可謂豐富多彩。所述詩歌之文本傳播材料不僅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唐代詩歌，留下了豐富的文學(xué)遺產(chǎn)，也給文學(xué)傳播帶來了許多有趣的話題，成為人們咀嚼吟賞的豐富材料。
第二節(jié) 音樂：唐詩傳播的非物質(zhì)載體
唐詩有相當(dāng)一部分作品是可以入樂的，比如聲詩。任半塘《唐聲詩》：“‘唐聲詩’指唐代結(jié)合聲樂、舞蹈之齊言歌辭——五、六、七言之近體詩，及其少數(shù)之變體；在雅樂、雅舞之歌辭以外，在長短句歌辭以外，在大曲歌辭以外，不相混淆。”(91)“唐聲詩大半入樂?！?sup>(92)那么，任半塘先生所說的聲詩與雅樂雅舞之歌辭、長短句歌辭、大曲歌辭，就都是能夠歌唱的詩歌。胡仔從詞的發(fā)展衍變的角度，指出了唐詩的歌唱特征：“唐初歌辭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后，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93)
入樂的詩歌借助了音樂的力量，傳播速度更快、傳播范圍更廣，它不像紙抄詩和題壁詩需要文化知識，只要有音樂本身，就可以將詩歌帶往四面八方。它是詩歌傳播的非物質(zhì)載體，在唐詩的當(dāng)時傳播中起過相當(dāng)重要的作用：“唐人之詩樂，在當(dāng)時朝野城鄉(xiāng)，或歌舞，或講唱，或戲劇，確曾盛行，并于眾藝之中，具有一段領(lǐng)導(dǎo)與貫通之業(yè)績?！?sup>(94)正是這個原因，要了解唐詩傳播，也應(yīng)當(dāng)對唐代的音樂狀況進行詳細描述，它是唐詩傳播的重要條件之一，是唐詩風(fēng)行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關(guān)于音樂傳播唐詩的情況，目前成果較多，大部頭著作如任半塘《唐聲詩》、王昆吾《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吳相洲《唐詩創(chuàng)作與歌詩傳唱關(guān)系研究》、左漢林《唐代樂府制度研究》、關(guān)也維《唐代音樂史》、柏紅秀《唐代宮廷音樂文藝研究》等，其中相當(dāng)多內(nèi)容就是唐代音樂對唐詩的傳播。鑒于目前“唐詩與音樂”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在這里就不再對唐代樂詩定義、樂詩類型、歌唱方式、歌唱場合等進行更多重復(fù)性描述。本文只概述唐詩在唐代借助音樂進行傳播的情況，以說明音樂在詩歌傳播中的價值和作用。
一、唐代音樂制度的完善
唐代音樂非常發(fā)達，郭茂倩《樂府詩集》較早描述了唐代音樂的繁盛情況，其中《近代曲辭》所述較詳：
唐武德初，因隋舊制，用九部樂。太宗增高昌樂，又造宴樂，而去禮畢曲。其著令者十部：一曰宴樂，二曰清商，三曰西涼，四曰天竺，五曰高麗，六曰龜茲，七曰安國，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國，而總謂之燕樂。聲辭繁雜，不可勝紀。凡燕樂諸曲，始于武德、貞觀，盛于開元、天寶。其著錄者十四調(diào)二百二十二曲。又有梨園，別教院法歌樂十一曲，云韶樂二十曲。肅、代以降，亦有因造。僖、昭之亂，典章亡缺，其所存者，概可見矣。(95)
近年來，對于唐代音樂制度的研究，論文頗多，像左漢林《唐代樂府制度研究》、關(guān)也維《唐代音樂史》、柏紅秀《唐代宮廷音樂文藝研究》等大部頭論文都進行了細致的歸納和總結(jié)。他們所提供的資料，使我們今天可以清楚地認識當(dāng)時唐代宮廷音樂的狀況，組織層次、組織方式、成員構(gòu)成、音樂種類等等，也能夠大體讓我們知道，唐代文人的詩歌進入到宮廷音樂進行傳播，是文人詩歌進入上層社會和上達天聽的重要渠道，也是文人知名的重要方式之一。
但郭茂倩描述的基本是唐代官方音樂的情況，任半塘先生認為這不足以描述唐代音樂之盛況，必須將民間音樂考慮入內(nèi)，他說：
燕樂十部之首二部“樂”與“清商”中，包含吳聲、楚調(diào)、西曲及江南弄等，為當(dāng)時中國所自有之樂，馀皆外樂。開元以前，中外之聲猶相抗；開元后，胡部新樂益張，華夏舊聲已絀，惟民間情況必仍有不同。(96)
而后在全書的論述中，任先生對唐代的民間音樂進行了多方考察，說明唐代民間音樂除各類胡樂而外，傳之于前代的民間音樂并不會因為胡樂的進入和宮廷某樂工的逝去而消亡。他認為唐代的民間音樂是相當(dāng)發(fā)達的，比如山歌：
“山歌”名目，唐已盛行，其內(nèi)容頗廣，如田歌、樵歌、漁歌、棹歌、采蓮歌等皆是。有游春踏歌者，有祠神巫歌者，有月下設(shè)歌場、男女賡和競賽者。當(dāng)時原辭之流傳雖極少，但憑白居易、劉禹錫、皮日休、陸龜蒙、鄭谷等詩中所描繪，知當(dāng)時民間山歌甚普遍，且極動人。(97)
除山歌而外，任半塘先生認為太常寺和教坊也收羅了大量民間音樂，他說：“唐代未設(shè)樂府采詩，是其缺憾；但太常廣羅‘胡夷’之樂曲，多加整改；教坊廣羅里巷之樂曲，且及邊塞之聲，不遺在遠，存真較多，是其優(yōu)點?！?sup>(98)《唐聲詩》中描述了多種民間音樂的存在狀態(tài)。從任先生全書多角度對唐代音樂的描述看，唐代民間音樂從音樂的種類、唱法的變化等多方面都勝于前代。
唐代音樂盛況空前，一個特別重要的表現(xiàn)形式就是：音樂機構(gòu)較之于以前更為完善。唐代的朝廷音樂機構(gòu)系統(tǒng)完備，層次清楚。目前唐代音樂研究的成果相當(dāng)多，綜合任半塘、廖輔叔、岸邊成雄等諸家說法，結(jié)合左漢林博士論文《唐代樂府制度研究》、柏紅秀《唐代宮廷音樂文藝研究》等，可大體概括唐代朝廷的樂府機構(gòu)主要有太常寺、梨園、教坊三部分。而民間音樂，雖然沒有固定機構(gòu)，但國家允許的民間音樂工作者的存在形式各種各樣，有家伎、妓院、行走于茶樓酒肆以賣唱為生的伎人之類，其所從事的工作，關(guān)也維《唐代音樂史》第一章《唐代民間音樂》談及，包括“民歌與曲子”（唐代民歌、填以新詞的曲子、經(jīng)過藝術(shù)加工的曲子）；“民間說唱與變文”（漢族地區(qū)的說唱與變文、其他民族的說唱音樂）；“民間歌舞”（自娛性的踏歌與打令、表演性的民間歌舞、帶有故事情節(jié)的民間歌舞）；“宗教音樂與歌舞”（巫舞、儺舞、師公舞、薩滿舞、佛教音樂與歌舞）等。其中的“民歌與曲子”就與詩歌傳唱和傳播聯(lián)系密切。
各種各樣的音樂，當(dāng)其需要歌詞作為匹配內(nèi)容時，它們就成為歌詩的載體并幫助歌詩的傳播，而歌詩的歌詞，除了古辭，還有唐人專門配制的歌詞以及選唐詩為歌詞入樂，由此，使音樂成為唐詩的重要傳播載體。關(guān)于配制歌詞和選詩入樂，本書在第三章《唐代的詩歌傳播渠道》一章有專門描述，此略。
需要闡釋的是，音樂機構(gòu)的完備，為詩歌入樂傳播準備了音樂的條件，使得詩歌有機會通過音樂在不同層次的人群中流傳，成就了詩歌的傳播。
二、詩歌以音樂為載體進行傳播
在唐代，音樂是重要的文化娛樂活動，歌唱，是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抒情方式，詩歌依靠音樂而廣泛傳播是一個客觀存在?！杜f唐書》卷三十《音樂三》：
貞觀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孫既定雅樂，至六年，詔褚亮、虞世南、魏征等分制樂章。其后至則天稱制，多所改易，歌辭皆是內(nèi)出。開元初，則中書令張說奉制所作，然雜用貞觀舊詞。自后郊廟歌工樂師傳授多缺，或祭用宴樂，或郊稱廟詞。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縚令博士韋逌、直太樂尚沖、樂正沈元福、郊社令陳虔、申懷操等，銓敘前后所行用樂章，為五卷，以付太樂、鼓吹兩署，令工人習(xí)之。
時太常舊相傳有宮、商、角、徵、羽《宴樂》五調(diào)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恭仁妾趙方等所銓集，詞多鄭、衛(wèi)，皆近代詞人雜詩，至涄又令太樂令孫玄成更加整比為七卷。又自開元已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孫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傳謂為法曲。
今依前史舊例，錄雅樂歌詞前后常行用者，附于此志。其五調(diào)法曲，詞多不經(jīng)，不復(fù)載之。(99)
唐代詩人的很多詩歌，為歌唱而創(chuàng)作，借歌唱而傳播。李白的《清平調(diào)》三首，是供歌唱而作，李浚《松窗雜錄》載，李白乘醉進三章，“龜年遽以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diào)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上因調(diào)玉笛以倚曲”。(100)李白的這幾首詩，也由此而傳播開來。王維七絕《送元二使安西》（又名《陽關(guān)曲》或《渭城曲》），唐時就已被曲而傳唱，甚至運用了疊唱形式。白居易《對酒五首》之四曾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guān)》第四聲?！辈⒆宰⒎Q“第四聲”為王維《陽關(guān)曲》詩的后二句。這些都是通過演唱傳播詩歌的例證。吳相洲《唐代歌詩與詩歌》說：
唐人所唱，除了句式長短不齊的詞以外，還有齊言的詩。過去人們對這些齊言的詩的演唱情況一直估計不足。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一曾列舉了唐詩各體的名稱，如云：“有曰‘詠’者，曰‘吟’者，曰‘嘆’者，曰‘唱’者，曰‘弄’者。詠以永其言，吟以申其郁，嘆以抒其傷，唱則吐于喉吻，弄則被諸絲管。此皆以其聲為名者也。”胡氏把唐詩稱為“唐音”，就取其歌唱的特點。人們習(xí)慣把盛唐詩風(fēng)稱為“盛唐之音”，也包含這個意思。我們不能把唐人在詩題中加入“行”、“引”、“歌”、“詞”等名稱，看作毫無實際意義；不能把唐人將某個詩人稱作“詞人”，看作是一個沒有實際內(nèi)容的稱呼；也不能把唐人所說的“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cè)耳聽”、“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這樣的歌，當(dāng)作是在讀詩。杜甫《屏跡三首》其一：“獨酌甘泉歌，歌長擊樽破。”《蘇端薛復(fù)筵簡薛華醉歌》：“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fēng)格老?！薄兑箽w》：“白頭老罷舞復(fù)歌，杖藜不睡誰能那?！眲⒂礤a《酬令狐相公六言見寄》云：“今日便令歌者，唱兄詩送一杯。”這些都是對當(dāng)時詩人作歌、唱歌的描寫。(101)
這些推斷應(yīng)該比較符合唐人唱詩的現(xiàn)實。宋人王灼《碧雞漫志》也說：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diào)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為知音者協(xié)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弊宰⒃疲骸皹啡烁吡岘?，能歌，歌余數(shù)十詩?！睒诽煲嘧響蛑T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庇智?。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艷歌?！痹⒅娙嗽來n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辭，其所賦，尤多怨郁凄艷之句，誠以蓋古排今，使為詞者莫能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聲弦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dāng)?shù)十篇，云韶諸工皆合之弦管?！庇址Q：“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來，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迸f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于管弦。”又，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第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yōu)劣?！币涣娉g二絕句，一伶唱適絕句。渙之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須臾，妓唱渙之詩。渙之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唐伶妓（以）當(dāng)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事也。(102)
