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平

《紅樓夢》的問世及以其為對象的探究幾乎是同步進行的，如此算來，“紅學”已有二百余年的歷史，各類論著可謂汗牛充棟，數(shù)不勝數(shù)。對這一學術史進行總結的著作，也已為數(shù)不少。然而以文學批評為視角，回顧20世紀的“紅學”歷程，作出理論的評述和總結，似乎還有所欠缺。本書就是基于這一認識，以20世紀《紅樓夢》文學批評發(fā)展史為研究對象，通過對20世紀《紅樓夢》文學批評發(fā)展史的梳理、概括、歸納，探討這一發(fā)展過程中各種批評話語所具有的歷時性與共時性的關系，分析《紅樓夢》文本所反映出的多義性的創(chuàng)作主旨、多重性的人物性格、多維度的敘事結構、多元化的審美意蘊和多樣化的語言表達，從而揭示出這部經(jīng)典小說的文學性特質。

這里涉及了所謂“文學性”的問題。文學作品與歷史著作、哲學著作等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具有這種“文學性”，文學研究說到底就是要揭示出文學作品所具有的這種“文學性”。那么“文學性”究竟包括哪些內(nèi)容呢？其研究方法又有什么獨特之處呢？文學活動是人類的一種特殊實踐活動，是用藝術的方式關照把握主觀與客觀世界。因此，這種“藝術方式”應當就是“文學性”的主要內(nèi)容和主要研究對象，創(chuàng)作主旨、人物性格、敘事結構、審美意蘊和語言表達則是“藝術方式”的具體展開。由此看來，本書的研究對象的確是對《紅樓夢》“文學性”的探討和總結。

本書根據(jù)研究對象的具體內(nèi)涵，采用了相應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對于具體問題的分析和闡釋，更多地借鑒了當代西方文藝美學的方法。如運用結構主義的方法來設置全書的邏輯系統(tǒng)。任何事物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結構，這個結構的內(nèi)部由許多部分構成，各個部分之間構成具體的結構關系。按照結構主義方法，本文就由“創(chuàng)作主旨”“人物形象”“敘事結構”“藝術審美”“語言表達”五個相對獨立的系統(tǒng)組合而成；而在每個相對獨立的系統(tǒng)組合之中，又由幾個級次更低的系統(tǒng)組合構成；總體結構中套有中層結構，中層結構中套有低層結構，從而形成了一個緊密聯(lián)系的嚴密整體。在“藝術審美”層面，根據(jù)對象涉及的內(nèi)容按照結構主義方法將其梳理為“意境探微”“創(chuàng)作理念”“審美趣味”等多質多層次的系統(tǒng)組合，形成了比較嚴密的邏輯整體。

自《紅樓夢》問世以來，人們對其意義的詮釋就從未停止過。正如詮釋學理論所主張的那樣，在讀者與文本的互動中，《紅樓夢》的意義被不斷發(fā)現(xiàn)、不斷豐富、不斷擴大、不斷更新；同時不可否認，也時被誤讀或扭曲。只有那些具備了最為充分條件的詮釋者，才有可能對其作出全面、豐富、準確、深刻的詮釋。

作為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往往具有十分廣闊的詮釋空間。這種詮釋空間的形成，首先取決于作品本身藝術生命力的永久性、所含信息的多樣性以及思想內(nèi)涵的豐富性。但是，這種詮釋空間又不是無限的和不確定的。一方面，文學作品一經(jīng)創(chuàng)作出來，自身便具有了歷史客觀性，這種歷史客觀性包含這樣幾個因素：一是固定的文本形態(tài)；二是作品文獻史料、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規(guī)定性；三是作者所處社會環(huán)境的歷史客觀性。作品所表述的形象、所蘊涵的意義都無法擺脫這些因素的范圍和限定。從另一方面來說，這種詮釋空間能否被充分發(fā)現(xiàn)和挖掘，還取決于詮釋者的審美能力、藝術悟性、人生經(jīng)驗、歷史知識、邏輯推理以及哲學思想等詮釋能力。在某一特定的歷史時期，對同一部作品的意義之所以會產(chǎn)生種種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詮釋，并不是因為作品文本發(fā)生了變化，而是詮釋者自身主觀因素有著許多差異，甚至是巨大的差異。

