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姓愛新覺羅，名弘歷。清康熙五十年生，嘉慶四年死（1711—1799），享年88歲。他在位60年，傳位于皇十五子颙琰（即嘉慶帝），又當了三年多太上皇。他是中國歷代帝王中壽命最長的一個，在位時間僅比祖父康熙少一年而居第二，但做太上皇時仍獨攬大權，因此，他實際掌握權力的時間比所有的帝王更長。

乾清宮正殿，雍正帝的傳位密詔即庋藏于“正大光明”匾額之后。

乾隆帝的生父為雍正帝，生母鈕祜祿氏，其母初為雍親王府格格，后被尊為孝圣憲皇后。乾隆帝有兄弟10人，多早殤。他排行第四，為皇四子，初封和碩寶親王。他幼即聰穎，深得祖父、父親的寵愛。雍正即位時，定秘密建儲的制度，將弘歷的名字密寫封緘，藏于大內(nèi)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后，雍正病逝，啟視傳位密詔，弘歷繼皇帝位。1736年，改元乾隆?；饰皇谑苤H，沒有經(jīng)過祖輩、父輩那樣劍光刀影、驚心動魄的激烈爭奪。他即位，既有雍正煌煌遺詔的合法根據(jù)，他兄弟10人又大多已不在人世，繼位時在世的只有兩位弟弟，一位是與他同齡的五弟弘晝（封和親王），另一位是年僅兩歲的十弟弘瞻（后封果親王）。這兩個人的地位、才智或年齡均不足以和弘歷爭逐帝位。因此，乾隆繼位，順利接班，風平浪靜，沒有發(fā)生政治動蕩。

乾隆統(tǒng)治時期，清王朝國力鼎盛。當時，經(jīng)濟繁榮、國庫充裕、社會安定、戶口大增，邊疆的統(tǒng)一得以鞏固，中國的版圖于此奠定。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達到了封建社會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在高度的繁榮昌盛之中，社會矛盾逐漸激化，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也叩關而至，清王朝正走過了全盛的階段，幾千年從未有過的嚴重危機正在日益臨近。

研究乾隆帝，既要研究他的思想、行為、政策、功績、失誤，也要研究他的經(jīng)歷、性格、才能、愛好、心態(tài)，而更重要的是要著眼于一個時代，即18世紀的中國。乾隆帝誕生于18世紀之初，逝世于18世紀的最后年代，高度發(fā)達的中國封建社會培育了這樣一個有才能、有作為、有個性的統(tǒng)治者，產(chǎn)生了一位既仁慈又殘暴、既英明又短視的君主。他的思想、行動及其制定的政策是在中國18世紀的特定環(huán)境中形成的，甚至他的優(yōu)點和缺點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環(huán)境造就了歷史人物，而人物又在改變、創(chuàng)造環(huán)境。乾隆帝長時期站在18世紀的最前列，運籌帷幄，驅遣群僚，叱咤風云，在他的巨大身影下，翻過了一頁又一頁的歷史篇章。他所思、所言、所行深刻地影響著時代。在一定意義上，他是18世紀中國歷史的參與者、領導者和塑造者。

一

乾隆帝知識廣博，才能卓越，自幼聰慧。11歲時晉謁祖父康熙帝，當面背誦書文，一字無誤，得到老皇帝的歡心，被養(yǎng)育宮中，隨侍左右。乾隆帝后來經(jīng)常懷念這段經(jīng)歷，視為不世之恩榮。少年和青年時代受到嚴格的、良好的教育，熟讀儒家經(jīng)典，得到名師福敏、蔡世遠、朱軾等的教導，研經(jīng)習史，作文吟詩，又酷愛書法、圖畫、文物，精嫻音律，熱心園林建筑，全面通曉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他的愛好和才能是多方面的，兼具學者、詩人、藝術家、鑒賞家的氣質。通多種語言，不但精于漢文，而且熟諳滿語，與大臣討論政事，經(jīng)常使用滿語，還懂得蒙古語、維吾爾語與藏語，能和來朝的少數(shù)民族領袖直接交談。他愛好體育武事，經(jīng)常騎馬射箭，秋狝圍獵，觀看冰嬉、摔跤、龍舟等。曾多年隨侍皇帝左右的著名歷史學家趙翼說：“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見武官畢，即在宮門外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為率，番必三矢，每發(fā)輒中圓的，九矢率中六、七，此余所常見者?！?sup>由于勤習武事，經(jīng)常鍛煉，故身體健康，精力過人，很少生病。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已79歲，朝鮮使者洪仁點覲見后，說他“尚如六十余歲人，筋力則耳目聰明，步履便捷矣”。

乾隆帝戎裝像。

乾隆帝青年時期朝服像。

乾隆帝身材勻稱，豐腴而略矮，身高約1﹒6公尺（據(jù)覲見他的英國使團人員說身高五呎二吋，約1﹒6公尺）。臉龐呈長方同字型，兩腮稍削，皮膚白皙，微帶紅潤，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鉤，體態(tài)文雅，外表平和。青年時代是一位英俊瀟灑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時代，則顯示出尊嚴、和藹和慈祥。

乾隆帝有多方面的興趣和才能，但作為一位政治家，他勤于理事，始終不懈，獨攬大權，能謀有斷。他即帝位時是個剛滿23歲的青年（按中國的傳統(tǒng)算法是24歲）。在父喪的哀戚氣氛中初登寶座，這個青年人俯視著王公百官，匍匐腳下，聆聽自己的諭旨，高呼萬歲，內(nèi)心第一次體驗到作為“天下主”的愉悅和滿足，同時也喚起強烈的使命感。他認識到：治理一個幅員遼闊、情況復雜、問題繁多的龐大帝國，如同進入一個充滿著種種弊端、陷阱和陰謀的世界，必須小心謹慎，努力以赴，勤勉從事。他告誡自己：“人君之好惡，不可不慎，雖考古書畫，為寄情雅致之為，較溺于聲色貨利為差勝。然與其用志于此，孰若用志于勤政愛民乎？”在多年之內(nèi)，工作的重擔使他大大減低了生平的愛好——寫詩和游景。故初年詩作較少，也不常出外巡游，整天埋頭于千頭萬緒的棘手事務中，處理堆積如山的文牘奏折。趙翼記下了乾隆帝勤政的情形：“上每晨起，必以卯刻……自寢宮出，每過一門，必鳴爆竹一聲。余輩在直舍，遙聞爆竹聲自遠漸近，則知圣駕已至乾清宮。計是時，尚須燃燭寸許，始天明也。余輩十余人，閱五、六日輪一早班，已覺勞苦，孰知上日日如此?！?sup>這是平常無事的情形，如果有戰(zhàn)事、河工、賑災、祀典等重要政務，就更加忙碌，精力貫注，孜孜不倦。例如在平定準噶爾戰(zhàn)爭中，“每軍書旁午，應機指示，必揭要領?；驍?shù)百言，或數(shù)十言，軍機大臣承旨出授司員，屬草率至脫腕?；蜍妶蟮揭砸狗?，則預飭內(nèi)監(jiān)，雖寢必奏。迨軍機大臣得信入直廬，上已披衣覽畢，召聆久矣。撰擬繕寫，動至一二十刻。上猶秉燭待閱，不稍假寐。”

乾隆帝歲朝行樂圖。

乾隆帝觀看蒙古力士表演。

乾隆帝夙興夜寐，孜孜求治，在他統(tǒng)治的前期和中期尤其如此。平日的生活起居也很有規(guī)律，“卯時而起，進早膳后先覽中外庶政，次引公卿大臣與之議決，至午而罷。晚膳后更理未了公事。間或看書、制詩、書字，夜分乃寢”。他幾乎每天如此，循環(huán)往復，度過時光。不僅每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有固定的安排，而且一年四季的行蹤、起居，也有近乎不變的日程表。每年元旦詣奉先殿、堂子祭祖，至壽康宮向皇太后祝賀，御太和殿受朝，在養(yǎng)心殿開筆，書寫心經(jīng)。正月間的典禮最多，祭太廟、祈谷、宴外藩王公、宴近支宗族、宴廷臣，在重華宮吟詩聯(lián)句，上元節(jié)在圓明園之“山高水長”觀看煙火花燈。二月祭社稷、行耤田、開經(jīng)筵。此時天氣漸轉暖，從大內(nèi)移居圓明園，清明則謁東、西陵（遵化和易縣），或逢巡幸之年，多在本月內(nèi)啟行。四月以后，北方春夏多旱，行雩禮以祈雨，五月端午在圓明園福海觀龍舟競渡。夏秋間，多往避暑山莊，每去必住兩三個月，大會蒙古王公，舉行木蘭秋狝。夏秋如在北京，常去清漪園、玉泉山、香山、湯山、盤山的行宮走動，有時也在南苑騎射行圍。八月為乾隆壽誕，十一月為皇太后壽誕，這是兩個最重要的節(jié)慶日，張燈結彩、點景演戲，成為全國的娛樂日。十一月冬至，舉行隆重的祀天大典，從此由圓明園回居大內(nèi)。十二月朔日開筆寫“福”字，分賜王公大臣。年底，外藩來覲，又必有絡繹不絕的召見、賞賜和宴請，至于皇太后處，每隔幾天必去請安問好。這一大致的日程表，歲以為常，周而復始。乾隆帝就像舞臺上的演員一樣，按照編寫好的劇本，扮演皇帝這一角色。當然，突發(fā)事件和皇帝個人一時興會所至，隨時可以改變?nèi)粘?，但一年的生活起居大致脫離不了這一刻板的程序。一個專制皇帝擁有絕對權力，他自然可以自由自在地做他想做的事情，而實際上，他的行動卻按著固定的節(jié)拍機械地運轉著，不過這種固定節(jié)拍由傳統(tǒng)、習慣、禮儀需要所形成，皇帝自覺自愿地接受，已變成了專制皇帝個人意志的一部分。