明胡震亨也常常談到唐詩與音樂的關(guān)系，如：“唐人詩譜入樂者，初、盛王維為多，中、晚李益、白居易為多?！?sup>(103)他說中唐李益的詩，特別是邊塞詩，“悲壯宛轉(zhuǎn)，樂人譜入聲歌，至今誦之，令人凄斷?！?sup>(104)其《夜上受降城聞笛》“天下亦唱為樂曲”(105)，“天下以為歌詞”，“每作一篇，為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為供奉歌詞”(106)。等等?？梢姾鸷鄬μ圃姷目疾毂容^注重入樂的問題，這些考察也說明，唐詩通過音樂傳唱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傳播渠道。
詩配樂而歌唱，在唐代頗為流行，它可能為詩人們的詩名遠播制造出奇效應(yīng)，是詩人注重借音樂傳播之原因。王灼《碧雞漫志》：“當(dāng)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事也?！?sup>(107)詩的入樂演唱，進一步把詩歌推向社會，推向各階層，使詩歌得到更快、更廣泛的傳播。
三、唐詩借音樂傳播的意義
音樂作為唐代詩歌的一種傳播方式和手段，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人們的欣賞需求，同時也是對詩人詩歌創(chuàng)作的一種認同方式。著名的“旗亭畫壁”的故事典型地說明了人們包括詩人自己對詩歌傳唱這一傳播方式的認同態(tài)度。薛用若《集異記》“王渙之”條（案：應(yīng)為王之渙）記載此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fēng)塵未偶，而游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dāng)?shù)人登樓會。三詩人因避席偎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xù)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dāng)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yōu)矣?！倍矶?，一伶拊節(jié)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yún)牵矫魉涂统焦?。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辈g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睂び忠涣嬷幹唬骸伴_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云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睂び忠涣嬷幵唬骸胺钪闫矫鹘鸬铋_，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辈g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脫是吾詩，子等當(dāng)須列拜床下，奉吾為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fā)聲則曰：“黃河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fēng)不度玉門關(guān)?！睖o之即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比訌闹?，歡醉竟日。(108)
從這則故事里的王昌齡與高適、王之煥私自相約賭賽的文人游戲中可以讀出，詩人們都知道入樂傳唱是一種重要的傳播方式，他們把“入歌詞之多者”作為賭賽條件，正是因為“各擅詩名”的他們都知道，在詩歌的傳播過程中，能否入樂和入樂多寡標識著詩作傳播的程度。
通過音樂，詩歌可以傳播的更快更遠，還可以產(chǎn)生感發(fā)激勵民眾的作用，使聽眾在音樂的樂聲氛圍中受到感染和影響。任半塘在《唐聲詩》中說：
惟“誦”之聲無定調(diào)，為朗讀，為時言；歌之聲有定調(diào)，為音曲，為永言。誦欲有所諷諫，故吐辭必近語言，以便當(dāng)面曉悟；歌之用在感發(fā)，故衍聲必符樂曲，以利遠揚而激眾。(109)
詩歌傳唱的傳播方式，對促進唐代詩歌與音樂的交流、對唐代詩歌的繁榮都起著重要作用。羅庸在《歌謠的襯字和泛聲》一文中指出：
一切歌謠和樂詩的發(fā)展，都是跟了樂器走的。樂器的發(fā)明和應(yīng)用，決定了詩歌形式的變遷。(110)
任半塘《唐聲詩》說：
蓋聲詩在唐，不僅表現(xiàn)于自發(fā)之街陌歌謠、邊戍唱嘆、筵間酒令、柩前挽歌而已，亦不限在宮廷儀式或士大夫生活中始于樂舞有制作，有欣賞；猶賴市井塵中之伎藝人，運其智慧與經(jīng)驗，不斷勞動創(chuàng)作，演變出許多新體，充分流行于民間，以益蔚成此業(yè)之繁榮。(111)
這說明，音樂對詩歌的發(fā)展和變化有著多么重要的作用。
從王之渙、王昌齡、高適的“旗亭畫壁”故事，我們知道，詩歌入樂，對詩人傳名有著相當(dāng)重要的作用，而要入樂，就要創(chuàng)制符合入樂規(guī)律的歌詞，很多唐代詩人都自覺為此付出努力。李賀作詩自覺合樂，說明李賀正是因為配樂為流行的詩歌傳播方式而自覺從之，其《花游曲序》云：“寒食諸王妓游，賀入座，因采梁簡文詩調(diào)賦《花游曲》，與妓彈唱?！?sup>(112)其《申胡子觱篥歌序》云：“歌成，左右人合噪相唱?！?sup>(113)其“樂府?dāng)?shù)十篇，云韶諸工皆合之弦管”(114)。劉禹錫也是一個利用音樂進行創(chuàng)作的著名詩人，《舊唐書》本傳說劉禹錫詩：
禹錫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陶冶情性。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禹錫或從事于其間，乃依騷人之作，為新辭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辭也。(115)
可見劉禹錫也是自覺按照歌詞的形式進行創(chuàng)作。兩例均說明詩人對音樂傳播的重視和音樂傳播對他們創(chuàng)作的影響。
唐代許多詩歌，依賴于音樂演唱而廣泛傳播，一些詩人因詩作被之管弦而擴大社會知名度，并由此受到鼓舞，更加努力于詩歌創(chuàng)作。孟棨《本事詩·事感》載，白居易有歌舞妓樊素、小蠻，白年已高，小蠻方豐艷，白寫詩道：“一樹春風(fēng)萬萬枝，嫩于金色軟于絲。永豐坊里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宣宗時，“國樂唱是詞”，上知是白詩，“命取永豐柳兩枝，植于禁中”(116)。白聞而感上，又為詩云云。在這里，音樂傳播信息的反饋對詩人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鼓舞的意義，促使詩人努力于創(chuàng)作，它反映了詩歌演唱所產(chǎn)生的傳播效應(yīng)。
第三節(jié) 驛傳：唐詩傳播的制度憑藉
從現(xiàn)存資料看，唐詩當(dāng)時的傳播速度非常迅疾，傳播地域非常廣泛，即使邊遠地區(qū)也能很快就了解到當(dāng)時的詩人和得知當(dāng)時詩人的詩作。前文所舉白居易詩歌被元稹發(fā)現(xiàn)題寫于通州江館柱壁上即是一例。敦煌唐寫本的多種王梵志詩、多種《秦婦吟》寫本，也是從遼遠之東南傳播至偏遠之西北。這些詩作是怎樣被帶往四面八方？又是怎樣的力量使得這種傳播得以實現(xiàn)？筆者認為，驛傳為唐詩的當(dāng)時傳播提供了方便條件。
一、驛路無障：唐代驛傳的發(fā)達狀況
唐王朝中央集權(quán)統(tǒng)治力量強大，其統(tǒng)治力量得力于唐王朝的政治制度體系，驛傳是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唐王朝的驛傳體系空前發(fā)達，水陸驛路線覆蓋全國各個角落，通達全國四面八方乃至四夷邊遠之地，為大唐帝國傳達政令、運送官員、交流物資、傳播信息等提供了堅實的基礎(chǔ)，也給唐詩的傳播帶來便利。
（一）唐代發(fā)達的驛傳線路體系
由于對驛傳重要性的認識特別清楚，唐朝統(tǒng)治者特別注重驛傳體系的建設(shè)，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除大量的錢財支持外，國家還采取“捉驛”（以州里富強之家擔(dān)任驛長，主持驛站工作，以待行李之往來，謂之“捉驛”）、“帖驛”（驛站的驛馬不能滿足驛傳需要的情況下，驛路兩旁百姓用自己的私馬補貼驛站的臨時需要）、“另行供給”（驛站實在供應(yīng)有缺時，國家臨時撥款）等手段，以保證驛站的正常經(jīng)營。
在國家和百姓強有力的物質(zhì)支持下，唐王朝建立起發(fā)達的驛路網(wǎng)絡(luò)。據(jù)柳宗元《館驛使壁記》一文所記，唐代驛路以長安為中心有七條重要的干道，呈放射狀通往全國各地：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于邦畿之內(nèi)。奉貢輸賦，修職于王都者，入于近關(guān)，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征令賜予，布政于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后案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于千里之內(nèi)尤重。
自萬年至于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guān)曰潼關(guān)。自華而北界于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guān)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guān)曰武關(guān)。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guān)曰華陽。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guān)曰隴關(guān)。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驛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nèi)，總而合之，以至于關(guān)；由關(guān)之內(nèi)，束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復(fù)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shù)，縣吏執(zhí)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于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于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于豐給；繕完筑復(fù)，必歸于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quán)其入而用其積，于是有出納奇贏之?dāng)?shù)，勾會考校之政。(117)
這七條主要干道，又與各州郡縣之間的驛路環(huán)環(huán)相連，而各州郡縣也是驛道密布，層層銜接，形成了完整有序的交通網(wǎng)。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所記唐代交通狀況甚詳，共計四十卷，有關(guān)內(nèi)道、河南道、河?xùn)|道、河北道、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劍南道、嶺南道、隴右道亦即十大行政區(qū)，同時也就是十個大的交通方向，每一道交通主線之外又分若干支線，每一條支線又有若干個重要交通點，每一個重要交通點距上都長安和東都洛陽有多少里程，距較重要的交通點有多少距離，每一個交通點的“八到”之地是哪里及其里程，都一一敘述清楚，全國的交通狀況一目了然。唐代全國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由這些驛道匯集到一起，形成了以驛傳為中心的交通管理體系。
（二）驛站的設(shè)置和配給
為滿足驛傳供給之需，唐代設(shè)置了許多驛站，其驛站之多，可用星羅棋布形容之。據(jù)《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駕部郎中”條記載：“（驛站）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sup>(118)其中水驛二百六十個，陸驛一千二百九十七個，水陸兼驛八十六個。