本書在具體分析過程中，始終以詮釋學理論為指導思想，對于詮釋的困境、詮釋的分歧、詮釋的維度等方面著力進行分析，充分考慮《紅樓夢》文學批評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形成的各種元素以及細微變化，力圖得出合乎客觀的符合實際的結論。實際上，對于《紅樓夢》主題的不同認識，正是具體的接受主體在不同的批評視域之下形成的看法。如“索隱派”的牽強附會、“新紅學”的“自傳性小說”、社會學的歷史批評等，均是接受主體與批評視域不同所導致的結果。

《紅樓夢》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成功地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己卯本《石頭記》第十九回有一段夾批：“按此書中寫一寶玉，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于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睹者?！华氂谑郎嫌H見這樣的人不曾，即閱今古所有之小說傳奇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蔽蚁?，不僅寶玉如此，黛玉、寶釵、鳳姐、湘云等，又何嘗不是如此？這些人物形象無論在現(xiàn)實生活中，還是在文學作品中，都未曾出現(xiàn)過。但是，“合目思之，卻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萬不可，亦不成文字矣”。可見小說作者功力之高超，本書從多個方面總結了前人對這一問題的探索，美學批評、社會學批評、神話原型批評和精神分析批評等方法從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回答。如運用原型批評的方法對《紅樓夢》人物形象進行探討，研究文學與神話等原始文化的關系，深入發(fā)掘小說建構的統(tǒng)制全篇的神話系統(tǒng)，以及人物形象所產(chǎn)生的神話淵源，從而使人物形象獲得了巨大的內(nèi)在張力，使小說題旨得到了遠古意象的回應。心理學與文學的交融極大地拓寬了人物形象的精神空間和心理內(nèi)涵，因此運用精神分析法對小說人物內(nèi)心世界進行深入發(fā)掘，成為紅學界不斷追求新的理論維度闡釋文學作品的大膽嘗試。

小說這種文體最本質的特點便是要講述一個故事，于是，敘事便成為其主要的表現(xiàn)方式。關于敘事學，無論是定義為“關于敘事作品、敘述、敘述結構以及敘述性的理論”，還是“人們有時用它來指稱關于文學作品結構的科學研究”，其共同之處是都強調(diào)了對“敘事結構”的關注。本書運用敘事學理論對20世紀《紅樓夢》文學批評史的敘事結構系統(tǒng)進行了具體分析，將其歸納概括為“線性結構”（包括單線、復線等具體方式）、“網(wǎng)狀結構”（包括多線結構、網(wǎng)狀結構等多種方式）、“表層結構”（包括章節(jié)、人物與情節(jié)等結構方式）、蘊含結構規(guī)則的“深層結構”（包括對稱結構、時序結構、天人對應結構等諸多方式）等。

本書的立足點限定于《紅樓夢》的文學批評史研究，之所以作出這樣一種限定，是想充分確定《紅樓夢》的文學本性，用文學的眼光來審視這部文學作品。這本來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了，然而在有些人看來，這算不得學問，也算不上“紅學”。只有研究所謂的“曹學”“版本學”“脂學”和“探佚學”才是真正的“紅學”。這種觀點實在是有些本末倒置。不可否認，由于每個研究者的知識結構不同，研究興趣不同，選擇的研究重點也就有所不同。但研究文學作品的首要任務是研究其文學性，因此一切研究應以此為出發(fā)點和最終目的，則是無可懷疑的。

人們常說，20世紀有所謂三大顯學，即“甲骨文字學”“敦煌學”與“紅學”。嚴格來講這一說法并不十分準確，因為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年，情況似乎發(fā)生了一些變化。就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來說，人文學科被逐漸邊緣化、冷處理，取而代之的是各種應用學科。其外在原因是社會價值觀念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內(nèi)在原因則是學科自身存在一定不足。就“紅學”來說，學術視野不能有效拓展，長期糾纏于那些老生常談，以至于種種奇談怪論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場，勢必導致人們對“紅學”的不屑甚至反感。讓人感到欣慰的是，即使在這種情形下，仍有不少年輕人堅持自己的追求，因為他們堅信，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歷史文化悠久的民族，人文科學的研究不僅是必需的，而且應當是首要的。車瑞博士便是持這種信念的眾多年輕學子之一。

車瑞博士曾在廣西民族大學師從我的師弟馮仲平教授攻讀碩士學位，具有極好的理論素養(yǎng)。2007年，她考到山大，隨我攻讀博士學位。三年期間，她在核心刊物上發(fā)表了數(shù)篇質量較高的論文并出版了相關論著。本書是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希望車瑞博士能夠繼續(xù)堅持自己的學術追求和學術理想，不斷有新的成果問世。

2012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