乾隆帝儒服寫字像。

傳說中把乾隆帝說成是充滿奇聞逸事的風流天子。其實，他生活很有節(jié)制，不喜飲酒，他一生寫了幾萬首詩，從不以“酒”字入詩，從不暴飲暴食，即使舉行慶節(jié)賀宴，也日落而止，不舉行夜宴，“凡曲宴廷臣，率不過未申時”。他處事很有條理，不躁不亂，很有涵養(yǎng)。他自己說：“‘事煩心不亂，食少病無侵’。此二語為予養(yǎng)心養(yǎng)身良方，原別無求養(yǎng)生之術也?！?sup>和其他皇帝一樣，他有三宮六院許多嬪妃，卻并不沉溺于女色。他和自己的結發(fā)妻子孝賢皇后富察氏感情極篤，伉儷情深，皇后不幸于乾隆十三年（1748）早逝，其時乾隆年僅36歲，哀傷思念，直至晚年。他歷年寫了許多富有深情的悼念詩賦，其中一首說，“縱糟糠之未歷，實同甘而共辛”，“影與形兮難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信人生之如夢兮，了萬事之皆虛。嗚呼！悲莫悲兮生別離，失內(nèi)佐兮孰予隨”。繼立烏喇那拉氏為皇后，但帝后感情不和。乾隆三十年（1765）第四次南巡，至杭州，因事齟齬，皇后忿恚，自剪其發(fā)，乾隆震怒，置后于別宮。翌年皇后死，乾隆帝不以皇后相待，命以皇貴妃禮儀治喪。從此之后，再也不立皇后，帝內(nèi)宮雖有愛寵，但管理嚴格，不準胡作非為。晚年有愛妃惇妃，恃寵驕橫，宮女得罪，竟被杖責致死。乾隆帝惱怒，將惇妃降革為嬪，諭旨說：“事關人命，其得罪本屬不輕，第念其曾育公主，故量從末減耳。若就案情而論，即將伊位號擯黜，亦豈得為過當乎！”

乾隆帝慧賢貴妃像。

乾隆帝受儒家政治哲學的熏陶，以之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他視君主為政治社會結構中的主體，“君者為人倫之極，五倫無不系于君”，“臣奉君、子遵父、妻從夫，不可倒置也”。他也很重視儒家學說中的民本思想，認為君主有責任保護民生，關懷民瘼，重視民心，“民之所與，即天之所與，是以人君祈天永命，莫先于愛民。得民心則為賢而與之，失民心則為否而奪之?？刹簧骱?？可不懼乎？”他認為：君主應養(yǎng)育萬民，控馭萬民，就像父親對待兒女一樣。庶民安居樂業(yè)，政權才能鞏固、長存。人民的力量以被動的形式明顯地反映在他的政策中。他曾模仿李迪的《雞雛待飼圖》作畫一幅，墨刻多分，賜給各省督撫們，要他們照顧百姓，就像照料飼養(yǎng)小雞一樣，“即雛哺之微，寓牧民之旨……欲督撫等體朕惠愛黎元之心，時時以保赤為念，遇有災賑事務，實心經(jīng)理，勿忘小民嗷嗷待哺之情”。這種重民、愛民的思想固然促使他盡可能去減輕人民的負擔，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并不影響他在很多場合采取嚴厲的手段去鎮(zhèn)壓人民起義。他認為：君與民的關系如同父與子，父親有養(yǎng)子教子的責任，而兒子亦有尊親孝父的義務。不論老百姓窮困到什么程度，都不能違犯國法，反抗朝廷。否則就是“刁民”、“莠民”，就是不孝的忤逆之子，人人得而誅之，故“恤民”與“懲奸”是相反相成的兩個方面?！吧w恤民之與懲奸，二者原相濟為用，欲恤民斷不可不懲奸，而非懲奸又斷不能恤民……務期寬嚴并濟，懲勸兼施，洗因循之積弊，歸平康之淳風?！?sup>因此，他對聚眾鬧賑、抗租抗糧、秘密結社、武裝起義竭力鎮(zhèn)壓，常責怪官吏們姑息養(yǎng)奸，邀譽市恩。他處治此類案件總是從重從嚴，近于斬盡殺絕，決不心慈手軟。在這方面，充分暴露了他作為專制君主的猙獰面目。

乾隆通寶。

乾隆帝統(tǒng)治的時間很長，晚年吏治趨于腐敗，諸弊叢生，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動蕩，反抗斗爭蜂起。他禪位給兒子嘉慶帝的時候，正值湖北白蓮教揭竿而起，發(fā)動了轟轟烈烈的大起義，清朝統(tǒng)治盛極而衰。從乾隆帝個人來說，進入老年，理政不如早年之勤勞，用人不如早年之明察，辦事不如早年之決斷，體力漸衰，精神不支。而一切軍國要務仍要由他一人決斷，習慣站在權力巔峰的君主不會因自己精力的衰退而讓出權力，甚至禪位以后，乾隆仍是實際的統(tǒng)治者，嘉慶僅僅是名義上的皇帝，新皇帝很識趣，“自丙辰（嘉慶元年）即位以來，不欲事事。和珅或以政令奏請皇旨，則輒不省。曰：‘惟皇爺處分，朕何敢與焉’”。老皇帝掌握實權，但管不了事，新皇帝又不敢管事，正因為如此，和珅得以狐假虎威，竊取權力，擅作威福。

嘉慶帝朝服像。

和珅書法。

嘉慶帝御筆。

乾隆帝八旬萬壽盛典圖。

任何專制統(tǒng)治者，當他經(jīng)歷了漫長的人生道路，到了晚年，日益走向生命的終點時，他的知識、經(jīng)驗非常豐富，對生活中出現(xiàn)的問題都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反應模式，幾乎是以不變應萬變。他的思想和性格也發(fā)生了重要的變化，青年時代的許多優(yōu)點日益向其反面轉化，頑強變成頑固，自信變成自傲，嚴格變成嚴苛，道德上的正當要求變成僵化的清規(guī)戒律。甚至心理失常，行為怪僻，出人意料。人們既不能理解他，又不敢違拗他。他看著以往親近的伴侶、臣僚、侍役以及從前的敵人，一個個從人世間消逝。連他親生的17個兒子也大多數(shù)先他離開塵世。只有皇八子永璇（儀親王）、皇十一子永瑆（成親王）、皇十五子颙琰（嘉慶帝）、皇十七子永璘（慶親王）還在他的身邊。一批又一批的年輕人在他的寶座下成長、接班、任職，皇帝的周圍被越來越多的陌生人占領、包圍。加之他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本來就不容易接觸實際、了解下情。他在這個日益變得陌生的世界上更加孤寂，他遇事獨斷，無人可以商量，只能自思自忖，傾聽自己心底的回聲，越來越難以和其他人進行思想交流。據(jù)說：乾隆當太上皇時，嘉慶帝與和珅入見。乾隆閉著眼睛，仿佛已經(jīng)睡著，但口中卻念念有詞，也不聞是何語言。久之，乾隆忽然睜目問道：“這些人什么姓名？”嘉慶不知如何對答，和珅卻應聲說“高天德、茍文明”（按：此二人為當時白蓮教起義的著名領袖），嘉慶聽了也莫名其妙。過了幾天，嘉慶“密召珅問曰：‘汝前日召對，上皇云何？汝所對作何解？’珅曰：‘上皇所誦為西域秘密咒。誦之則所惡之人雖在數(shù)千里外，亦當無疾而死，或有奇禍。奴才聞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為教匪悍酋，故以此二人名對也’”。一個叱咤風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對農(nóng)民起義無可奈何，獨自念咒、意欲置敵于死地，這種行為典型地反映出一個意志昏瞀的孤獨老翁的心理狀態(tài)，別人幾乎不能理解他。只有一個和珅還能揣摩他的一點心思。乾隆帝晚年所作詩文，詞語重復，陳話連篇，流露出濃厚的自我陶醉、自我吹噓，有時又自我憂傷、自我憤懣的氣息。

