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書前言

宋以朗

我父母宋淇、鄺文美跟張愛玲于一九五二年底在美國新聞處相識，從此成為她“最好的朋友”（語見一九五七年二月二日張愛玲致鄺文美、宋淇書）。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日，在寫給皇冠編輯方麗婉的信中，宋淇談及結(jié)識張愛玲的經(jīng)過：

我入美新處譯書部任職，系受特殊禮聘，講明自一九五一年起為期一年，當時和文化部主任Richard M.McCarthy（麥君）合作整頓了無生氣的譯書部（五年一本書沒出）。在任內(nèi)我大事提高稿費五、六倍，戔戔之數(shù)永遠請不動好手。找到合適的書后，我先后請到夏濟安、夏志清、徐誠斌主教（那時還沒有去意大利攻讀神學）、湯新楣等名家助陣。不久接到華盛頓新聞總署來電通知取得海明威《老人與?！分形陌鏅?quán)，他和我商量如何處理。我們同意一定要隆重其事，遂登報公開征求翻譯人選，應(yīng)征的人不計其數(shù)，最后名單上赫然為張愛玲。我們約她來談話，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國腔，說得很慢，很得體，遂決定交由她翻譯。其時愛玲正在用英文寫《秧歌》，她拿了幾章來，麥君大為心折，催她早日完稿，并代她在美物色到一位女經(jīng)紀，很快找到大出版商Scribner接受出版，大家都為她高興。

盡管是無所不談的知己，宋淇和鄺文美一向不愿意“挾愛玲以自重”（語見一九八七年三月九日宋淇致皇冠總編輯陳華書），所以交往四十多年，絕不隨便向人提及張愛玲，而公開寫她的文章也只有寥寥數(shù)篇，而每一篇都是為了張愛玲而寫（請參看本書各文前的引言），它們包括：一九五七年的《我所認識的張愛玲》、一九七六年三月的《私語張愛玲》，及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的《張愛玲語錄》。由于他們的低調(diào)，一般讀者就只知道張愛玲跟姑姑、炎櫻關(guān)系親密，卻忽略了在她下半生，鄺文美才是她最好的朋友，而彼此書信來往也最頻繁。正因為他們?nèi)擞兄@樣密切的關(guān)系，我們?nèi)粝胪ㄟ^張愛玲本人的文字、角度去了解其下半生，這批書信就順理成章成為關(guān)鍵。

一九五五年十月廿五日，張愛玲才離港不久便給鄺文美寫信，訴說別后的傷感：

在上船那天，直到最后一剎那我并沒有覺得難過，只覺得忙亂和抱歉。直到你們一轉(zhuǎn)背走了的時候，才突然好像轟然一聲天塌了下來一樣，腦子里還是很冷靜&detached［和疏離］，但是喉嚨堵住了，眼淚流個不停。事實是自從認識你以來，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我絕對沒有那樣的妄想，以為還會結(jié)交到像你這樣的朋友，無論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沒有這樣的人。

以后的半生緣，主要便靠書信維系。一九九二年二月廿五日，張愛玲隨函附上遺囑，交代把遺產(chǎn)都給予我父母；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二日，張又來函道（文中的“Mae”就是鄺文美）：

前兩天大概因為在寫過去的事勾起回憶，又在腦子里向Mae解釋些事，（隔了這些年，還是只要是腦子里的大段獨白，永遠是對Mae說的。以前也從來沒第二個人可告訴。我姑姑說我事無大小都不必要地secretive［遮遮掩掩］。）倒就收到Mae的信。

可見這個“最好的朋友”，從來沒有被張愛玲淡忘，而他們在文字上或心靈上的聯(lián)系也確是至死方休。

他們這段歷時四十多年的深厚情誼，素來只是默存于心，以致一般人都不大明了。出版本書的目的，正是要彌補這片空白。上述三篇由宋淇、鄺文美所撰的文章，就是此書的首三部分。盡管它們都曾經(jīng)發(fā)表，無奈知者不多，流通不廣，故全數(shù)收錄于此。還有一點值得留意，就是三篇文章只概括了這段友情的頭二十年，至于一九七六年后，彼此尚有二十年交往，宋、鄺二人便再無片言只語發(fā)表。所以我決定從家藏檔案中——即張愛玲與我父母間的往來信件，計有六百多封，一千四百余頁，超過四十萬字——編錄部分書信，成為此書的第四部分：選取的信札始于一九五五年張愛玲赴美，至一九九五年她逝世而止，涵蓋了他們交往的各個時期，而所編選的內(nèi)容都以反映彼此友情為主，類似本書的其余三部分。通過這些不同時期的文章及信札，希望能較完整地把他們仨的友誼發(fā)展，向一般讀者及張愛玲研究者交代清楚。另外全書中偶有中美夾雜，為方便讀者，我盡量添上中譯，附于原文之旁，標以。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因本書重點是張愛玲與我父母間的友誼，取材所限，故一般有關(guān)張愛玲創(chuàng)作、生活等的信札，都沒有收錄在內(nèi)（詳見本書第四部分的引言）。他們的書信全集正在整理，將于日后完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