驛站的設(shè)置有固定的里程，一般三十里置一驛，但不是所有的地方均為三十里一驛，而是參照驛務(wù)繁簡確定何處置驛。驛務(wù)需要之人馬船之類，亦根據(jù)驛務(wù)繁簡配備。《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
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陸驛，八十六所水陸相兼。若地勢險阻及須依水草，不必三十里。每驛皆置驛長一人，量驛之閑要以定其馬數(shù)：都亭七十五疋，諸道之第一等減都亭之十五，第二、第三皆以十五為差，第四減十二，第五減六，第六減四，其馬官給。有山阪險峻之處及江南、嶺南暑濕不宜大馬處，兼置蜀馬。凡水驛亦量事閑要以置船，事繁者每驛四只，閑者三只，更閑者二只。凡馬三名給丁一人，船一給丁三人。凡驛皆給錢以資之，什物并皆為市。）(119)
從上則資料可以看出，唐代驛站設(shè)置靈活機動，完全根據(jù)驛務(wù)需要，物資和人員配備亦同，原則就是既能滿足驛務(wù)需要，也不浪費國家資財。需要說明的是，驛站相隔的遠近距離可能差距很大，據(jù)王宏治先生考證：
三十里置一驛是唐代的法定驛程。但在西北、西南等邊遠處，或“須依水草”，或“地勢險阻”，驛程往往超過三十里，為六、七十里，甚至達百里之遙。而在京畿腹地，則因事繁劇且急切，又往往少于三十里，甚至僅八里。(120)
驛站的物資配備，除上引《唐六典》的這則資料所涉及的人馬船等以外，更重要的是錢財和土地，否則，人馬船只的開支用度無法解決。
關(guān)于錢財。《唐六典》卷三《尚書戶部》：“凡天下諸州稅錢各有準常：三年一大稅，其率一百五十萬貫；每年一小稅，其率四十萬貫，以供軍國傳驛及郵遞之用。每年又別稅八十萬貫，以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sup>(121)也就是說，唐代每三年有二百四十萬貫錢財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同時有二百三十萬貫錢財供軍國傳驛及郵遞之用。在這組數(shù)字中，不難看到統(tǒng)治者對驛傳的重視。以三年一大稅、每年一小稅的三年稅收額除以驛站總數(shù)，所得結(jié)果是每個驛館三年平均一千四百零三貫，即每年平均四百六十七貫。這還不包括驛站用國家錢財生利所得。
關(guān)于土地。唐制，根據(jù)驛站馬匹數(shù)給驛站牧田，杜佑《通典》說：“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匹給地四十畝。若驛側(cè)有牧田之處，匹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匹給田二十畝。”(122)根據(jù)《唐六典》的驛站馬匹規(guī)定數(shù)字測算，大的都亭驛館有馬七十五匹，牧田可達三千畝；最小的六等驛館有馬八匹，牧田亦可達三百二十畝。附帶說明一下，劉廣生、趙梅莊編著的《中國古代郵驛史》認為驛田最多給四百畝(123)，筆者認為，這個數(shù)字恐怕不是很準確。《新唐書》卷四十六《志第三十六》“兵部”條說：
駕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輿輦、車乘、傳驛、廄牧馬牛雜畜之籍。凡給馬者，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三匹，七品以下二匹；給傳乘者，一品十馬，二品九馬，三品八馬，四品、五品四馬，六品、七品二馬，八品、九品一馬；三品以上敕召者給四馬，五品三馬，六品以下有差。凡驛馬，給地四頃，蒔以苜蓿。(124)
根據(jù)這則引文所言，皆是國家供給官員馬匹，不同等級官員供給馬匹數(shù)量亦不同，而明確給官員用以“傳乘”者，一品可達十匹，按一匹馬給牧田四十畝測算，恰好可達四頃（四百畝）。這很顯然不是驛館牧田的最高限度，而是官員牧田的最高限額，當(dāng)然不適合用于驛館牧田數(shù)量的估算。根據(jù)實際情況推測，如果一匹馬可以給牧田四十畝，十匹馬就能夠達到四百畝，八匹馬是最小的驛館，牧田可達三百二十畝，接近“四頃”之?dāng)?shù)，如果最高限度的牧田是四百畝，恐怕最大的有七十五匹馬的都亭驛館之牧田數(shù)字與最小的六等驛館牧田數(shù)字就只有八十畝的差別，大小驛館牧田數(shù)量如此接近不符合唐代驛館的等級差別實況，且四百畝的牧田恐怕也不能供養(yǎng)都亭驛館七十五匹驛馬、驛站相關(guān)工作人員以及傳馬等各方面所需。由此推測，最大的驛館牧田至少有兩千六百二十五畝，多則可達三千畝。
驛傳物資不許挪用。《全唐文》卷八十九唐僖宗《南郊赦文》云：
江淮運米，本實關(guān)中，只緣徐州用軍，發(fā)遣全無次第。運腳價妄被占射，本色米空存簿書，遂使倉廩漸虛，支備有闕。緣循弛慢，全自職司，宜令轉(zhuǎn)運使速具條流，分析聞奏。才及春緩，便須差清強官吏節(jié)級催驅(qū)，嚴立科條，須及舊額，茍或踵前容易，必舉朝章。郵傳供須，遞馬數(shù)目，素有定制，合守前規(guī)。河南館驛，錢物至多，本來別庫收貯，近日被府司奏請，袞同支用，遂使遞馬欠闕，料糧不充。憲司又但務(wù)緣循，都不提舉。宜令東臺館驛使速具條流，分析聞奏?！越褚院?，如輒將上供一錢物支用者，并當(dāng)加譴責(zé)，不在原貸之限。(125)
驛傳物資不準挪用，挪用者必加譴責(zé)，且不在寬宥范圍之內(nèi)，這樣就可保證必要的驛傳物資供給。
驛傳物資有缺必補。《舊唐書》卷十九上《本紀第十九上·懿宗》：
如聞湖南、桂州，是嶺路系口，諸道兵馬綱運，無不經(jīng)過，頓遞供承，動多差配，凋傷轉(zhuǎn)甚，宜有特恩。潭、桂兩道各賜錢三萬貫文，以助軍錢，亦以充館驛息利本錢。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徭配稍簡，宜令本道觀察使詳其閑劇，準此例與置本錢。(126)
驛傳物資缺乏，會影響軍國傳驛，故此，一旦出現(xiàn)驛傳物資缺乏的情況，統(tǒng)治者要想辦法補給充足，以使驛傳不受影響。
各州府官員也特別重視驛傳體系的建設(shè)。劉彤《河南府奏論驛馬表》：
臣某言：今月一日，中使魏光勝至。伏奉手詔，當(dāng)管每驛更加添鞍馬，不得停留往來使命者。伏以所到郵傳，以備急宣，由臣術(shù)無方，致令馬畜有闕。忽奉恩詔，憂惶失圖，臣某中謝。臣伏以當(dāng)府重務(wù)，無過驛馬。臣到官之日，惟此是圖，雖牧市百端，死損相繼。蓋緣府界闊遠，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馬蹄又軟，驅(qū)馳石路，斃踣實多。比于陜虢已西，及汝鄭等處，道路稍異，日夜倍憂。又西自永寧，東自汜水，南到臨汝，北達河陽，正驛都管一十六所，常加填備，動以久闕。此皆臣無政術(shù)，上軫圣心，蹐地局天，不足所處。臣今分遣官吏，稍加價錢，兼令外求，冀免有闕。臣某中謝。(127)
各州府官員認真執(zhí)行朝廷的驛傳制度，并高度重視，盡最大努力保證驛路通暢。
唐代的百姓也支持驛傳建設(shè)。驛路兩旁的百姓在驛站出現(xiàn)入不敷出的情況時對驛館實施“帖驛”?！疤A”就是當(dāng)驛站錢財馬匹入不敷出時，驛路兩旁百姓對驛站實施補貼，主要有“帖錢”和“帖馬”兩種，王梵志詩云：“里正追役來，坐著南廳里。廣設(shè)好飲食，多酒勸且醉。追車即與車，需馬即與使。需錢便與錢，和市亦不避?！?sup>(128)老百姓也是很支持驛傳，要車給車，要馬給馬，要錢給錢，“和市”（驛站用東西作價換老百姓的東西，《通典·戶口》七云：“頃年國家和市，所由以刻剝?yōu)楣?，雖以和市為名，而實抑奪其價?！保┮材芙邮堋?/p>
由于國家的特別重視和政策支持，在國家供給、驛站自主經(jīng)營、百姓支持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唐代驛站的物資供應(yīng)得到了充分的滿足，這是驛傳效率的重要保證。
（三）驛傳的傳遞速度
唐代的驛傳管理歸屬尚書省六部中的兵部，屬于兵部下屬四部（兵部、職方、駕部、庫部）之一的駕部，為軍事化管理機構(gòu)。駕部有駕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主事三人，從九品上；此外，令史十人，書令史二十人，掌固四人。其中，“郎中、員外郎掌邦國之輿輦、車乘、及天下之傳驛、廄牧、官私馬牛雜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闌逸之政令，司其名數(shù)”(129)。除中央部門外，地方諸道各設(shè)館驛巡官四人，諸府州由兵曹司兵參軍分掌，諸縣令兼理。
由于是軍事化管理，在驛道上乘傳馳驛，規(guī)矩嚴格：行人須帶“傳符”，乘驛日定里程。
關(guān)于“傳符”。對于需要奔走于驛道上的各類人員而言，若要依靠驛館供給，必須持有通行證件“傳符”?！皞鞣笔潜砻鞒梭A人員可以乘傳的證件，《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規(guī)定：
凡乘驛者，在京于門下給券，在外于留守及諸軍、州給券。若乘驛經(jīng)留守及五軍都督府過者，長官押署；若不應(yīng)給者，隨即停之。(130)
《唐六典》卷八《門下省》規(guī)定：
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jié)，辨其左右之異，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粋鞣?，所以給郵驛，通制命；（兩京留守及諸州、若行軍所，并給傳符。諸應(yīng)給魚符及傳符者，皆長官執(zhí)。其長官若被告謀反大逆，其魚符付以次官，無次官，付受告之司。）(131)
由此可知，“傳符”有專門的管理機關(guān)，不是隨意發(fā)放的。
不同地方不同級別的乘驛人員所持“傳符”不同，在京乘驛人員的“傳符”，由中央三省中的門下省審批，可以發(fā)給往還“傳符”，相當(dāng)于“往返車票”；各州郡縣乘驛人員的“傳符”，由所在州郡頒發(fā)，不得發(fā)給往還“傳符”，返回“傳符”由所到州郡發(fā)給。《舊唐書》卷十三《本紀第十三》：“（貞元八年，即792）閏月癸酉，門下省奏：‘郵驛條式，應(yīng)給紙券。除門下外，諸使諸州不得給往還券，至所詣州府納之，別給俾還朝?！ǔⅲ闹！?sup>(132)可見對“傳符”的使用有嚴格的規(guī)定。
關(guān)于日行走里程。驛道上的乘驛人員的行程并不是隨心所欲，每天想走多遠就走多遠，而是有明文規(guī)定的日行走里程。按《唐六典》卷三《尚書戶部·度支員外郎》條規(guī)定的一般驛程是：“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馀水四十五里，空舟溯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馀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馀水七十里?！?sup>(133)這應(yīng)該是一個大略的規(guī)定。以兩京行程為例：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
兩京行旅所需之時間，除詔令急宣，軍書急郵外，通常蓋日行三驛，共需時十日。故白居易詩云：“石渠金谷中間路，軒騎翩翩十日程?！本徎蛉招袃审A，共需時十六日，故白詩有云“北闕至東京，風(fēng)光十六程”也。(134)
統(tǒng)計里程，由西京長安……至東都……總計兩都間最捷里程約八百里，最迂里程約八百六十五里，志書所記兩都里程，多則八百六十里，少則八百里，蓋即南北道之異也。(135)
日行三驛，就是九十里；日行兩驛，就是六十里。兩京間距離迂路八百六十五里，近路八百里，將兩京間驛務(wù)繁忙、驛站設(shè)置較近考慮在內(nèi)，白詩的描述基本符合實際情況?！短屏洹返摹榜R日七十里”，與“軒騎翩翩十日程”則有一定差距，而騎驢與步走日行五十里（近于兩驛），可大體合于“風(fēng)光十六程”之?dāng)?shù)?！短屏洹返囊?guī)定應(yīng)該是比較明確的，而白詩說明，乘驛人員有較小范圍的機動。
倍道兼馳的驛傳速度與本文探討唐詩傳播關(guān)系不大，此略。
（四）驛使違程的處罰
為了保證信息的及時溝通，唐朝統(tǒng)治者制定了對驛使違程的嚴厲處罰措施。《唐律疏議》對驛使有十條規(guī)定，包括：驛使稽程、驛使以書寄人、文書應(yīng)遣驛不遣、驛使不依題署、增乘驛馬、乘驛馬枉道、乘驛馬赍私物、長官及使人有犯、用符節(jié)稽留不輸、公事應(yīng)行稽留等十條。其中，驛使稽程、乘驛馬枉道、公事應(yīng)行稽留的軍法式處置保證了乘驛人員必須按驛傳制度規(guī)定的里程和時間行進。三條內(nèi)容分別是：
（驛使稽程）諸驛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或作“三”）年。若軍務(wù)要速加三等；有所廢闕者，違一日，加役流；以故陷敗戶口、軍人、城戍者，絞。(136)
（乘驛馬枉道）諸乘驛馬輒枉道者，一里杖一百，五里加一等，罪止徒二年。越至他所者，各加一等（謂越過所詣之處）。經(jīng)驛不換馬者，杖八十（無馬者，不坐）。(137)