二

乾隆帝即位之前，由于雍正的嚴刑峻法，社會和官場中彌漫著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緊張恐慌氣氛。乾隆帝決心加以糾正，他悄悄地但又大幅度地調(diào)整政策，提出“寬嚴相濟”的方針，要以寬大去糾正前朝的嚴刻。所謂“純皇帝（即乾?。┘次?，承憲皇（即雍正）嚴肅之后，皆以寬大為政，罷開墾、停捐納、重農(nóng)桑、汰僧尼之詔累下，萬民歡悅，頌聲如雷”。盡管乾隆前期改變了雍正嚴厲的統(tǒng)治方針，但其性質不超過糾偏補過的范圍，并非全盤否定前期的方針，特別是雍正時期制定的重要的、正確的政策，乾隆時基本沿襲下來，如地丁合一、耗羨歸公、養(yǎng)廉銀制度、秘密建儲、軍機處、改土歸流、對準噶爾議和等。

“寬嚴相濟”的方針幾乎和乾隆朝的統(tǒng)治相始終。從根本上說，政策的“寬”或“嚴”取決于當時的形勢和各種社會力量的對比，當社會安定、吏治清明、矛盾緩和的時候，用不著嚴刑峻法，社會發(fā)展任其自然，政策必趨于寬松，一旦矛盾激化，社會呈現(xiàn)無序和紛亂，而政府還保持著一定的權威時，就需要并能夠進行嚴格的整頓。封建社會中不同的客觀態(tài)勢決定其統(tǒng)治政策或張或弛的節(jié)奏。乾隆帝很懂得封建的統(tǒng)治術，他的政策時寬時嚴，寬嚴結合，適應不同時期的需要。他雖然標榜寬厚，但也經(jīng)常采取極嚴厲的鎮(zhèn)壓手段，以消滅真正的或者只是他臆想中的危害。譬如乾隆十三年（1748）因金川戰(zhàn)敗而大批誅殺大臣的風波，又如乾隆十六年（1751）至十八年（1753）因偽造孫嘉淦奏稿案而追索株連，禍及無辜以及乾隆統(tǒng)治中期眾多的文字獄。

乾隆時代，古代中國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發(fā)展到了最高峰，其繁榮盛況大大超過了包括漢、唐在內(nèi)的所有王朝，這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看：

《姑蘇繁華圖》局部。

第一是經(jīng)濟方面。乾隆時代經(jīng)濟發(fā)展大大超過前代王朝，這可以從人口數(shù)量上進行測定。乾隆朝以前，歷朝歷代的人口最高數(shù)目約在7000萬上下，許多專家認為：由于統(tǒng)計方法不完善，這個數(shù)字比實際偏低，明朝后期中國人口實際已達1億以上。即使如此，乾隆六年（1741）全國人口已有1﹒4億，即已超過歷史上的最高峰值。其后繼續(xù)增長，至乾隆六十（1795）年達2﹒97億人。人口增長必須有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相應增長作為前提，也就是說，乾隆以前中國社會最多曾經(jīng)生產(chǎn)過能夠養(yǎng)活1億多人口的糧食，而到乾隆末，中國已能生產(chǎn)足夠養(yǎng)活近3億人之多的糧食，大大超過了歷史上的最高水平。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發(fā)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社會安定，中原地區(qū)長期沒有戰(zhàn)亂，人民得以安心生產(chǎn)；二是清廷重視農(nóng)業(yè)，獎勵墾荒，減免賦稅，興修水利，賑濟災荒，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促進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的提高；三是農(nóng)業(yè)新品種的推廣，主要是番薯、玉米、花生等作物在明末傳入，在18世紀廣為傳播，各地普遍種植，使糧食和油料產(chǎn)量大增；四是邊疆的開發(fā)，乾隆前期經(jīng)過平定準部、平定回部的戰(zhàn)爭鞏固了國家的統(tǒng)一與和平，廣闊的邊疆納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轄之下，在政府的倡導、支持下，中原地區(qū)過剩的人口向四周輻射遷徙，東北、內(nèi)蒙古、新疆、云貴、臺灣地區(qū)，人口激增，荒地大量開辟，耕地面積有較大的增加。封建社會的主要生產(chǎn)部門是農(nóng)業(yè)，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力的巨大增長是乾隆時代經(jīng)濟鼎盛、超過了歷代王朝水平的主要標志。

手工業(yè)方面，在絲織業(yè)、棉紡織業(yè)、制瓷、采銅、冶鐵、造紙、井鹽等行業(yè)中有了手工工場或包買商，經(jīng)濟生活中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這些萌芽集中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若干商業(yè)城鎮(zhèn)內(nèi)，從全國范圍來說還十分稀少，十分嫩弱，要成長發(fā)展到取代汪洋大海般的自給自足的封建小農(nóng)經(jīng)濟，還要經(jīng)歷遙遠而艱難的路程。但新的因素畢竟已經(jīng)出現(xiàn)，并且手工業(yè)無論在質和量上也超過了前代的水平。此外商業(yè)城鎮(zhèn)的增加、對外貿(mào)易的發(fā)展以及國家財政狀況、國庫貯備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第二是政治方面。清王朝承襲了傳統(tǒng)的封建專制君主政體，皇帝統(tǒng)馭全國，享有無上的權威和尊嚴，在專制君主一個人身上體現(xiàn)了社會的宏觀控制機制?；实壑掠幸徽捉鹱炙降墓倭沤y(tǒng)治機構，皇帝高高在上，站在金字塔的頂端，并通過它傳達諭旨，貫徹命令，執(zhí)行政策，使龐大、復雜而極不平衡的社會的各個部分，相互協(xié)調(diào)，按照相同的方向和節(jié)奏進行有序的運轉。這種封建專制政體難以克服的弊端，是由于種種原因，集中在皇帝手中的權力經(jīng)常旁落，形成母后、外戚、宦官、宰相的專政或藩鎮(zhèn)、朋黨的爭奪，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充塞著無休止的傾軋與紛爭。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政體和這些弊端相始終，成為自身不可根治的毒瘤。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十分注意吸取前朝的歷史教訓，采取一系列預防措施，使這類弊端減輕到最低程度。故有清一代，無外戚、宦官、宰相之專政，藩鎮(zhèn)割據(jù)曾出現(xiàn)三藩之亂，旋即被撲滅。母后擅權發(fā)生于晚清之慈禧太后身上，亦無漢唐兩代之嚴重。只有朋黨之爭，在清代前期極為激烈，努爾哈赤時有其弟舒爾哈齊、其子褚英的分裂活動；皇太極時有四大貝勒之爭；順治年間有多爾袞、豪格、濟爾哈朗的斗爭；康熙年間有索額圖、明珠的分黨；康雍時期，圍繞皇位繼承問題，諸皇子之間各樹門戶，進行長期爭奪，引發(fā)社會動蕩。

乾隆帝對承襲下來的專制政治體制有所改進，除對母后、外戚、宦官、藩鎮(zhèn)等嚴立章程，預先防范外，特別注意解決困擾已久的宗室干政與朋黨爭權，努力使中央的權力更加集中。當他初登帝位時，周圍是雍正任用的王公大臣分掌權力。乾隆帝在皇子時代，長期居住宮中，并未分藩建府，沒有自己的親信部屬，亦未擔任軍政職務，不掌握任何實權。他繼位之初，只能承襲父親當年的統(tǒng)治格局，任用父親遺留下的工作班子，包括果親王允禮、莊親王允祿、平郡王福彭以及鄂爾泰、張廷玉、訥親等王公大臣。他首先下決心把宗室貴族完全摒斥于權力圈子之外，以徹底根治宗室干政之弊。乾隆三年（1738）果親王允禮病逝，四年（1739）莊親王允祿得罪遭斥革，諭旨責其結黨營私，往來詭秘，群相趨奉，恐尾大不掉。同時得罪的還有乾隆帝的一批堂兄弟弘皙（理親王）、弘昇（貝子）、弘皎（寧郡王）、弘昌（貝勒）、弘普（輔國公）。特別是弘皙，他是康熙廢太子允礽的嫡子，自幼聰慧，得祖父歡心，陪侍左右。他和康熙帝在一起的時間較乾隆更長。據(jù)當時傳說：他可能是帝位的繼承人，但乾隆即位后，他能安分守己，故被封親王。乾隆初，允祿和弘皙隱然成為宗室王公勢力的核心。乾隆帝何等精明，看到了這一隱患，不允許這一勢力繼續(xù)發(fā)展，故允祿被革退，弘皙的罪名更大，責備他“自以為舊日東宮之嫡子，居心甚不可問”，著在景山永遠圈禁。至于平郡王福彭雖和乾隆帝是青年時的摯友，并無罪過，亦退出了軍機處，只擔任管理旗務等閑差。

