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夢

成為養(yǎng)老金領(lǐng)取者，終于閑了下來。沒事東想西想，想得最多的，是童年的日子。從能夠記事到現(xiàn)在，七十多年了，童年的事情，還很清楚。唯有童年，才是我的圣潔之地，白紙一張，尚未污染，最可懷念。

甚至還想到老地方看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人打來，瘋狂燒殺，我的家燒得精光，那地方早就變了樣，可是留在記憶中的，永遠(yuǎn)變不了，永遠(yuǎn)不會消失。

那地方，在長江下游，民國十幾年，算得上是個像樣的城市，有名的水陸碼頭。

從那里坐火車，可以東到上海，西到南京。江里來往的，有大輪船、小火輪，更多的是大大小小的帆船。

城里有條河通往長江，跟河道平行的是條街，兩邊全是店鋪。挨著河的房屋，從窗戶可以往河里倒臟水，倒?fàn)€菜葉子，河水總是臟兮兮的，有時還漂浮著死貓，一到夏天，散發(fā)出一股味道?？墒且坏揭雇?，住在附近的人熱得睡不著，愿意到橋上乘涼，聊天。迎著橋的日新街，酒樓旅館，妓女清唱，夜晚比白天還熱鬧。

這座橋叫洋浮橋，北伐以前，往東不遠(yuǎn)是租界，大概橋的式樣不同于老式的，所以有了這么個名字。十幾年前，舒告訴我，他的老太爺在租界里的海關(guān)當(dāng)過“監(jiān)督”，談起來，江邊一帶他很熟悉。

我家只有四口人，除了死掉的姐姐，就是外婆、爸爸、媽媽跟我，我很寂寞；到現(xiàn)在，我想起來還有一種孤獨感。

外婆原先在洋浮橋邊開豆腐坊，掙了錢，開起百貨店，她是老板，爸爸是招女婿，用現(xiàn)在的說法，當(dāng)經(jīng)理。

我不喜歡在店里玩，一點不好玩，成天的的得得打算盤，買東西討價還價，煩死人。姑娘們買雙洋襪要挑揀半天，說話尖聲尖氣，我有點怕她們。

那時候，我已經(jīng)認(rèn)字，認(rèn)方塊字，拿紅紙裁成一小塊一小塊，用毛筆寫上“人”“天”“大”“小”……后來從書局買來成盒的方塊字，彩色印的，背面有畫兒，好看，我很喜歡。紅紙做的方塊字送給隔壁的小丫頭牙寶，她死要漂亮，學(xué)大人涂胭脂，吐點口水在紅紙上抹在嘴唇上，血紅血紅的，好怕人。人家說牙寶長大了做我的堂客，我才不要哩。

后來，上私塾念《三字經(jīng)》《百家姓》，日子過得很刻板，更加寂寞，只好自己找樂趣，我用好奇的充滿稚氣的眼光尋找樂趣。

我覺得最好的去處，是對門的那家小印刷鋪。鋪子不大，在我看起來卻很神氣，因為店里有兩部印刷機(jī)，一部大的，一部小的，大的叫“對開架子”，小的叫“圓盤”，是后來到漢口進(jìn)出版社當(dāng)練習(xí)生跑印刷廠才知道。

印刷機(jī)就放在店堂里，在街上看得見，常有過路的鄉(xiāng)下人站在門口看機(jī)器印東西，看得發(fā)呆。圓盤轉(zhuǎn)動的時候會發(fā)出清脆的響聲，“kelanglanglang kelanglanglang”，蠻好聽。三伏天，狗都不想動，街上靜悄悄，只聽見印刷機(jī)的聲音。

我每天都到印刷鋪子里玩，看一張張白紙，從機(jī)器這頭吃進(jìn)去，那頭吐出來，上面就印滿了字。看工人用刮刀在圓盤上調(diào)油墨，綠的跟黃的摻在一起，變成草綠色，紅的跟白的摻在一起，變成粉紅色。我很想調(diào)調(diào)，當(dāng)然不許，碰都不準(zhǔn)碰。

后來，上小學(xué)了，我有了一盒馬頭牌水彩顏料，于是大調(diào)特調(diào)，隨我怎么調(diào)都可以，開心極了。

我把涂滿顏色的紙貼在墻上，自己欣賞。說不定抽象藝術(shù)，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的藝術(shù)家，就是這么產(chǎn)生的。

印刷鋪有個小排字間，五六個字架，一張案桌。排字工人左手拿個狹長的銅盤，夾張稿子，右手從字架上揀字，他們叫“撮毛坯”。奇怪的是，他不看字架，好像手指有眼睛，能夠找到字，而且揀得飛快。我問他拿錯了怎么辦，他說“不關(guān)我的事”，原來另外有個戴眼鏡的老師傅專門對字。