（用符節(jié)稽留不輸）諸用符節(jié)，事訖應(yīng)輸納而稽留者，一日笞五十，二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138)
其懲治之嚴厲，遠逾筆者之想象。
乘驛人員也必須嚴格按照規(guī)定乘驛，不能隨意羈留。《唐會要》卷六十一載開元十五年（727）的一道敕令：“兩京都亭驛，應(yīng)出使人三品已上清要官，驛馬到日，不得淹留。過時不發(fā)，馀并令就驛進發(fā)，左右巡御使專知訪察。”(139)有此，驛吏便獲得權(quán)力驅(qū)趕或呵責(zé)羈留者。
嚴格的制度，為驛傳提供了保障，故此唐代的驛傳快速而準時。不唯重要信息如郭孝恪擊匈奴的戰(zhàn)報能以幾千里之遙而準時抵達（參見《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七唐太宗貞觀十八年丁卯日），就是遷徙流播的官員也能準時到達目的地，甚至朋友間的通信都能按時接收。如元稹充劍南東川詳覆使，三月初七日從長安出發(fā)，按驛程計算，三月十七日左右當(dāng)?shù)搅褐?，白居易牽掛友人，于京中醉后詩《同李十一醉憶元九》中寫道：“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sup>(140)后旬日，得元稹書信，中有《夢梁州》一詩，告訴白居易，這一天元稹恰宿梁州驛站。
軍事化的管理體制，保證了唐王朝的信息暢通及時，也為詩歌的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chǔ)。
二、驛路傳詩：驛傳在唐詩傳播中的重要作用
唐代詩歌的當(dāng)時傳播，驛傳之功不可埋沒。通過驛站郵遞詩歌、通過驛站轉(zhuǎn)送詩人、驛站題壁詩的傳寫、驛傳對詩歌傳遞速度的保證是驛傳體系傳播詩歌的四大功能，有此，才有驛路所到，詩花盛開的唐詩當(dāng)時傳播之盛況。
（一）通過驛站郵遞詩歌
由于科考、仕宦、貶謫、游歷等多方面的原因，唐代詩人聚聚散散、離合無期。詩人之間的詩歌往來往往通過驛站郵遞。
以元稹、白居易之間的詩歌郵遞為例。
元、白貞元十九年（803）同登書判拔萃科，遂成莫逆，其友誼深厚，見諸詩章。如元稹有病，白居易寄藥，其《聞微之江陵臥病以大通中散碧腴垂云膏寄之因題四韻》云：“已題一帖紅消散，又封一合碧云英。憑人寄向江陵去，道路迢迢一月程。未必能治江上瘴，且圖遙慰病中情。到時想得君拈得，枕上開看眼暫明。”(141)元稹所居通州環(huán)境惡劣，白居易寄生衣于元，其《寄生衣與微之，因題封上》詩云：“淺色縠衫輕似霧，紡花紗袴薄于云。莫嫌輕薄但知著，猶恐通州熱殺君。”(142)白居易守喪，元稹則三次分俸救濟白居易。白居易在江州，元稹亦寄衣物于白：“湓城萬里隔巴庸，纻薄綈輕共一封。腰帶定知今瘦小，衣衫難作遠裁縫。唯愁書到炎涼變，忽見詩來意緒濃。春草綠茸云色白，想君騎馬好儀容?！保ā冻陿诽斓灭∷睦偨z布白輕庸制成衣服以詩報之》）(143)元、白之交誼，不因雙方地位而有變化，不因相距遙遠而有隔閡，雖然終二人一生，共在京都沒有幾年時間，而唱和詩歌幾百首，“寄”“贈”字眼比比皆是，是驛傳成就了他們傳誦千年的深情厚誼。尤其是“通江唱和”，一個在“三千里外巴蛇穴”的通州（今四川達縣），一個在“住近湓江地低濕”的江州（今江西九江），中間遠隔千山萬水，交通極其不便，一年依然有詩章往還兩三次（不能算元稹治病突然中斷聯(lián)系一段時間），沒有驛傳，其詩歌遞送根本不可能實現(xiàn)。
“杭越唱和”也能說明驛傳郵遞詩歌的作用。長慶二年（822）元稹出為同州刺史，旋即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此時白居易已經(jīng)求為外任，在杭州刺史任上。元稹上任途中，路過杭州，兩位詩人匯聚于杭州，旋即分開。元、白在杭越期間，互寄詩歌和與其他詩人驛寄詩歌屢屢見諸詩章。如長慶二年（822）十月，張籍從京城長安寄給杭州刺史白居易25篇詩歌，白居易把玩賞詠，之后轉(zhuǎn)寄越州刺史元稹。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也曾多次親寫詩卷寄贈元稹，其《寫新詩寄微之，偶題卷后》可證。他們身為兩州刺史，利用郵傳，用詩筒傳詩，月內(nèi)便可往還，完全是驛傳之利。今檢白居易詩集，提及詩筒傳詩者有《醉封詩筒寄微之》、《與微之唱和來去常以竹筒貯詩陳協(xié)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秋寄微之十二韻》等，詩中明言：“一生休戚與窮通，處處相隨事事同。未死又憐滄?？?，無兒俱作白頭翁。展眉只仰三杯后，代面唯憑五字中。為向兩州郵吏道，莫辭來去遞詩筒?！保ā蹲矸庠娡布奈⒅罚?sup>(144)可見其詩歌往來傳遞對驛傳的依賴。
（二）驛站題壁詩是詩人之間信息交流的重要場所
唐代的驛傳雖然發(fā)達，但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仍然不能完全通過郵遞的方式完成，但奔波于驛路上的詩人們也有他們另一種獨特的交流方式，即：通過題壁詩互相了解情況、溝通感情。唐代詩人在郵亭驛館的墻壁、廊柱、詩板上留下了許多互為交流的信息。以元稹、白居易的一些詩歌為例。
元稹元和四年（809）三月充劍南東川詳覆使，行至駱口驛，有《駱口驛二首》之一記錄駱口驛郵亭壁上題詩情況：“郵亭壁上數(shù)行字，崔李題名王白詩。盡日無人共言語，不離墻下至行時?！痹婎}下有題注：“東壁上有李二十員外逢吉、崔二十二侍御韶使云南題名處，北壁有翰林白二十二居易題《擁石》、《關(guān)云》、《開雪》、《紅樹》等篇，有王質(zhì)夫和焉。王不知是何人也?！?sup>(145)“不離墻下至行時”顯然是元稹路途休閑時的一種消遣方式，而他在墻上留下的題注，一方面說明了白居易與王質(zhì)夫之間通過驛壁唱和、互相交流的情況，另一方面也通過驛壁留字表達了希望了解王質(zhì)夫其人的心愿。
元和五年（810）二月，元稹自東川返回長安，過武關(guān)，憶白居易，題詩道旁墻上。其后，白居易《武關(guān)南見元九題山石榴花見寄》記此事：“往來同路不同時，前后相思兩不知。行過關(guān)門三四里，榴花不見見君詩?！?sup>(146)元稹又回贈詩：“比因酬贈為花時，不為君行不復(fù)知。又更幾年還共到，滿墻塵土兩篇詩。”（《酬樂天武關(guān)南見微之題山石榴花詩》）(147)元白交誼深厚，卻難得相見，彼此的情感聯(lián)系，題壁詩成為歷史的見證。
元和十年（815），元稹由江陵赴京，至藍橋驛，題詩于柱，留呈劉禹錫、柳宗元、李景儉。詩名《留呈夢得、子厚、致用》（題藍橋驛），可見元稹是要通過這首題壁詩與其他三位詩人進行交流。筆者未查三位詩人是否見到此詩，但查到白居易觀看此詩的情況，白集中有《藍橋驛見元九詩》，這首詩是白居易自長安赴江州路上見到元稹詩后所作，詩云：“藍橋春雪君歸日，秦嶺秋風(fēng)我去時。每到驛亭先下馬，循墻繞柱覓君詩?！?sup>(148)這說明，白居易也很愿意通過這樣的方式了解友人行蹤和近況?！懊康襟A亭先下馬，循墻繞柱覓君詩”的舉動，恐怕不只發(fā)生在元稹和白居易之間。
由此可見，詩人們習(xí)慣于在郵亭驛壁上書寫詩歌，也習(xí)慣于通過郵亭驛壁題詩讀詩的方式進行彼此的感情交流。作為朋友，如能在旅途寂寞時看到朋友的詩歌，自然會在精神上獲得極大安慰和享受。
（三）驛路轉(zhuǎn)送遷徙中的詩人到新的詩歌集散地
在唐人的詩文中，驛路奔波乃是常事?；潞５母〕辽w、行萬里路的游歷、“無衣思南州”式的就食等等原因，使得詩人們很少安居一地。他們到達新的生活之地的方式主要通過驛站轉(zhuǎn)送，而他們所到的生活地就會因為詩人的到來成為新的詩歌集散地。以杜甫、元稹、白居易為例。
杜甫一生分為四個時期，走過地方無數(shù)，僅清楚可知的通過驛站到達的地方就有：長安、奉先、鄜州、鳳翔、華州、秦州、同谷、成都、綿州、梓州、閬州、云安、夔州、荊湘等。杜詩紀實性特別強，凡所走過之地都在詩人筆下留下痕跡，故有“老杜詩歌是圖經(jīng)”的說法。比如詩人從長安到奉先（今陜西蒲城），《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中有“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語，可見是分別通過陸驛、水驛而后才能到奉先；西南至成都，詩人從秦州到同谷，經(jīng)過了赤谷、鐵堂峽、鹽井、寒峽、法鏡寺、青陽峽、龍門鎮(zhèn)、積草嶺、泥功山、鳳凰臺、兩當(dāng)縣到達同谷，又經(jīng)過木皮嶺、白沙渡、水會渡、飛仙閣、五盤、龍門閣、石柜閣、桔柏渡、劍門、鹿頭山，最后到達成都府。從秦州到成都，只有很小一段路離開官路驛道，絕大部分都是行走在官路驛道上。詩人從成都到綿州、梓州、閬州、云安、夔州，不管水路還是陸路，基本都是驛路行進。杜詩中可以清晰看到詩人驛路行程的作品除秦州到成都的大部分作品外還有：《龍門（驛）》、同谷驛（《秦州雜詩》之三）、《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發(fā)劉郎浦》（官渡渡口）、《宿鑿石浦》（官渡渡口）、《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舟月對驛近寺》、《宿白沙驛》、《雙楓浦》（官渡）、長沙驛（《惜別行送劉仆射判官》）、《聶耒陽以仆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等等。正是驛路將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杜甫遞送到他曾經(jīng)生活過的長安、奉先、鳳翔、鄜州、秦州、同谷、成都、梓州、閬州、夔州等地方，使得這些地方成為詩人借以生活和抒情的依存之所，也就形成了詩歌的創(chuàng)作地和傳播地。
元稹、白居易的例子更為典型。
元稹一生在京城的時間很短，主要的外任地東川、江陵、通州、虢州、越州、鄂州。白居易除長安外，一生走過的地方也很多，江州、忠州、杭州、洛陽等。與杜甫不同的是，杜甫走過很多地方，多是因生活所迫投靠朋友，而元稹和白居易都是宦海沉浮，故此元、白所到任所絕對是經(jīng)過驛路，這在元、白詩中屢屢言及。如元稹詩中有《青云驛》、《陽城驛》、《褒城驛二首》、《使東川·駱口驛二首》、《使東川·嘉陵驛二首》、《使東川·西縣驛》、《使東川·望喜驛》、《使東川·望驛臺》、《留呈夢得、子厚、致用》（題藍橋驛）、青山驛（《望云騅馬歌》）、《三泉驛》、《薔薇架（清水驛）》等。白居易詩中有《宿藍溪對月》（藍橋驛）、《自秦望赴五松驛，馬上偶睡，睡覺成吟》、《鄧州路中作》（驛路）、《祇役駱口驛喜蕭侍御書至兼睹新詩吟諷通宵因寄八韻》、邯鄲驛（《邯鄲冬至夜思家》）、《宿樟亭驛》、《藍橋驛見元九詩》、漢陰驛（非實名，《襄陽舟夜》）、《早發(fā)楚城驛》、《棣華驛見楊八題夢兄弟詩》、《商山路驛桐樹，昔與微之前后題名處》、《宿陽城驛對月》、《答微之泊西陵驛見寄》、《茅城驛》、《望亭驛酬別周判官》、揚州驛（《夢蘇州水閣，寄馮侍御》）、《臨都驛答夢得六言二首》等。
元稹和白居易通過驛路到達他們的為官之所，也就到達了新的詩歌集散地。他們彼此將詩歌源源不斷地寄往對方，還在所在地抄寫對方的詩歌以助傳播。如元和十二年（817），元稹在通州時，壁寫白居易詩；同年冬天，白居易在九江貶所，于屏風(fēng)上書寫元稹詩歌以慰思念，并明確說：“安知此屏不為好事者所傳，異日作九江一故事爾？”(149)還重題一絕，末二句云：“障成定被人爭寫，從此南中紙價高。”(150)可見詩人自己也很清楚，他們的到來自然就會使當(dāng)?shù)爻蔀樾碌脑姼杓⒌亍?/p>
（四）驛站作為詩歌傳播源
驛站，是奔波于驛路上的詩人們得以喘息停歇的落腳點，旅途的勞頓、升遷的感概、思家的情懷，使得他們心潮起伏，而這得以棲息的落腳點給了他們抒情的機會，成為他們抒情的場所。而從傳播條件講，驛館不僅有粉壁、亭柱，甚至還有專備的詩板以備詩人書寫詩歌。當(dāng)詩人們詩興涌動時，他們可以盡情地題詩于館壁、亭柱或詩板。
題寫的詩歌，內(nèi)容豐富多彩，有專門以驛站為詩題的作品，如前文所舉杜甫、元稹、白居易等人以驛站為詩題的詩作，也有思鄉(xiāng)戀家、羈旅情懷的作品，還有就是書寫其他詩人的詩作。本節(jié)開頭所舉元和十年（815）元稹在通州江館柱心發(fā)現(xiàn)的白居易詩，應(yīng)該是白詩的愛好者所題。元和十二年（817），元稹從興元養(yǎng)病回通州，路過閬州，游開元寺，思念白居易，遂題白居易詩于壁，還寫有《閬州開元寺壁題樂天詩》記錄此事：“憶君無計寫君詩，寫盡千行說向誰。題在閬州東寺壁，幾時知是見君時?！?sup>(151)元稹題詩的行為，既是一種思念的方式，也是一種傳播的手段。對于這一點，元稹是十分清楚的，其《白氏長慶集序》言：
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于繕寫模勒，衒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152)
這“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正可說明驛站是重要的詩歌傳播源之一。劉洪生編著之《唐代題壁詩》共選唐代題壁詩841首(153)，其中大部分與驛館有關(guān)，由此可見驛站題詩傳播之風(fēng)尚。