當時，最高統(tǒng)治圈子里，還有鄂爾泰、張廷玉各樹門戶，結黨紛爭，這已不足以威脅皇權的穩(wěn)定。乾隆帝在很長時間內(nèi)還需要依靠鄂、張的勢力進行統(tǒng)治，所以還能夠優(yōu)容包涵，但亦不時告誡，抑制其勢力之發(fā)展。這兩黨勢力隨著鄂爾泰與張廷玉的去世而漸歸澌滅。乾隆十三年（1748）因金川兵敗又殺了首席軍機大臣訥親。在雍正舊臣逐漸凋零的同時，乾隆帝提拔了年輕的新進，即：傅恒、舒赫德、阿里袞、兆惠、富德、于敏中、阿桂以及更后的和珅、?？蛋驳?。乾隆帝高踞于這些官僚之上，牢牢地控制大權，生殺予奪，不和任何人分享權力。他自稱：“朕為天下主，一切慶賞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建白，采而用之，仍在于朕?！?sup>他所任用的文臣武將，雖都有相當?shù)牟鸥桑谇〉圻@個專制君主巨大陰影的遮蔽下，在歷史上并無耀人的光彩。

乾隆帝非常重視君臣關系，重視中央集權，樹立皇帝的絕對權威。他寫過一篇文章批評北宋王禹偁的《待漏院記》。王禹偁很強調(diào)宰相的地位和作用；而乾隆帝反駁他：“所謂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則吾不能無疑也?！币驗樵紫嘤匈t相、奸相、庸相的區(qū)別，選用宰相的權力在君主，宰相“豈能自用，用之者君也”，宰相僅是君主手中的工具，“是則一國之政，萬民之命不懸于宰相而懸于為君者明矣”。

乾隆朝后期，風氣改變，吏治敗壞，和珅用事，貪污賄賂公行，而乾隆也企圖挽回這一江河日下的趨勢。他命令檢舉整頓，屢興大獄，嚴厲打擊貪污不法行為，雖不可能根本扭轉腐敗風氣，但大案迭起，因貪污不法行為而被殺戮、被關押、被遣戍的大官僚多得不可勝計，雖先朝老臣（如鄂善）、軍功名將（如富德）、國舅至親（如高恒、高樸），如果罪證確鑿，亦斬首不貸，這類案子的處理產(chǎn)生了一定的震懾作用。在他的統(tǒng)治下，努力消弭專制政體所必然帶來的弊害，使之相對改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這些弊害。他自己說：“前代所以亡國者，曰強藩、曰外患、曰權臣、曰外戚、曰女謁、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無一仿佛者。”這些話雖是乾隆的自吹自擂，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實情形。

第三是軍事方面。乾隆朝武功極盛，揚威絕域，在完成國家統(tǒng)一、保護領土主權方面比前朝的戰(zhàn)爭規(guī)模更大，意義更重要。乾隆帝自詡有“十全武功”，即：兩次平定準噶爾，一次平定回部，兩次平定金川，兩次反擊廓爾喀入侵以及征討緬甸、安南和臺灣的林爽文起義。其實乾隆朝的戰(zhàn)爭還遠不止這十次，其他還有征討瞻對藏民、湘黔苗民，鎮(zhèn)壓王倫起義、黃教起義、烏什維民起義、甘肅回民起義以及川楚白蓮教起義等。歷次戰(zhàn)爭的背景、起因、性質、規(guī)模、戰(zhàn)果、意義很不相同。有的是為實現(xiàn)統(tǒng)一或擊退侵略的正義戰(zhàn)爭，有的則是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壓迫少數(shù)民族或無端侵擾鄰國的非正義戰(zhàn)爭。對乾隆朝頻繁的戰(zhàn)爭應當分別看待，具體分析。

乾隆朝戰(zhàn)爭頻繁，而乾隆帝本人主觀上并不好大喜功，窮兵黷武。相反，他常以“佳兵不祥”、“息事寧人”自勉和告誡子孫，故其統(tǒng)治的前期重大軍事行動甚少。他說：“予自少讀書，即欽天地愛物之心，深知窮兵黷武之戒。是以繼位之初，即謹遵皇考之訓，許準噶爾之求和，罷兵寧人，將二十年矣?！?sup>但如果必須用戰(zhàn)爭手段保護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且有利的戰(zhàn)機到來，千鈞一發(fā)，不容延誤時，他也能速下決心，做出堅決而正確的判斷，平定準噶爾之役即是典型。

在康熙、雍正兩朝，清廷與準噶爾割據(jù)勢力的戰(zhàn)爭已斷斷續(xù)續(xù)進行了半個世紀之久。這場戰(zhàn)爭涉及西北、北部和西南廣大邊疆地區(qū)的安定和統(tǒng)一，關系重大。清朝投入了極大的兵力和財力，但康雍兩朝僅能阻遏準噶爾的入侵，卻不能深入作戰(zhàn)，搗穴擒渠，取得全勝。乾隆前期，準噶爾部內(nèi)訌，其領袖和牧民絡繹不絕地歸附清朝中央，先后有達什達瓦部、三車凌部、阿睦爾撒納、納默庫班珠爾、瑪木特等率眾來降，這給清廷提供了千載難逢的作戰(zhàn)良機。朝中大臣大多數(shù)畏葸迂腐，以為道路遙遠，準備不及，難以作戰(zhàn)。乾隆帝為完成國家統(tǒng)一計，力排眾議，迅速出兵。乾隆帝后來說：“西師之役，在廷諸臣，皆有鑒于康熙、雍正年間，未獲蕆事，莫不畏難沮議。朕以達瓦齊篡奪頻仍，諸部瓦解，接踵內(nèi)屬，機有可乘，且無以安來者。爰命將興師，分路致討。斯時力排眾議，竭盡心力?！?sup>事實證明：乾隆帝的決策英明及時。清軍以壓倒優(yōu)勢進軍天山南北，戰(zhàn)事雖經(jīng)反復，但挫而復勝，轉危為安，終于削除了準噶爾的割據(jù)政權。以后又乘勝進取，擊敗維吾爾族大小和卓木的叛亂，收復新疆南部。歷時五年的平準平回戰(zhàn)爭，最后完成了中國的統(tǒng)一，其影響所及，強化了中央對新疆的管轄，并保障了青海和內(nèi)外蒙古的安定。此后，清朝在邊疆地區(qū)設官駐兵，筑城戍守，移民屯田，使廣袤的邊疆地區(qū)在政治上、經(jīng)濟上、精神上與內(nèi)地連接成不可分割的整體，大大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即將侵入中國的前夕，乾隆帝及時地完成了國家的統(tǒng)一，其功績應充分肯定。

平定伊犁回疆戰(zhàn)圖·鄂壘扎拉圖之戰(zhàn)。

乾隆朝反擊廓爾喀入侵是又一場保衛(wèi)祖國神圣領土的正義戰(zhàn)爭，也是中國歷史上最艱苦卓絕的軍事活動。乾隆五十三年和五十六年（1788、1791），居住在喜馬拉雅山南側的廓爾喀軍，兩次入侵西藏，蹂躪騷擾、搶劫班禪所居的札什倫布寺，造成邊疆的危機和全藏的恐慌。不少大臣認為：后藏遙遠，山高天寒，軍行困難，糧餉不繼，不能出兵征討。但乾隆帝堅持西藏是中國的領土，不容他人侵犯，“若仍付之不問……何以安衛(wèi)藏而靖邊疆”，毅然決定派兵入藏，驅逐侵略者，保護領土完整和藏民安全。清軍從四川入藏，長途跋涉，冒雪沖寒，驅逐廓爾喀軍，收復被侵占的土地，并越過喜馬拉雅山，進抵加德滿都附近。在沒有現(xiàn)代交通和通訊的條件下，完成這一軍事遠征，實令人驚嘆！其路途之遠，山川之險，補給之難，軍行之艱，為世界戰(zhàn)爭史上所罕見。乾隆帝認為，“廓爾喀則在萬里三藏之外，更數(shù)千里。陡壁線路，下臨深川，不能容馬，人皆踵跡而行”，“經(jīng)越艱險，冒雨步戰(zhàn)，手足胼胝，用兵之難，為從來之未有”。應該說，乾隆帝不畏艱險花費極大的財力人力，保衛(wèi)西藏的領土主權，是值得贊揚的。