上小學(xué)的時候，有個姓莊的同鄉(xiāng)的哥哥在一家報館當(dāng)排字工人，我常到排字間玩，跟他做了朋友。我看他一天揀下來累得很，他教我唱一首歌：“做了八點鐘，又做八點鐘，還有八點鐘：吃飯，睡覺，撒尿，出恭。機(jī)器咚咚咚，耳朵嗡嗡嗡，腦殼轟轟轟，再拿稿子來，操他的祖宗?！痹瓉砼抛植皇呛猛娴?，很苦。

印刷鋪地上丟著印壞的紙片，上面有畫兒的，我就揀幾張。用紅紙綠紙印的電影說明書，我也揀。我認(rèn)不得那么多的字，有人喜歡看說明書，我可以送給他，這也是一種樂趣。

我還揀地上的鉛字，揀到拼花邊用的五角星啊，小花兒啊，更開心。這不算偷，他們讓我揀，不在乎這幾個鉛字。排字工人還從字架上揀了“伏”“星”兩個頭號字送我，伏星是我的小名。

我把揀來的鉛字、花邊，拼起來用線扎好，在店里的印泥缸里蘸上印泥，蓋在一張張紙上送人，盡管拼不成一句話，卻是我印的。

我把印有“伏星”兩個字的貼在墻上，東一張，西一張，到處是伏星，好像仁丹廣告。

在這條街上，還有家石印鋪，我也常常去玩。印的是廣告、京戲院的戲單，字很大。我看老師傅怎樣把稿子上的字搬到石頭上，還用毛筆細(xì)細(xì)描改，挺有看頭。就是始終不曉得為什么石頭是平面的，不像鉛字，用油墨滾一下就能印出字來，很奇怪。

那時候，傍晚街上有唱新聞的，邊唱邊賣：“小小無錫景啊，唱把那諸公聽……”唱詞也是用顏色紙石印的，兩個銅板一張。我買了不少張，攢起來借給人看。

還有一種石印的小唱本，叫作七字語，就是彈詞，唱本封面上有圖畫，花前月下公子小姐，兩三個銅板一本。

我看的第一本書，是在家里閣樓上放雜物的網(wǎng)籃里找到的一本《新學(xué)制國文》第一冊，爸爸念過的課本，油光紙印刷線裝，有字有圖。第一課的課文是：“夕陽西下，炊煙四起，三五童子，放學(xué)歸來。”畫上遠(yuǎn)處有兩間小茅屋，煙囪在冒煙，還有柳樹、飛鳥，兩個背著書包的學(xué)童，走在田埂上，水田里有條拉犁的牛。這本課本，我看了好多遍，有的課文都背得出來。

八歲那年，不再上私塾，改上學(xué)堂，從此，看的書就多了，除了印得很好看的課本，還在圖書室里看到《小朋友》《兒童世界》《新少年》這些雜志。到高年級，有兩位老師給我看了不少文學(xué)刊物，韜奮編的《大眾生活》《生活星期刊》也看到了。

打這個時候起，我成了不折不扣的書迷。我找到了新的天地。我覺得，沒有比書更可愛的東西了，書成了我的“通靈寶玉”。

不幸的是，小學(xué)快畢業(yè)，爸爸死了，外婆和媽媽沒有錢供我繼續(xù)升學(xué)，打算送我到一家寧波同鄉(xiāng)開的銀樓學(xué)手藝。我想來想去，要求當(dāng)印刷徒工，因為我看了《新少年》雜志登的茅盾的小說《少年印刷工》，那個叫元生的，姑父勸他去當(dāng)印刷工，說排字這一種職業(yè)，剛好需要讀過小學(xué)的人去學(xué)，而且到底是接近書本子，從前學(xué)的那一點也不至于拋荒。一本書，先要排成了版然后再印，排字工人可以說是最先讀到那部書的人。當(dāng)印刷工人，一面學(xué)習(xí)生活技能，一面又可以滿足求知欲。還說，說不定將來也開一個印刷鋪。

元生聽了以后，晚上確也做了一個夢，但不是開印刷鋪子，而是坐在印刷機(jī)旁邊讀了許多書。

我也想做這個夢。不過后來外婆還是借了錢讓我考中學(xué)。

我不僅是書迷，還熱衷于出“號外”，出刊物，我不知道什么編輯、出版、發(fā)行，一個人干，唱獨角戲。

十歲那年，“一·二八”日本鬼子在上海開仗。那時候，中國人連小孩子都曉得要抗日，打東洋鬼子。我早就知道“五三慘案”，日本人在山東殺了蔡公時，挖掉他的眼睛。知道日本人占了東三省，像大桑葉的地圖從此缺了一大塊。上海打仗，人人都關(guān)心十九路軍打得怎樣了。每天下午三四點鐘，街上叫賣號外。我把人家看過的號外討來，用小張紙把號外的大標(biāo)題抄寫五六份，送給人家看，不要錢。到現(xiàn)在我還記得寫過“天通庵”“溫藻浜”這些地名，還有那不怕死的汽車司機(jī)“胡阿毛”。