驛站作為交通要道，來往人員繁雜，人員階層不一，去向四面八方，他們在驛站休閑時欣賞詩歌，傾聽與這些詩歌有關(guān)的故事，或有意或無意間將書寫于驛館亭壁的詩歌帶往四面八方。如此，唐代詩人在遷徙流轉(zhuǎn)的過程中于驛亭郵壁所寫之自己詩作或友人詩作，即以驛站為傳播源，成輻射狀態(tài)廣為傳播，驛站便成為詩歌的中轉(zhuǎn)站，發(fā)揮出強大的傳播功能，成為重要的詩歌集散地。
（五）驛傳體系使詩歌傳播速度大多時候不至耽擱
前文已言，唐代驛傳的懲治制度非常嚴格，為此，正常情況下，通過驛傳郵遞的詩歌不會耽擱。以白居易與元稹以詩代信的詩歌為例。
白居易元和十年（815）七月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元稹八月即在通州（今四川達縣）貶所聞知。白居易集里有《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也就是說，白居易元和十年七月被貶江州，自長安出發(fā)時或出發(fā)后即將此消息通報友人，是以詩代信。而元稹詩中有《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同樣是以詩代信，是接到白居易詩信后的回復(fù)。元詩中有“我病方吟越，君行已過湖”句，句下自注：“元和十年（815）閏六月至通州，染瘴危重。八月聞樂天司馬江州。”(154)通州在唐京師長安（今陜西西安）西南二千三百里，按“馬日七十里”的一般驛傳速度計算，元稹得到消息需要一個月的時間，而元稹確實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得知友人被貶消息，幾乎沒有任何耽擱。這是一個沒有一絲耽擱的保證詩歌傳遞速度的詩例。更多的詩例是，元稹和白居易一生聚少離多，唱和詩篇竟有千余首，彼此交流，而幾無耽擱，全靠驛傳之功，這不僅為詩人之間的交流提供了便利，而且為詩歌的下一步傳播奠定了基礎(chǔ)。
唐人詩歌的敦煌唐寫本更是這方面的典型。
敦煌，在唐朝遙遠的西北邊陲。《元和郡縣圖志》“沙州”條云：“皇朝以敦煌為燉煌……東南至上都三千七百里。東南至東都四千五百六十里?！?sup>(155)距離雖然遙遠，但如果沒有特殊情況（比如戰(zhàn)亂的阻隔），詩歌就能按正常速度傳至敦煌。根據(jù)上文提供的一般驛傳速度，大約從上都到敦煌，騎馬需要一月又二十天，騎驢或步行要兩個月，幾乎可以和內(nèi)地同時接受共同的詩歌風(fēng)尚的影響。從傳播到敦煌的唐人詩歌情況看，現(xiàn)存敦煌唐寫本唐人詩歌二百八十多種，不僅有傳自京都長安的作品，也有來自更加遙遠的地區(qū)的作品，如王梵志詩等，可見敦煌與內(nèi)地的詩歌傳播息息相通。
三、驛傳體系與詩歌發(fā)展之關(guān)系
由于驛傳在唐詩的當(dāng)時傳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驛傳也就與唐詩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密切關(guān)系，擇其要者，主要是詩歌團體的形成和詩歌風(fēng)尚的影響。
（一）驛傳與詩歌團體的形成
詩歌團體的形成，一般有如下要素：大體生活于同一時代的詩人，詩人之間有較為密切的交往或至少有一定的交往，必須有大致相同的審美追求。比如“吳中四士”、“初唐四杰”、“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盛唐邊塞詩派”、“大歷十才子”、“元白”、“劉柳”、“劉白”等等。這些詩人團體，其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出身、交游、經(jīng)歷、自身文化背景等等，驛傳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唐代詩歌團體中，元白詩派的形成得力于驛傳之功最為典型，故以之為例進行如下說明。
白居易（772—846）與元?。?79—831），是著名的詩友和朋友。兩人貞元十九年（803）同登書判拔萃榜，遂成莫逆。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云：“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肺腑都無隔，形骸兩不羈。疏狂屬年少，閑散為官卑。分定金蘭契，言通藥石規(guī)。交賢方汲汲，友直每偲偲。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156)《憶元九》云：“眇眇江陵道，相思遠不知。近來文卷里，半是憶君詩?！?sup>(157)可證二人交誼之深厚。但二人早年均性情耿直，敢于直言，與權(quán)貴多有抵牾，因此仕途坎坷，時或被貶遼遠或求放外任。他們很少時間相聚一地，簡列二人經(jīng)歷便可見一斑：
白居易仕途起伏，一生輾轉(zhuǎn)多地。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被刺上書請求緝拿兇手而被參多事，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從驛路到江州，一路上經(jīng)過藍田、仙娥峰、襄陽等地，到達江州。元和十四年（819），轉(zhuǎn)任忠州（今四川忠縣）刺史，從江州出發(fā)，三月十一日在黃牛峽石洞遇元稹，停舟夷陵，三日而別，二十八日抵達忠州。長慶二年（822），因上書言事不被采用，懼禍，請求外任，出任杭州刺史，因汴路未通，取道襄陽、漢口赴任，經(jīng)清源寺、藍溪、望秦、五松驛、鄧州、桐樹館、紫霞蘭若、商山、蜀江、洞庭湖口，順流而下，到達杭州。白居易又曾幾度在京城任職。還在周至、東都洛陽等地任過職。
元稹情況亦相類。元稹元和四年（809）三月充劍南東川詳覆使，自長安出發(fā)，經(jīng)駱口驛、漢川驛、褒城、西縣白馬驛、百牢關(guān)、七盤嶺、嘉川驛、大小漫天嶺、利州嘉陵驛、望喜驛、西南行至東川治所梓州（今四川三臺）。使東川時，共作詩三十二章。元和五年（810），因與宦官爭驛，憲宗包庇宦官，貶元稹為江陵（今湖北江陵）士曹參軍，元稹溯灞水，入商山路，經(jīng)清源寺、四皓驛、曾峰驛，過青云驛、青陽驛，渡漢江，過襄陽谷隱寺、峴山、青水驛至江陵。一路有道旁題詩、寄白居易詩等。元和十年（815），詔命元稹為通州（今四川達縣）司馬，元稹取灃水通向駱谷一路前往，經(jīng)青山驛、褒城、大小漫天嶺、閬州、新政、渠州、涪州，至通州。長慶元年（821）八月由同州刺史改為越州刺史，經(jīng)泗州、蘇州、杭州、渡錢塘江至越州（今浙江紹興）。大和三年（829）九月，元稹詔為尚書左丞（任職期間在長安），大和四年（830）正月又出任鄂州（今湖北武漢）刺史兼武昌軍節(jié)度使，一年后暴死于武昌。而白居易大和元年（827）到元稹死，一直在東都洛陽。
從他們的經(jīng)歷不難看出，兩人確實不常居一地，而交往始終未斷。他們常?；ネ〞?，辭章往來，著名的“通江唱和”和“三州唱和”（杭州刺史白居易、越州刺史元稹、湖州刺史崔玄亮）就發(fā)生于他們謫居或放外任時，而他們的這種詩歌往還，正是驛傳之功，上文所舉白居易詩“為向兩州郵吏道，莫辭來去遞詩筒”即是明證。
而正是這樣一種對驛傳的依賴，元、白之間實現(xiàn)了遠距離互相探討詩歌的藝術(shù)主張和審美追求，如白居易著名的詩歌理論論文就是在寄給元稹的書信《與元九書》中完成。元稹的很多詩歌，是收到白居易詩歌以后的刻意追和之作。也正是因此，他們能夠互相切磋詩歌的寫作技巧，互相影響詩歌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在創(chuàng)作的某些方面逐漸趨向一致。如白居易在《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中曾說：“一篇長恨有風(fēng)情，十首秦吟近正聲。每被老元偷格律，苦教短李伏歌行?！?sup>(158)詩中的“每被老元偷格律”句下自注：“元九向江陵日，嘗以拙詩一軸行贈，自后格變?！薄翱嘟潭汤罘栊小本湎伦宰ⅲ骸袄疃Ｗ载摳栊?，近見予樂府五十首，默然心伏?！?sup>(159)就可見白居易詩歌對元稹和李紳的影響。這顯然對詩體的發(fā)展有重要幫助，為形成詩派制造了機會。新樂府詩派的形成，“元和體”稱謂的出現(xiàn)，都與元白詩歌的驛傳傳播有重要關(guān)系，這是唐詩得以繁榮的又一非常重要的因素。
（二）驛傳與當(dāng)時詩歌風(fēng)格的變化
由于驛傳的準確及時，使得詩歌的傳播如風(fēng)之迅疾，一種新的風(fēng)格的詩歌出現(xiàn)后，會在盡可能快的時間內(nèi)傳遍全國，唐人文集中談及此方面情況甚多，如魏顥《李翰林集序》：“白久居峨眉，與丹邱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動京師，《大鵬賦》時家藏一本?！?sup>(160)趙儋《大唐劍南東川……故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云：“拾遺（陳子昂）之文，四海之內(nèi)家藏一本?！?sup>(161)王建《哭孟東野》詩曰：“但是洛陽城里客，家傳一本《杏殤》詩?！?sup>(162)權(quán)德輿《吳尊師傳》：“凡為文詞理疏通，文彩煥發(fā)，每制一篇，人皆傳寫。”(163)都是當(dāng)時傳播盛況的真實寫照。
唐代詩歌的這樣一種傳播情況，往往由詩人的創(chuàng)作帶動著當(dāng)時人們欣賞趣味的變化，而詩人們也會在讀者群的欣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創(chuàng)作更多的符合人們審美趣味的作品，于是，詩歌風(fēng)格就會在自覺不自覺中隨著這種變化而變化，波及整個文壇，形成新的詩歌創(chuàng)作風(fēng)格。元稹說：
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后數(shù)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復(fù)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164)
“元和詩”體風(fēng)氣的形成，始于驛傳，這不是元稹夸張。杜牧的《唐故平盧軍節(jié)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反映的也是這一情況：
詩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于詩，如風(fēng)之疾速。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165)
詩章互答和復(fù)相酬寄的作品，通過驛傳達于對方，再通過彼此的題壁、題屏、抄寫等形式外傳，遂被遞相仿效，還被命名為“元和詩”，可見驛傳對一代詩風(fēng)之影響。杜牧雖然痛恨元、白詩歌影響如此廣泛，但他的話恰恰證明了元、白詩歌的影響。由此可以推想，“大抵天寶之風(fēng)尚黨，大歷之風(fēng)尚浮，貞元之風(fēng)尚蕩，元和之風(fēng)尚怪也”(166)的詩歌風(fēng)尚變遷，也必然與驛傳有不可分割的關(guān)系。涉及內(nèi)容尚多，篇幅所限，不述。
綜而觀之，驛傳體系的完善為唐詩的當(dāng)時傳播提供了制度憑藉，沒有驛傳，詩人難以實現(xiàn)遠距離交往；依賴驛傳，詩歌傳播速度迅疾，傳播地域遼遠。由此，唐詩在當(dāng)時即可實現(xiàn)遠距離、大范圍互相影響，詩風(fēng)（如元和尚怪之類）隨之變化，詩派（元白、韓孟等）得以形成，真可謂：驛路所到，詩花盛開。
第四節(jié) 傳抄：唐詩傳播的社會習(xí)尚
習(xí)尚是指社會上存在的一種普遍現(xiàn)象，它是整個社會風(fēng)貌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著也代表著文化的某種方向。唐代佛教在中國廣為傳布，即與佛經(jīng)的傳抄活動比較廣泛有關(guān)，現(xiàn)存敦煌寫卷絕大部分為佛經(jīng)寫卷，可知唐代佛經(jīng)傳抄之盛。唐代的佛經(jīng)傳抄以寺院傳抄大經(jīng)為主，布道傳經(jīng)是其目的；民間則主要傳抄單卷、單篇，用以還愿、祈福、祝禱亡靈等。傳抄佛經(jīng)的人認為“言成百萬足使迷云開而圣旨明，邪綱壞而群心定”(167)（韋皋《寶園寺傳授毗尼新疏記》），故此傳抄佛經(jīng)盛行，為此而致家財散盡者不在少數(shù)，故姚崇有《遺令誡子孫文》抨擊之：“抄經(jīng)寫像，破業(yè)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吝，可謂大惑也。”(168)
用此例，不為說明唐代佛教之盛行，而欲闡明一道理：于唐一世，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有賴于傳抄之功。因為沒有底本的傳播屬于口耳相傳的初級階段，僅憑口耳相傳的東西，其傳播能量也極其有限。原始時期的民間歌謠那么簡單，流傳下來的也就是那么幾首，而且還是借助其他文字資料保存。唐朝的詩人如此之多，作品數(shù)量如此之大，口耳相傳的初級傳播當(dāng)然遠遠不能滿足唐詩傳播的需要，這就需要傳抄給予支持。唐人恰恰形成了這一傳播風(fēng)尚。