戰(zhàn)爭仿佛是個放大器。它能充分表現(xiàn)出一位決策者、指揮者的才能和優(yōu)點。因為只有戰(zhàn)爭時期，他的意志和領導能力才最大程度地受到考驗。同樣，也只有戰(zhàn)爭時期，才能使一支威風浩蕩的軍隊頃刻瓦解，顯示出領袖的無知與失誤。古往今來，沒有常勝的將軍，而戰(zhàn)爭的或勝或負，常常取決于指揮者是否知己知彼，是否頭腦冷靜，是否有堅強的意志和靈活的指揮才能。當平定準部、回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勝利以后，乾隆帝被沖昏了頭腦，多次發(fā)動了錯誤的戰(zhàn)爭，即緬甸、安南和第二次金川之役。緬甸之役，清軍深入緬境，后路被切斷，援兵不至，糧餉斷絕，戰(zhàn)斗失敗，主帥明瑞陣亡。安南之役，乾隆帝錯誤地支持腐敗的黎民政權，勞師遠征，攻入河內(nèi)，遭到強力反擊，全軍覆沒。第二次金川之役，山險河深，瞻對人雖少而心志齊，清軍被阻于石碉之下，寸步難移。乾隆帝依仗兵多糧足，必欲克之，頓兵堅城，勞師糜餉，如獅子搏兔，用盡全力，雖最后得勝，而耗時之久、費帑之多為十全武功之冠，實為得不償失。這些戰(zhàn)役中所犯的致命錯誤是乾隆帝在平定準回大勝之后，視事太易，失去冷靜的判斷，用對準部、回部的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地形、氣候、民風、內(nèi)部組織都很不相同的緬甸、安南與金川，于是招致了戰(zhàn)爭的失敗，屢次碰壁。大量的錢財和兵力填進了戰(zhàn)爭的無底洞。像乾隆這樣一個精明能干的皇帝不乏審時度勢、當機立斷的能力。但客觀環(huán)境十分復雜，專制君主很容易犯的錯誤就是被勝利沖昏頭腦。他每天接受阿諛的意見和歪曲的情報，很難作正確的判斷和選擇，因此被錯誤的信息誘入歧途，采取錯誤的行動，而且越陷越深，難以自拔。等到碰得鼻青臉腫，翻然覺悟，改弦更張，例如停止對緬甸、安南的征討，議和修好，邊界反而得以寧靜，國家之間的關系亦得以改善。

《四庫全書》。

第四是文化方面。歷朝歷代的文化藝術各有其造詣和特色，很難簡單地評說孰優(yōu)孰劣。乾隆朝的文化成就較之前代，并無遜色。除大量編撰各種經(jīng)說、方略、官書、續(xù)三通以及十三經(jīng)刻石、翻譯佛藏外，還編纂了我國歷史上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共收書籍3400多種，近8萬卷，分成經(jīng)、史、子、集四大類。此書包羅宏富，浩瀚廣博，為我國古代思想文化遺產(chǎn)之總匯。編纂工作從乾隆三十八年（1773）設立四庫館始至五十二年（1787）《四庫全書》繕寫完畢止，歷時15年。參加編纂、校對、輯佚、提要的很多是當時的第一流學者，并撰寫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1萬多種圖書（包括正目和存目）作了介紹和評論，“凡六經(jīng)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枝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

錢大昕像。

民間之學術文藝亦臻于極盛。以惠棟、錢大昕、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焦循、阮元為代表的考據(jù)學派，如日中天，盛極一時，被稱為“乾嘉學派”，著作繁多、影響深遠。史學方面還有趙翼、全祖望、章學誠、崔述，地學方面還有齊召南、祁韻士、徐松與李兆洛，各有突出的成就。曹雪芹的《紅樓夢》、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均成書于乾隆初年，為最負盛譽的現(xiàn)實主義杰作，是我國文學寶庫中的瑰珍。詩歌方面，沈德潛的“格調(diào)詩”、袁枚的“性靈詩”、翁方綱的“肌理詩”；散文方面，方苞、劉大櫆、姚鼐的“桐城派”，惲敬、張惠言的“陽湖派”，如朵朵奇葩，競放于詩壇文苑。繪畫則有“揚州八怪”及文人畫、宮廷畫、西洋畫；書法則有張照、鄧石如、劉墉、永瑆等名家輩出，乾隆帝刻印的《三希堂法帖》集中了歷代書法的精華，為后世臨摹的范本。戲曲方面，昆腔與亂彈并行，正處在蛻變時期，乾隆末年，四大徽班進京，我國最大的劇種——京劇，于此時誕生。乾隆朝的文化學術和文學藝術，云蒸霞蔚，俊采星馳，呈現(xiàn)一片繁榮的景象。

三

乾隆朝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發(fā)展鼎盛，達到了我國古代的最高峰。當然，歷史并不只是光輝的、先進的一面，還有其黑暗的、落后的另一面。清朝恰恰在乾隆時代，由盛轉衰，走向了下坡路。

乾隆朝人口急劇膨脹，其速度大大超過了耕地面積的增加的速度，人均占有耕地數(shù)量迅速地減少，再加上土地兼并嚴重，社會財富被集中到少數(shù)貴族、官僚、地主、富商的手中，絕大多數(shù)農(nóng)民失去土地，生計維艱，并且連年水旱，災荒頻仍，吏治敗壞，貪污公行。階級矛盾逐步尖銳化，人民流離失所，不得不鋌而走險。下層的反抗斗爭從零星分散的抗租抗糧，逐漸走向豎旗建號的大規(guī)模、有組織的武裝斗爭。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東臨清爆發(fā)王倫起義，在運河沿岸，南北交通的大動脈上發(fā)難，切斷了漕運和文報，打破了近一個世紀中原無戰(zhàn)事的升平局面。接著，乾隆四十六年、四十八年（1781、1783）有甘肅蘇四十三和田五領導的回民起義；乾隆五十二年（1787）有臺灣林爽文起義；乾隆六十年（1795）有貴州湖南的苗民起義；至嘉慶元年（1796），白蓮教起義爆發(fā)，聲勢浩大，斗爭持久，蔓延甚廣，形成對清王朝一次強大的沖擊波。乾隆禪位之日，星星之火已燃燒成燎原之勢。此后，全國進入干戈擾攘、戰(zhàn)亂頻仍的時代，歷經(jīng)嘉慶、道光兩朝50多年，北方的秘密宗教，多次開展斗爭，南方的會黨起義，亦層出不窮，清廷顧此失彼，疲于奔命，社會秩序始終處于一種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這場社會的大動蕩一直延續(xù)到近代的太平天國運動。

乾隆朝，其政策方面的問題、矛盾或保守、失誤至少可指出以下幾點。

清政權實質上是滿漢地主階級的聯(lián)合專政，只占人口極少數(shù)的滿族必須團結漢族地主和知識分子，才能保持穩(wěn)定的統(tǒng)治，乾隆帝基本上沿襲了這一傳統(tǒng)政策。盡管他本人受到了漢文化的濃烈熏陶，但他對漢族的警惕、防范幾乎超過了清代其他帝王，他對漢族大臣和綠營兵很不信任。杭世駿在乾隆前期即批評當時天下巡撫尚滿漢參半，而總督則無一漢人，終乾隆之世，情況并無大變，出任總督的漢人占極少數(shù)。乾隆時期，當政的文臣武將，前有鄂爾泰、訥親、傅恒、張廣泗、舒赫德、兆惠，后有阿桂、和珅、福康安，都是旗人，只有張廷玉、于敏中少數(shù)漢員身居要職，也僅是供奉內(nèi)廷，述旨撰詔，相當于皇帝的秘書，不是實際的決策者。當時，滿漢矛盾雖然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始終是影響政治的重要因素。

乾隆帝卍字盔甲，如何保持滿人的尚武之風一直是乾隆帝的關注重點。

乾隆帝致力于保存滿族的文化習俗和尚武精神。他認為：這是清王朝長治久安的保證。他說：“馬步箭乃滿洲舊業(yè)，向以此為要務，無不留心學習。今國家升平日久，率多求安，將緊要技藝，全行廢棄不習，因循懦弱，竟與漢人無異，朕痛恨之。”盡管乾隆帝再三告誡，并采取了種種措施，可是事與愿違，八旗貴胄生活驕奢，浸染漢俗，廢棄武事的趨勢愈演愈烈，竟不可遏止。而一般旗人雖有額俸，但清廷禁其從事生產(chǎn)和經(jīng)商，致使日益滋生繁衍的滿族衣食無著，發(fā)生嚴重的生計問題，可說是愛之適以害之。