號外盡是好消息，“殲敵三百”“我軍固守”……看了，晚飯都要多喝一碗粥。

我送給想看號外又想省兩個銅板的人（兩個銅板可以買個燒餅），像茶水爐（上海叫“老虎灶”）的老師傅、剃頭店老板、救火會看門的、刻字鋪先生，都是這條街上的，他們挺高興。

媽媽又生氣又好笑，說：“這小伢子送號外，晚飯都不想吃了?！彼恢牢页柾庖嚅L時間，抄錯了還要重寫。

小學(xué)五六年級，我編過一份叫作《大家看》的手抄刊物，材料來源是韜奮編的《生活星期刊》“據(jù)說”這一欄和《新少年》雜志“少年閱報室”這一欄。比如，停在鎮(zhèn)江的日本軍艦的水兵時常登陸“游覽”拍照、畫地圖，警察不僅不敢得罪，不干涉，還要保護(hù)，真是豈有此理！又比如，湖北有個地方，窮人賣兒賣女，兩三歲的男孩，三塊錢一個；七八歲的女孩，頂高的價錢是六塊錢；十五六歲以上“看貨論價”。我要讓小朋友們知道有這樣丟人的事情、這樣悲慘的事情。刊物每期還抄一首陶行知作的詩歌，像：“小孩，小孩，小孩來！幾文錢，擦雙皮鞋？喊一個小孩，六個小孩來，把一雙腳兒圍住，搶著擦皮鞋?！闭l讀了心里都很難過，都會想一想為什么。我的同學(xué)，就有家里很窮的，說不定將來也要擦皮鞋。我還是個漫畫迷，辦了個漫畫刊物《我們的漫畫》，買張圖畫紙，折成課本那樣大小，用鐵絲騎馬釘，從報紙、雜志選一些漫畫，描在這本刊物上。原來黑白線條，我用蠟筆、水彩、粉畫筆著上顏色，更加好看，在同學(xué)之間傳閱。小朋友說“滑稽得很”“好看得很”，他們還不懂得什么叫諷刺，只是覺得夸張的形象有趣，最愛看黃堯畫的《牛鼻子》。

這本手工漫畫刊物一共“出版”了九期，最后一期，是在“八一三”以后出的，封面是“蔣委員長”的漫畫頭像，那時他是領(lǐng)導(dǎo)抗戰(zhàn)的。這件事，我從來沒有坦白交代。如果讓人知道，還了得。畫也不錯，給蔣介石戴上德國式的鋼盔，好像是胡考的手筆。

暑假期間，請老師講文學(xué)作品，我跟幾個同學(xué)刻鋼板，油印“活葉文選”，印過夏衍的《包身工》、高爾基的《海燕》、周作人的《小河》、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那時候，書店里賣《開明活葉文選》，很便宜，很受歡迎，現(xiàn)在沒有人做這種工作，為買不起書的讀者著想。

就這樣，我異想天開，抄抄摘摘，辦起了“出版”，自得其樂，其樂無窮。好在沒有人告我侵害版權(quán)，請我吃官司。

一九三七年，抗戰(zhàn)了，既沒有去當(dāng)學(xué)徒，也沒有讀成書，而是逃難去了。逃到漢口，進(jìn)了讀書生活出版社，有飯吃，有書讀，不是在印刷機(jī)旁邊讀，而是在出版社讀，真是天大的幸福！

在出版社，我還是有興趣跑印刷廠，喜歡聞油墨氣味，看工人排字、印書、裝訂。我跟工人做朋友，也跟印刷廠老板，甚至老板娘，老板的兒子女兒做朋友。上海大華印刷廠有位叫“咬斷”（咬斷臍帶，鬼就拖不走了）的工人，印封面讓我和他一起調(diào)油墨，調(diào)得我滿意了才開印。解放以后，再也得不到這種樂趣。

跑印刷廠，多少學(xué)會一點揀字、拼版、改樣的技術(shù)。一九四三年在重慶，我代楚云、冬垠編《學(xué)習(xí)生活》雜志，常常帶著校樣，來回跑二十多里路，到化龍橋新華日報印刷車間，跟工人一起拼版、改樣子。我一直記得工人領(lǐng)班的名字，叫楊允庸，他為人可親，十分耐心，校樣怎么改都可以。前幾年我還見到過他，和我一樣，在過養(yǎng)老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