參加唐代傳抄活動的人涉及面很廣，從敦煌詩文抄寫的書法和署名情況來看，參與抄錄詩歌的，既有有文化的文人學(xué)子，也有不少兒童，比如李文改、張儀潮、馬德富、安友盛等，都是敦煌詩文寫卷中出現(xiàn)的敦煌學(xué)郎的名字，這些學(xué)郎還有人因為參加抄寫覺得很辛苦，寫下了“可憐讀書郎”之類的學(xué)郎詩，可見唐人的傳抄包括很多兒童。
傳抄傳播詩歌相對于歌唱傳播詩歌有一定的劣勢。如歌唱傳播借助于音樂，傳抄傳播借助于紙張；歌唱傳播有原始詩歌口耳相傳的特征，人皆可唱，人皆可歌，傳抄傳播則需要借助于文字，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礎(chǔ)；歌唱傳播以音聲感人，傳抄傳播則重在抄寫者自己感悟。但傳抄傳播也有它的優(yōu)勢：可以作為培養(yǎng)進士考試資質(zhì)的教材，容易保存詩歌的文字形態(tài)，可以使更多的不入樂的詩歌得到傳播。故此，唐詩的傳抄依然蔚然成風(fēng)。唐詩之盛行、發(fā)展、成熟及其廣泛流傳，不僅有賴于唐人對詩歌的特別喜愛，亦有賴于唐人較為普遍的抄詩風(fēng)尚。
一、唐代詩歌傳抄盛況描述
上下皆喜、老幼咸宜的唐代詩歌，常常出現(xiàn)一篇詩出，則爭相傳寫的盛況，不少詩人的詩作一經(jīng)脫稿，便因為人們的爭相傳抄而在社會上很快流行開來。
有很多資料可以展現(xiàn)唐詩傳抄的盛況。
寒山的詩歌，據(jù)《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的資料說：他“……因自號寒山子。好為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于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余首”(169)。就是說，寒山的詩歌得以收集整理，是因為“好事者”的喜好，因而得以抄錄流傳。
岑參的詩，“屬辭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回拔孤秀，出于常情，每一篇絕筆，則人人傳寫，雖閭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諷誦吟習(xí)焉”(170)。
吳筠的詩，“在剡與越中文士為詩酒之會，所著歌篇，傳于京師”，“詞理宏通，文彩煥發(fā)，每制一篇，人皆傳寫”(171)。
高適“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172)。
賀知章更是為好事者到處追隨，具筆墨以待詩成。
元稹的詩，《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本傳載其“凡所為詩，有自三十、五十韻乃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為之紙貴”(173)。而白居易《唐故武昌軍節(jié)度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贈尚書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銘（并序）》則說：“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于珠玉?！?sup>(174)
獨孤及在《唐故朝散大夫中書舍人秘書少監(jiān)頓邱李公（誠）墓志》談到李誠的詩：“開元中，蠻夷來格，天下無事，搢紳聞達之路，惟文章先。公以俊造，文賦皆第一，京師人傳寫策稿，相示以為式。”(175)
楊巨源的詩，姚合在《寄國子楊巨源祭酒》中稱其“日日新詩出，城中寫不禁。清高疑（宜）對竹，閑雅勝聞琴。門戶饒秋景，兒童解冷吟。云山今作主，還借外人尋”(176)。
賈島的詩，姚合《寄賈島》詩說在賈生前是“新詩有幾首，旋被世人傳”(177)?！犊拶Z島二首》其二又預(yù)測賈去世后，可能是“有名傳后世，無子過今生。新墓松三尺，空階月二更。從今舊詩卷，人覓寫應(yīng)爭”(178)。
獨孤及去世后，李翱在《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贈右散騎常侍獨孤公墓志銘》中反映了獨孤及詩文倍受歡迎的情況：“公諱朗，字用晦，當(dāng)州刺史贈太子少保憲公之長子。憲公有文章名于大歷中，每為文，輒為后進所傳寫?！?sup>(179)
中晚唐著名女詩人薛濤“每喜寫己之作”，因其詩多短小，唐紙相對于她的詩而言顯得既大且長，為避免浪費，于是，詩人特制短幅小箋，錢易《南部新書》云：“薛濤好制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剩，乃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后減諸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箋?！?sup>(180)于是薛濤箋因其短小而易于傳遞詩歌出名。賈島《原居即事言懷贈孫員外》：“避路來華省，抄詩上彩箋?！币稀都闹骺蛣⒗芍小罚骸邦}詩應(yīng)費益州箋?！崩钌屉[《送崔玨往西川》詩云：“浣花箋紙?zhí)一ㄉ煤妙}詩詠玉鉤?！彼究請D《狂題》之十三云：“應(yīng)到去時題不盡，不勞分寄校書箋?！表f莊《乞彩箋歌》：“也知價重連城璧，一紙萬金猶不惜。薛濤昨夜夢中來，殷勤勸向君邊覓?！钡鹊?，都可見彩箋傳寫詩歌為詩人所重。《宣和書譜》還說薛濤“詞翰一出，則人爭傳以為玩作”(181)。可見彩箋傳寫亦成風(fēng)尚。
以上諸例說明，詩歌的傳抄，完全是唐代士庶的一種大眾傳播活動，已經(jīng)形成一種社會風(fēng)氣，成為詩歌創(chuàng)作者和詩歌接受者都喜歡使用的一種傳播方式。
二、唐詩傳抄的傳播優(yōu)勢
唐詩文本傳播所依據(jù)的文本形態(tài)可以大體分為兩類，題壁之“壁”與傳抄之紙。紙張傳抄傳播與題壁傳播的最大區(qū)別在于：題壁是靜止的，傳抄是動態(tài)的；題壁是一次性傳播，它的再傳播要借助其他方式，比如背誦、紙張傳抄，而傳抄具有遞相傳播和反復(fù)復(fù)制的特點。題壁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其傳播只實現(xiàn)于經(jīng)過題壁處所的人，其廣泛傳播依然有賴于傳抄實現(xiàn)之，否則，靜立于某地的題寫詩歌就只是其題寫地的一種風(fēng)物。相較而言，傳抄傳播有其優(yōu)勢特點。
（一）傳抄的無限制流動性
傳抄所依托的物質(zhì)條件紙張，不受題壁式的地理條件限制，它可以隨同人的流動而流動，人走多遠詩就可以走多遠，從而實現(xiàn)詩歌的跨地域廣泛傳播。比如元稹元和五年（810）離京赴東川，與白居易相遇于街衢，白居易命弟弟為其送行，并贈所寫詩卷一軸，使其在途諷誦，這卷詩軸便隨同元稹遠赴東川。元和十年（815），元稹被貶通州司馬后，將所作新舊文二十軸托熊孺登捎給白居易，元稹的詩文抄本便又隨同熊孺登跋涉千山萬水，來到“地僻”之江州。長慶二年（822）十月，白居易在杭州任上，收到張籍從京城長安寄來的25篇詩歌，白居易把玩賞詠，之后轉(zhuǎn)寄越州刺史元稹。張籍的這25篇詩歌，就隨同郵吏輾轉(zhuǎn)到越州。孟郊去世后，賈島有《哭孟郊》一詩，稱孟郊“詩隨過海船”，更典型地說明了傳抄詩歌的流動性。無限制流動的特點實現(xiàn)了唐詩廣闊的地域傳播。
（二）傳抄的函數(shù)遞增特點
傳抄最大的特點就是傳本的函數(shù)遞增，這使得唐詩在當(dāng)時的廣泛傳播成為可能——唐詩傳抄中存在的追風(fēng)現(xiàn)象，使得唐詩寫本數(shù)量空前膨脹。
由于年代久遠，一首詩歌究竟在唐代有多少寫本已經(jīng)不可統(tǒng)計，但敦煌唐寫本詩歌的情況可讓我們稍窺當(dāng)時寫本之盛。比如《王梵志詩》，現(xiàn)存敦煌寫本就有28種，韋莊《秦婦吟》，現(xiàn)存寫本就有10種。
一些文獻記載也可以說明當(dāng)時傳抄的激增情況。魏顥《李翰林集序》：“白久居峨眉，與丹邱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動京師，《大鵬賦》時家藏一本?！?sup>(182)趙儋《大唐劍南東川……故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云：“拾遺（陳子昂）之文，四海之內(nèi)家藏一本?！?sup>(183)權(quán)德輿《吳尊師傳》：“凡為文詞理疏通，文彩煥發(fā)，每制一篇，人皆傳寫?！?sup>(184)家有藏本，人皆傳寫，正體現(xiàn)了傳抄方式在傳播中的廣泛性。元稹的《白氏長慶集序》將唐詩傳抄的廣泛渲染得更是熱鬧：
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后數(shù)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復(fù)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而樂天《秦中吟》、《賀雨》諷諭等篇，時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于繕寫模勒，衒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盜竊名姓，茍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于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xí)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惫桃嗖恢柚疄槲⒅病Ｓ蛛u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185)
傳抄的數(shù)量激增，是閱讀人數(shù)激增的最基礎(chǔ)的底數(shù)，能更準確地說明唐詩在唐代的傳播情況。
需要說明的是：唐代詩文的廣泛傳抄得自士庶之自愿，不涉及官方的干涉，與《道德經(jīng)》的“令士庶家藏一本”、“詔天下士庶并令家藏一本”的情況全然不同，因此也能說明唐詩備受社會各階層喜愛的情況，從中亦能窺見唐詩當(dāng)時傳播之盛況。
三、傳抄在詩歌傳播中的不可替代性
唐詩在唐代的傳播主要有五種形式：吟誦、傳唱、題壁、勒石、傳抄。比較這五種形式，傳抄有其不可替代的優(yōu)點。
吟誦和傳唱依靠聲音。吟誦一般是在吟詠者性之所至?xí)r的即興活動，它不具備復(fù)制的特點，因此，吟誦即使有較好的傳播效果，也局限于聽者的記憶能力。傳唱借助于音樂，或婉轉(zhuǎn)悠揚或慷慨激昂或纏綿凄切或歡快活潑的音樂，具有比吟誦更易讓人接受的因素，它可能會比吟誦的復(fù)制效果較好，比如聽唱一曲可能記住它的樂譜和相當(dāng)多的歌詞，但仍然不能夠做到完全復(fù)制，而且，沒有傳抄的輔助，它也不具備長久保存的效果。唐代的燕樂久已失傳就是明證。劉崇德先生的《燕樂新說》和他所翻譯的《九宮大成》樂譜，如果不是有新發(fā)現(xiàn)的抄本存在作為依據(jù)，恐怕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
勒石與題壁沒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只是勒石是先生產(chǎn)詩歌而后上石刻勒，題壁是直接在墻壁、石壁或類壁材料上書寫詩歌，但它們基本不具備流動性。而且，勒石與題壁同樣需要借助傳抄實現(xiàn)再傳播。
比較而言，傳抄有諸多優(yōu)長。首先，它可以反復(fù)復(fù)制，累相傳抄，而文字形態(tài)能夠保持基本穩(wěn)定；其次，它可以是吟誦、傳唱、勒石的底本，使其有所依據(jù)，可以使得不管哪里的吟誦、傳唱、勒石基本保持一致；其三，它具有廣泛的流通功能，可以跟隨傳抄者穿山越海，行遍九州；其四，它具有長久保存而不失真的功能。比如敦煌寫本的《秦婦吟》現(xiàn)有10個寫本傳世，《王梵志詩》有28個寫本傳世，其內(nèi)容和文字大體一致，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所見到的唐人詩歌，相對于唐人所看到的唐人詩歌，沒有本質(zhì)上的差異。但是，唐人怎樣吟誦或傳唱這些詩歌，我們已經(jīng)不可復(fù)得了。雖然今天也有人主張詩歌教學(xué)應(yīng)該借助吟誦、歌唱，但卻不能復(fù)原當(dāng)時的吟誦或傳唱，而傳抄的本子，如果我們獲得了那時的底本，而且也想傳達當(dāng)時傳抄的真實情況，我們就可以做到完全復(fù)制，比如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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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藝文志》，中華書局1975年，P1422。
(2) 劉昫等：《舊唐書·經(jīng)籍志》，中華書局1975年，P2082。
(3) 陳鐵民、侯忠義：《岑參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P103。
(4) 彭定求：《全唐詩》卷四九七，中華書局1960年，P5646。
(5) 彭定求：《全唐詩》卷六三四，中華書局1960年，P7277。