上面講到了乾隆朝文化繁榮的一面，不幸的是這種繁榮并未導致文化思想在性質、內(nèi)容上的飛躍，反而時常遭到風刀霜劍的凌逼摧殘。乾隆朝的文字獄十分苛嚴，有人估算乾隆朝文字獄有130起，比康雍兩朝大大增加。且多屬捕風捉影，深文周納，硬加莫須有的罪名，士子吟詩作文，用字不慎，即招飛來橫禍。乾隆朝因文字得罪的多為下層知識分子，罪名大多是影射譏訕、觸犯圣諱、措辭不當，實際上并無鮮明的反清思想。魯迅先生說過，“大家向來的意見，總以為文字之禍是起于笑罵了清朝，然而，其實是不盡然的”，“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fā)瘋；有的是鄉(xiāng)曲迂儒，真的不識忌諱；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由于乾隆帝以文字罪人，民間相互揭告，往往以細微仇嫌陷人死罪，官吏們怕失察受責，故意羅織罪狀，張大其詞。為什么乾隆中葉文綱嚴密，大獄迭起？這實際上是統(tǒng)治階級對下層人民反抗的預防性反應。當時，大規(guī)模的武裝斗爭尚未展開，但零星的反抗已漸頻繁，統(tǒng)治者日益感受到來自下層反抗的威脅，企圖加強思想統(tǒng)治，顯示鎮(zhèn)壓手段，以防不測，以儆效尤。這種預防性反應出自統(tǒng)治者謀求安全的心理，罪名的真實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嚴厲的懲處使社會懾服，將達摩克利斯之劍預先懸掛在可能的叛逆者的頭上。文字獄的惡劣影響，使得知識分子對現(xiàn)實，甚至歷史不敢議論，噤若寒蟬。龔自珍說：“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闭乔r知識界共同心態(tài)的寫照。

另外，乾隆帝趁編纂《四庫全書》之機，搜檢全國的書籍，對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進行查禁、銷毀或篡改。“初下詔時，切齒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庫館議，惟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擬毀……隆慶以后，至于晚明，將相獻臣所著，靡有孑遺矣”，古代典籍遭到了一次極大的厄運。

乾隆時外銷洋彩帆船盤。

馬戛爾尼訪華使團畫師W﹒亞歷山大（當時滯留北京）想象中的英使熱河覲見圖。馬戛爾尼跪呈國書，小斯當東（英國副使斯當東之子）也效仿，接受乾隆帝贈品。

乾隆帝贈小斯當東之絲綢荷包。

乾隆朝一項重大的政策謬誤，是變本加厲實行閉關政策。它雖然并不拒絕對外通商，但規(guī)定只開廣州一口，制定了詳細的章程，限制中外交往和貿(mào)易，并強化了作為貿(mào)易中介的行商制度，形成了對外封閉的嚴格體制。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政府所派的馬戛爾尼使團來到中國，在熱河覲見皇帝，提出擴大貿(mào)易的要求，但因在覲見的禮節(jié)上發(fā)生嚴重的爭執(zhí)，英國使團被拒。毫無疑問，馬戛爾尼使團代表英國資產(chǎn)階級的利益，所提要求包含侵略性的條款，會給中國帶來消極的影響。但當時的英國尚不能向中國發(fā)動武裝進攻，只能采取和平談判的手段，謀求進入中國。中國迫切需要疏通外交渠道，進行經(jīng)濟文化交流，擴大視野，以了解世界的潮流。進行和平談判，有助于改變中國的隔離狀態(tài)。但是，乾隆帝沒有感到和外部世界加強聯(lián)系和交往的迫切性，他以天朝上國自居，輕視和蔑視外國，因使團的禮節(jié)不周，心中不快，砰然關閉了談判的大門。馬戛爾尼使團帶來了豐厚的禮品，大多是顯示科技成就和工業(yè)實力的儀器、模型、機械和工業(yè)制品，但乾隆帝缺乏科學知識，不屑一顧，說什么“單內(nèi)所載物件，俱不免張大其詞。此蓋由夷性見小，自以為獨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著徵瑞（按：指接待英使之清朝官員）于無意之中向彼閑談：爾國所貢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庶該使臣等不敢居奇自炫”。自大心理與愚昧無知蒙住了自己的眼睛，錯過了認識外部世界的一次機會。中英兩國如同兩艘巨大的航船在逐漸接近，中國方面從維護統(tǒng)治出發(fā)，希望與外部世界保持安靜而隔離的局面，并力圖取得外國表面上的臣服，以滿足自己的虛榮心理；而處在產(chǎn)業(yè)革命中的英國卻在全球尋找殖民地、開辟商品市場。兩個國家的制度、傳統(tǒng)、追求的目標完全不同，一場大規(guī)模的沖突將不可避免。在天空的遠處，正在醞釀一場幾乎使中華民族慘遭滅頂之災的強烈風暴。乾隆帝，作為18世紀中國的最高統(tǒng)治者，不但絲毫沒有覺察，而且，他的政策堵塞了其臣民和后人去了解、探索外部世界的渠道，這反映了乾隆帝思想保守落后的一面，其影響深遠，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惡果，應對歷史負重大的責任。

乾隆帝南巡《圣駕回鑾行宮圖》局部。

康熙帝南巡圖·橫渡長江。

在評論乾隆帝的是非功過時，巡幸和土木兩事是通常的熱門話題。乾隆帝一生到各地巡游，曾六次南巡，至蘇、杭、南京；八次東巡，至泰山、曲阜；四次去盛京，謁祖陵；五次西巡，至五臺山，一次至河南開封、洛陽、嵩山；至于到熱河避暑、木蘭秋狝；到天津、白洋淀或巡視永定河；到遵化或易州謁東西陵，更是多得不可勝計。有人統(tǒng)計他一生的巡幸活動達150次之多，真是一位“馬上皇帝”。

乾隆朝國力強盛，財政充盈，皇帝愛好園林建筑，故大興土木。60年間，擴建和修建圓明園、清漪園（今頤和園）、靜宜園（今香山）、靜明園（今玉泉山），加上康熙修建的暢春園，形成北京西郊“三山五園”的園林格局。又大規(guī)模改建、擴建皇宮、中南海、北海以及壇坫寺廟、市廛房舍、道路橋梁、城垣、兵營、官署，浚治湖泊河流。其規(guī)模之大、用工之精、耗帑之多以及藝術水平之高，為歷代所不及。

巡幸和大興土木都要花費許多錢財，歷代均視為勞民傷財?shù)谋渍?。連乾隆帝自己也說“工作過多、巡幸時舉二事，朕側身內(nèi)省，時耿耿于懷”。不管人們和乾隆帝自己怎么看，平心而論，巡幸、大興土木亦應一分為二地進行分析，這當然有勞民擾民的一面，但如果轉換一個視角，作為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的君主，垂拱端坐，深居宮禁，雖然省錢省力，但是不接觸社會，不了解情況，對運籌決策、用人施政是不利的。歷史上有許多從不出巡的皇帝，很多是昏庸之輩，而像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元世祖、明成祖、清康熙帝等雄才大略的君主卻到處巡游。巡幸是封建君主與社會保持聯(lián)系的一條渠道，雖然狹窄而又間接，但對一個生長深宮、與世隔絕的皇帝來說，保持這一點點聯(lián)系仍是非常重要的。乾隆出巡當然包含著游山玩水的動機，但還有政治和經(jīng)濟的目的，如視察黃河、運河、浙江海塘，打圍習武，訓練士卒，考察官吏治績、農(nóng)業(yè)收成、風俗民情等。

至于大興土木，在乾隆帝自屬欣賞享樂的浪費行為，客觀上卻又是進行城市建設、美化自然環(huán)境之舉。那時候國家財力充足，在養(yǎng)兵給餉、軍事征戰(zhàn)、減免賦稅、賑濟災荒、興修水利等方面花費了大量帑銀之外，國庫藏銀仍多達每年財政收入的兩倍。乾隆時還沒有現(xiàn)代意義的經(jīng)濟建設，不可能投資工廠、鐵路或科學事業(yè)，富余資金可能的流向是編纂圖書的文化工程或者建造園林、宮殿的環(huán)境建設。乾隆帝說：“方今帑藏充盈，戶部核計已至七千三百余萬。每念天地生財只有此數(shù)，自當宏敷渥澤，俾之流通，而國用原有常經(jīng)，無庸更言樽節(jié)?！?sup>興建各種土木工程兼寓“以工代賑”、“散財于民”之意。清廷用工、用料不像前朝那種無償?shù)膭谝酆驼魉?，用工全是雇募工人，發(fā)給工值，用料則由官府制造或在市場購買，“物給價，工給值，絲毫不以累民，而貧者轉受其利”。當然，乾隆帝在大興土木的時候，絲毫沒有想到在200年以后這些建筑會變成人民所有的財富，但這一切已是我們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和旅游資源。如果沒有乾隆一朝的土木工程，作為中國第一歷史文化名城的北京將會完全是另外的樣子。我們所熟悉、所熱愛的許多宏偉和優(yōu)美的景點、建筑將不復存在，北京城將失去璀璨的光輝而黯然失色。

四

乾隆時代，或者說18世紀的中國，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各方面均有許多成績，為前代所不能企及，這是就歷史的縱向比較而言。

但是，中國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和它同時存在于地球上的還有許多其他的國家。古代，人們難以打破重洋的阻隔，中國長期處在一個相對隔離的環(huán)境中。到了近代，經(jīng)濟、科技的進步，交通的發(fā)達，日益打破了國家之間的隔絕狀態(tài)，相互的撞擊和影響越來越頻繁。18世紀正是世界殖民擴張的時代，外國的傳教士、外交官、商人陸續(xù)來到中國，引起了種種摩擦、糾紛。如果把乾隆朝取得的成績作橫向的考察，即放到當時世界范圍中和歐美國家相比較，那就會呈現(xiàn)出另一幅黯然失色的圖景。18世紀的歐美國家正處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生產(chǎn)力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革命已經(jīng)爆發(fā)，社會突破了封建桎梏而進入人類歷史發(fā)展的又一階段，即資本主義時代。而中國仍處在封建時期，即使取得了封建社會中所能達到的最大成就，如果與歐美國家雄健邁進的步伐相比，仿佛一個龍鐘老人，行動遲滯，步履蹣跚，越來越落后于西方國家。

18世紀的英國棉織廠。

哈格利夫斯發(fā)明的新式紡車——珍妮紡紗機。

乾隆時代，即18世紀的中后期，歐美國家的變化翻天覆地，一日千里，可以從五個方面來考察。

其一，產(chǎn)業(yè)革命。乾隆在位60年，正好是英國經(jīng)歷了產(chǎn)業(yè)革命的全過程。當乾隆即位前兩年，即1733年，英國的凱伊發(fā)明了飛梭，揭開了產(chǎn)業(yè)革命的序幕。從18世紀60年代起（即乾隆中期），英國棉紡織業(yè)發(fā)生革命性的變化，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織工哈格利夫斯發(fā)明新式紡車，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阿克萊特發(fā)明水力紡紗機，紡織業(yè)的生產(chǎn)能力迅速提高。其他行業(yè)也仿效紡織業(yè)采用機器工作。工作機的普遍使用使動力變得非常緊張，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瓦特改良蒸汽機，成為適用于各種機器的“萬能動力機”，使人類擺脫了對自然能源的依賴。此后機械制造業(yè)取得重大進展，出現(xiàn)了刨床、銑床、鉆床，各種機械開始實現(xiàn)規(guī)范化、標準化，提高了工效。18世紀末，機器大工業(yè)出現(xiàn)，工廠中形成了由工作機、傳動機、動力機三部分組成的機械系統(tǒng)，工場手工業(yè)逐漸讓位于機器工業(yè)，開始了社會化的大生產(chǎn)。

水力紡紗機的發(fā)明者阿克萊特。

拉瓦錫用于分解空氣的儀器，拉氏最大的貢獻在于發(fā)現(xiàn)物質不滅定律。

其二，科學發(fā)展。與產(chǎn)業(yè)革命相表里，歐洲的自然科學積累了豐富的資料與研究成果，跨進了近代科學的殿堂。18世紀，數(shù)學領域中概率論、微積分、數(shù)論、投影幾何取得了進展。物理和化學方面，人們已能分辨各種氣體，并用各種方法獲得氫、氮、氧、二氧化碳等。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法國拉瓦錫證明燃燒現(xiàn)象是可燃物與空氣中的氧化合的結果，推翻了傳統(tǒng)的“燃素說”，揭開了自然界燃燒之謎。

電學方面，1752年（乾隆十七年）美國富蘭克林做了有名的風箏試驗，證明雷電是一種自然現(xiàn)象，粉碎了種種迷信和神話。后來意大利人伏打制造了能夠產(chǎn)生電流的伏打電堆，成為近代電池的濫觴。

電的發(fā)現(xiàn)者富蘭克林。

天文學方面，1755年（乾隆二十年）德國哲學家康德發(fā)表《宇宙發(fā)展史概論》，用星云說解釋太陽系的起源。1796年（嘉慶元年）拉普拉斯對星云說作了更加完善的論證。還有德國學者赫歇爾長期觀察恒星，提出銀河系構成的假設，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他在掃描天空時發(fā)現(xiàn)了一顆前所未知的行星，即天王星。

康德像。

地質學、生物學方面，成果累累，學派林立，爭論迭起。一些人主張巖石水成說，認為巖礦的成因是洪水泛濫，造成巖層的堆積；另一些人主張巖石火成說，強調(diào)地下巖漿和火山噴發(fā)對地殼和巖層形成的作用。在地球歷史演變上則有災變說和漸變說之爭，法國生物學界居維葉以地球經(jīng)歷多次災變來解釋生物化石缺乏中間傳承環(huán)節(jié)的現(xiàn)象；而英國的賴爾則認為地球自然環(huán)境的變化是長期微小漸變積累而成。還有瑞典博物學家林耐，搜集了數(shù)以萬計的植物標本，首創(chuàng)植物分類，主張物種恒定不變；而法國的布封提出比較分類法，開始認識到物種之間的變化傳承關系。

以上的發(fā)現(xiàn)、創(chuàng)造、學派、學說出現(xiàn)的年代都相當于中國的乾隆時期，西方科學家通過觀測、實驗、計算、分析、爭論，對自然界的客觀現(xiàn)象和運動規(guī)律，逐步取得了正確而系統(tǒng)的認識，使人類提高了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恩格斯高度評價18世紀自然科學的成就。他說：“18世紀綜合了過去歷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現(xiàn)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們的必然性和它們的內(nèi)部聯(lián)系。無數(shù)雜亂的認識資料得到清理，它們有了頭緒，有了分類，彼此間有了因果聯(lián)系；知識變成了科學，各門科學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學，另一方面和實踐結合了起來。18世紀以前根本沒有科學；對自然的認識只是在18世紀（某些部門或者早幾年）才取得了科學的形式?！?sup>

伏爾泰像。

其三，法國的啟蒙運動。發(fā)生于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輿論先導，其代表人物有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狄德羅等。

盧梭像。

狄德羅像。

伏爾泰是法國杰出的哲學家、政論家、文學家，他著作宏富，知識淵博，一生不倦地反對教會、僧侶和專制主義。孟德斯鳩的名著《論法的精神》發(fā)表于1748年（乾隆十三年），書中提出的三權分立思想，成為日后資產(chǎn)階級政體結構的原則。盧梭的名著《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和《民約論》分別發(fā)表于1754年（乾隆十九年）和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他在前一書中，尖銳地批判了封建等級制度，敏銳地指出私有制是產(chǎn)生不平等的根源；在后一書中主張消滅不平等，尊重“天賦民權”。18世紀中葉（乾隆前期），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把啟蒙運動推向高潮。此書卷帙浩大、內(nèi)容豐富，匯集了當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新成果，向封建制度發(fā)動猛烈的攻擊。參加《百科全書》編纂的有一大批著名學者，除前已提及的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以及主編狄德羅外，尚有副主編達蘭·貝爾，唯物主義哲學家霍爾巴赫、愛爾維修，自然科學家布封、孔多塞，經(jīng)濟學家魁奈、杜爾閣，美學家拉美特利等。他們學識廣博，才華過人，是一批杰出的反封建戰(zhàn)士。啟蒙運動雖有其資產(chǎn)階級的局限性，但它激起的思想革命的巨瀾，洶涌地沖擊著封建社會的堤壩，為行將到來的法國大革命做好了準備。

華盛頓像。

其四，美國獨立。北美洲本是分屬于英、法的殖民地。殖民主義者一方面屠殺當?shù)氐挠〉诎踩耍硪环矫媾蹥W洲普通移民和從非洲來的黑奴，由此激起反抗。先在波士頓一帶展開連續(xù)的抗英斗爭，到1775年（乾隆四十年），殖民地人民吹響了獨立戰(zhàn)爭的號角，舉行反英起義。華盛頓被人民擁戴為總司令，武裝斗爭的烈火猛烈燃燒。英軍在人數(shù)和裝備上雖占優(yōu)勢，但革命人民斗志昂揚，越戰(zhàn)越勇，擊敗了英國殖民軍。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英國不得不承認美國獨立。這場延續(xù)八年之久的美國獨立戰(zhàn)爭是18世紀的重要事件，從此，美國掙脫了殖民主義鎖鏈，躍入資本主義的行列，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華盛頓當選為美國第一任總統(tǒng)。