(6) 馮贄：《云仙雜記》卷四，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第2836冊P29。
(7) 錢存訓(xùn)：《書于竹帛》，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P117。
(8)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六〇《劉禹錫傳》，中華書局1975年，P4212。
(9) 陳思：《書苑菁華》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14冊P183。
(10) 陶宗儀：《書史會要》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14冊P702。
(11) 宋敏求編：《顏魯公集》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71冊P688。
(12) 劉昫等：《舊唐書》卷九八《杜暹傳》，中華書局1975年，P3075。
(13) 李肇：《唐國史補》卷下，古典文學(xué)出版社1957年，P60。
(14) 高似孫：《剡錄》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85冊P590。
(15)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七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69冊P593。
(16) 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51冊P493。
(17) 費著：《箋紙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90冊P438。
(18) 彭定求：《全唐詩》卷五九，中華書局1960年，P706。
(19) 彭定求：《全唐詩》卷二六五，中華書局1960年，P2950。
(20) 彭定求：《全唐詩》卷三六二，中華書局1960年，P4093。
(21) 彭定求：《全唐詩》卷六〇九，中華書局1960年，P7028。
(22) 彭定求：《全唐詩》卷七一四，中華書局1960年，P8210。
(23) 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二三，中華書局1979年，P2016。
(24) 董誥等：《全唐文》卷四〇五，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本，P4145。
(25) 錢學(xué)烈：《寒山拾得詩校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P314。
(26) 錢學(xué)烈：《寒山拾得詩校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P413。
(27) 錢學(xué)烈：《寒山拾得詩校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
(28) 《元稹集》，冀勤點校，中華書局1982年，P222。
(29)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313。
(30) 《元稹集》，冀勤點校，中華書局1982年，P234。
(31) 《元稹集》，冀勤點校，中華書局1982年，P224。
(32)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310。
(33)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312。
(34) 《元稹集》，冀勤點校，中華書局1982年，P227。
(35)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361。
(36)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六六，中華書局1975年，P4355。
(37) 彭定求：《全唐詩》卷四六六，中華書局1960年，P5302。
(38)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79冊P105。
(39) 佚名：《宣和書譜》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13冊P306。
(40) 王讜：《唐語林》卷二《文學(xué)》，古典文學(xué)出版社1957年，P56。
(41) 彭定求：《全唐詩》卷四，中華書局1960年，P49。
(42) 《元稹集》，冀勤點校，中華書局1982年，P165。
(43) 董誥等：《全唐文》卷八二九，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P8736。
(44) 馮贄：《云仙雜記》卷二，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第2836冊P12。
(45) 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P1133。
(46) 彭定求：《全唐詩》卷二〇四，中華書局1960年，P2134。
(47) 彭定求：《全唐詩》卷二六一，中華書局1960年，P2904。
(48) 彭定求：《全唐詩》卷二七一，中華書局1960年，P3035。
(49)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350-351。
(50) 彭定求：《全唐詩》卷四八五，中華書局1960年，P5515。
(51) 彭定求：《全唐詩》卷四九九，中華書局1960年，P5679。
(52) 彭定求：《全唐詩》卷六八二，中華書局1960年，P7824。
(53) 彭定求：《全唐詩》卷七六六，中華書局1960年，P8697。
(54) 彭定求：《全唐詩》卷八〇四，中華書局1960年，P9051。
(55) 董誥等：《全唐文》卷九五八，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P9950。
(56) 陸心源：《唐文拾遺》卷四九，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P10932。
(57) 范攄：《云溪友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P1263。
(58) 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P3。
(59) 李昉等：《太平廣記》卷三一二，中華書局1961年，P2468-2469。
(60)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P149。
(61) 《山西通志》卷二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50冊P757。
(62) 何光遠：《鑒誡錄》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35冊P907。
(63) 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全唐詩續(xù)拾》卷四三，中華書局2002年，P1370-1371。
(64)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四，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第2561冊P161。
(65) 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二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305。
(66) 彭定求：《全唐詩》卷五九七，中華書局1960年，P6908。
(67) 彭定求：《全唐詩》卷六七六，中華書局1960年，P7744。
(68) 彭定求：《全唐詩》卷五一一，中華書局1960年，P5840。
(69) 彭定求：《全唐詩》卷六六七，中華書局1960年，P7640。
(70) 彭定求：《全唐詩》卷八四六，中華書局1960年，P9581。
(71) 董誥等：《全唐文》卷五九〇，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P5962。
(72) 董誥等：《全唐文》卷三一，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P347。
(73) 仇兆鰲：《杜詩詳注》卷一六，中華書局1979年，P1394。
(74) 仇兆鰲：《杜詩詳注》附編，中華書局1979年，P2243。
(75) 彭定求：《全唐詩》卷一五〇，中華書局1960年，P1555。
(76) 彭定求：《全唐詩》卷一五二，中華書局1960年，P1583。
(77) 以下詩碑資料采自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345-350。
(78) 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350-351。
(79) 彭定求：《全唐詩》卷七，中華書局1960年，P67。
(80) 錢學(xué)烈：《寒山拾得詩校評》，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P457。
(81)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361。
(82)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361。
(83) 彭定求：《全唐詩》卷三六〇，中華書局1960年，P4060。
(84) 孫光憲：《北夢瑣言》，林青、賀軍平校注，三秦出版社2003年，P112。
(85) 王重民：《敦煌古籍?dāng)洝?，商?wù)印書館1958年，P304。
(86) 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351。
(87) 范攄：《云溪友議》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P1291。
(88) 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卷二〇二，中華書局1975年，P5766。
(89) 曾慥：《類說》卷四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73冊P712。
(90) 彭定求：《全唐詩》卷五八四，中華書局1960年，P6767。
(91) 任半塘：《唐聲詩》第一章《范圍與定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46。
(92) 任半塘：《唐聲詩·唐聲詩總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7。
(93)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九，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第2568冊P734。
(94) 任半塘：《唐聲詩》下編“弁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8。
(95) 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七九，中華書局1979年，P1107-1108。
(96) 任半塘：《唐聲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27。
(97) 任半塘：《唐聲詩·唐聲詩總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6。
(98) 任半塘：《唐聲詩·唐聲詩總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8。
(99) 劉昫等：《舊唐書》卷三〇，中華書局1975年，P1089-1090。
(100) 李浚：《松窗雜錄》，中華書局1958年，P4-5。
(101) 吳相洲：《唐代歌詩與詩歌》，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0年，P1-2。
(102) 王灼：《碧雞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94冊P509-510。
(103) 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二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275。
(104) 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P64。
(105) 李肇：《唐國史補》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P55。
(106)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三七，中華書局1975年，P3771。
(107) 王灼：《碧雞漫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94冊P510。
(108) 薛用弱：《集異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42冊P580-581。
(109) 任半塘：《唐聲詩》上編第一章《范圍與定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15。
(110) 《歌謠周刊》卷二第七期，引自任半塘：《唐聲詩》上第一章《范圍與定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12。
(111) 任半塘：《唐聲詩》下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P12。
(112) 《李賀詩歌集注》，王琦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P204。
(113) 《李賀詩歌集注》，王琦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P111。
(114) 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卷二〇三，中華書局1975年，P5788。
(115)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六〇《劉禹錫傳》，中華書局1975年，P4210。
(116) 孟棨：《本事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78冊P239。
(117) 董誥等：《全唐文》卷五八〇，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P5858。
(118)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五，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1992年，P163。
(119)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五，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1992年，P163。
(120) 王宏治：《關(guān)于唐初館驛制度的幾個問題》，北京大學(xué)中國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三輯，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6年，P288。
(121)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三，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1992年，P77。
(122) 杜佑：《通典》卷二《食貨二》，王文錦等點校，中華書局1998年，P31。
(123) 劉廣生、趙梅莊：《中國古代郵驛史》，人民郵電出版社1999年，P239。
(124) 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卷四六，中華書局1975年，P1198。
(125) 董誥等：《全唐文》卷八九，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P931-932。
(126)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九上《懿宗》，中華書局1975年，P656。
(127) 董誥等：《全唐文》卷三〇一，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P3053-3054。
(128) 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卷五，中華書局1983年，P163。
(129)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五，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1992年，P162-163。
(130)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五，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1992年，P163。
(131)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八，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1992年，P253。
(132) 劉昫等：《舊唐書》卷一三《德宗》下，中華書局1975年，P375。
(133)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三，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1992年，P80。
(134)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P82。
(135) 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P87-88。
(136) 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劉俊文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P208。
(137) 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劉俊文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P211。
(138) 長孫無忌等：《唐律疏議》，劉俊文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P213。
(139) 王溥：《唐會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P1248。
(140)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271。
(141)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276。
(142)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309。
(143) 《元稹集》，冀勤點校，中華書局1982年，P235。
(144)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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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313。
(147) 《元稹集》，冀勤點校，中華書局1982年，P234。
(148)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312。
(149)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361。
(150)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361。
(151) 《元稹集》，冀勤點校，中華書局1982年，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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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劉洪生：《唐代題壁詩》，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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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賀次君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P1025-1026。
(156)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245。
(157)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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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白居易集》，顧學(xué)頡校點，中華書局1979年，P349。
(160) 董誥等：《全唐文》卷三七三，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P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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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彭定求：《全唐詩》卷三〇一，中華書局1960年，P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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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李昉等：《太平廣記》卷五五，中華書局1961年，P338。
(170) 岑參：《岑嘉州詩集》杜確序，《文苑英華》四部叢刊本卷六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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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彭定求：《全唐詩》卷四九七，中華書局1960年，P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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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錢易：《南部新書》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36冊P252。
(181) 佚名：《宣和書譜》卷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13冊P260。
(182) 董誥等：《全唐文》卷三七三，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P3798。
(183) 董誥等：《全唐文》卷七三二，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P7549。
(184) 董誥等：《全唐文》卷五〇八，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本，P5164-5165。
(185) 《元稹集》，冀勤點校，中華書局1982年，P55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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