其五，法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法國從18世紀30年代起（乾隆即位之初）資本主義發(fā)展加快，社會分化加劇。國王、貴族、教會占有大部分土地，農(nóng)民、手工業(yè)工人、城市平民以及企業(yè)主均屬于第三等級，處在無權的被壓迫地位，階級矛盾日益尖銳。18世紀80年代發(fā)生經(jīng)濟蕭條，農(nóng)業(yè)歉收，企業(yè)倒閉，財政破產(chǎn)，人們要求召集三級會議以制定新的稅法。1789年三級會議召開，受啟蒙思想教育的第三等級的代表，得到人民的支持，要求分享國家權力，宣布成立制憲會議。法國國王派兵鎮(zhèn)壓，巴黎人民群情激憤，于1789年7月14日舉行起義，攻打巴士底獄，法國大革命爆發(fā)。革命迅速擴及全國，廢除了人身依附、各種封建特權和苛捐雜稅，并制訂《人權宣言》。此后反動勢力企圖復辟，國王路易十六勾結外國勢力來鎮(zhèn)壓革命。雅各賓派領導人民，打敗了外國干涉軍，廢黜國王，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宣布成立共和國。翌年（乾隆五十八年），路易十六被推上斷頭臺。此后，雅各賓派單獨執(zhí)政、國內(nèi)各政黨的爭奪十分激烈，大資產(chǎn)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顛覆了雅各賓政權；國外則有英、普、奧、荷、西等王國組成反法同盟。1795年（乾隆六十年）巴黎國民公會起用青年軍官拿破侖來對付內(nèi)外的敵人，拿破侖的權力增強，建立軍事獨裁政權。1799年（嘉慶四年，這年乾隆帝逝世）拿破侖發(fā)動政變，建立執(zhí)政府，在歐洲進行連年戰(zhàn)爭。法國大革命推翻了法國封建王朝，廢除了等級制和封建特權，極大地震撼了歐洲的封建體系，開辟了一個資本主義廣泛發(fā)展的新時代。

1793年8月10日聯(lián)合節(jié)，在協(xié)和廣場焚燒君主制的標志物。

路易十六像。

以上對歐美國家在18世紀30年代以后發(fā)生的重大事件作了簡單的回顧。這六七十年間歐美國家的進步勝過了以往的一千年，它正在經(jīng)歷政治、經(jīng)濟、科學、文化領域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歷史是在量變的積累下走向質變的，質變必須有量變作準備，而一旦發(fā)生質變，其變化之速，成績之大，影響之巨，是量變時的許多世代所不能比擬的。西方正在突破封建主義的桎梏而飛速前進，而中國的種種成就仿佛還在強化著封建的體制。兩個不同的世界，其變化的性質和方向形成強烈的反差，中國越來越落后于西方世界。

歷史人物要對自己時代的進步或落后負責任。尤其像乾隆帝長期站在統(tǒng)治階梯的最頂端，沒有一個人曾經(jīng)像他那樣對18世紀的中國歷史打下如此深刻的印記。他的思想、言論、行為、政策自然會對歷史發(fā)生或正或負的重大影響。18世紀，閉塞已久的中國極其需要開通對外渠道，了解世界狀況，放寬思想禁制，增進科學知識，以迎接行將到來的世界性挑戰(zhàn)，但乾隆帝沒有像略早于他的俄國彼得大帝那樣知己知彼，把自己放在世界潮流中，正確定位，學習和引進外國的先進事物，致力于改革和富強。乾隆帝以天朝上國自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他采取嚴厲蠻橫的思想壓制，動輒以文字罪人，他對科學技術毫無認識又缺乏興趣，他固守以不變應萬變的形而上的政治哲學，這些都嚴重地阻礙歷史的進步，窒息了社會蓬勃發(fā)展的生機。世界潮流在奔騰前進，而中國的統(tǒng)治者昏昏然如在夢中，毫無覺察，未能采取更加開放和開明的政策，失去了及時地了解世界和跟上世界的機會。

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處決槍兵，數(shù)十具被處決者的尸體被懸于克里姆林宮墻外數(shù)月，以威嚇彼得西方化政策的反對者。

當然，中國的落后也不能簡單地歸咎于某些人和某些政策。歷史的道路固然有賴于具有遠大目光和聰明才智的人去開辟、去拓展，不過具有遠大目光和聰明才智的人物也只能在特定的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正因為乾隆皇帝沒有生活在俄國彼得大帝的環(huán)境中，所以他未曾有過彼得大帝那樣的追求和理想。18世紀的中國是一個被禁錮著的世界，乾隆帝也是這個世界中的一員。禁錮已久，習慣成自然，他的政策正反映了被禁錮者習于禁錮、安于禁錮的心態(tài)。

中國為什么落后于西方？這一巨大的歷史謎團困惑著許許多多的政治家和學者。何以在很長時間內(nèi)中國人未曾察覺到外部世界正在發(fā)生的歷史巨變？何以專制體制和保守、僵化的政策長期通行無阻？何以中國沒有產(chǎn)生像西歐那樣“直前沖刺”的巨大歷史動力？其深層原因必須到長期歷史發(fā)展和整個社會結構中去尋找。歷史表面看來似乎是不相連綴的片段，實際上，古今上下有著長遠的、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影響近代社會發(fā)展的根本原因深埋于古代的歷史之中。

1775年6月11日，在蘭斯舉行路易十六加冕禮，舊制度時期最后一次盛大的君權慶典。

18世紀的中國并未像西歐那樣發(fā)生質變，因為，以前的時代還沒有走完從量變走向質變的過程。事情不會無緣無故地發(fā)生，也不會無緣無故地不發(fā)生，乾隆帝和他的同齡人可以在歷史和傳統(tǒng)提供的舞臺上扮演角色，推進或阻滯社會的前進，但他們不能超越歷史和傳統(tǒng)，去完成力所不及的使命。歷史不是體育場上的接力賽跑，在體育場上，前三名選手都跑在別人的前頭，但競賽最后還是失敗了，人們理所當然地要責怪第四名選手的低能和失誤。康熙和乾隆盡管在中國歷史上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貢獻。但按歷史序列而言他們正好處在第四位選手的尷尬位子上。應該說明的是：體育場上，每名選手的競跑能力只屬于個人的，而歷史接力賽中卻不是這樣，因為這是幾種文明之間的競賽，每個選手都代表著這種文明所特有的速度、耐力和精神狀態(tài)。當后一名選手接過前一名選手的接力棒時，同時也接過了這種文明所能發(fā)揮的競跑能力。乾隆帝的思想和政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完全從頭腦里想出來的，而是孕育于中國長期的歷史之中，孕育于前代遺留下來的經(jīng)濟基礎、社會結構、政治體制和文化傳統(tǒng)之中。因此，乾隆帝對18世紀、對中國歷史的相對落后自應負一定責任，但他不能超越時代，自行其是。他像所有的歷史人物一樣，代表著并屬于自己的時代。從某種視角觀測，乾隆帝像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先進與落后，英明與庸碌，聰睿與愚昧，理智與荒唐，仁慈與殘酷，光輝與黑暗，錯綜復雜地交集于一身。他的性格、意志、動機似乎很難捉摸，但把他的所思所言、所作所為放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中認真研究，可以看出這些基本上是統(tǒng)治階級對18世紀歷史發(fā)展所作出的合乎邏輯的反應。

我們研究乾隆帝，并不停留在對他政績的謳歌或對他過失的譴責上，重要的是要理解他和他所處的時代。18世紀是中國歷史發(fā)展中的重要階段，乾隆帝是當時杰出的歷史人物，他留下了許多經(jīng)濟、政治成就、軍事功勛和文化業(yè)績，同時也留下了缺陷和過失。大浪淘沙，曾經(jīng)喧囂一時的歷史人物和事件退出了舞臺，隱形于消逝了的漫長時間之中。但現(xiàn)實是由歷史發(fā)展而來，現(xiàn)實深深植根于歷史之中。研究18世紀及其人物為的是要弄清歷史，理解現(xiàn)實，認識國情，增長智慧，堅定信心，選擇正確的方向，迎著光輝燦爛的明天更好地前進。

1. 趙翼：《簷曝雜記》卷一，《圣射》。
2. 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一一冊，482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
3. 《御制文三集》卷九，《續(xù)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序》。
4. 趙翼：《簷曝雜記》卷一，《圣躬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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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御制文初集》卷二四，《述悲賦》。
10. 《清實錄》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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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御制文二集》卷三六，《讀韓愈對禹問》。
14. 《清實錄》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己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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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易宗夔：《新世說·術解》。
18. 昭梿：《嘯亭雜錄》卷一，《純皇初政》。
19. 《東華錄》乾隆三年六月。
20. 《御制文三集》卷十，《王禹偁待漏院記題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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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御制文三集》卷九，《補詠戰(zhàn)勝廓爾喀之圖序》。
23. 《御制詩五集》卷九二，《閱舊所書卷識后，示諸臣咸為悅服，復成口號》。
24. 《清實錄》乾隆五十七年八月戊子。
25. 《御制詩五集》卷七十七，《補詠戰(zhàn)勝廓爾喀之圖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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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揅經(jīng)室集·三集》卷五，《紀文達公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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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章太炎：《訄書》，哀焚書第五十八。
30.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六日諭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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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御制詩三集》卷八五，《降旨普免天下正供，詩以志事》。
33. 《御制詩會集》卷二〇，《魚亭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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