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的文藝政策為何“失敗”？

——評倪偉《“民族想象”與國家統(tǒng)制》

作為一部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專著，最近見世的倪偉的《“民族想象”與國家統(tǒng)制——1928—1948年南京政府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一書是值得注意的力作。此書主題有關20世紀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受國民黨不同程度支持的文學社團和刊物，論述其緣起、發(fā)展的軌跡及歷史意義。這對于現代文學的研究來說，是別開生面的。而反映作者的不懈努力及灼見的，乃在于緊扣“民族主義”作為這一文學潮流的主調，一面縱向地將它放到晚清以來的思想脈絡中梳理其種種流變，一面橫向地在分析作家和作品時，時時將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學、都市文學、通俗文學等作為參照，從而凸顯其特征。此書在如此富于雄圖和細心的架構中展開其論述，在歷史和理論兩方面都有可喜的創(chuàng)獲。

自20世紀80年代末發(fā)軔的“重寫文學史”的新潮，基本動力是為了突破數十年來文學史書寫中愈益僵化的“典律”。的確至今成果可觀，多半體現在近現代文學史方面。如范伯群主編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李歐梵的《上海摩登》、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等相繼問世，加之一大批久遭沉埋的作家如周作人、沈從文、張愛玲、張資平、劉吶鷗等浮出地表，展現精彩，結果使我們對于近現代文學版圖的認識大大改觀。不光是被壓抑的揚眉吐氣，而且使“經典”的含義重顯活力——那些原先屬“主流”的作家如魯迅、茅盾等也得到重新詮釋，如孔海珠的《左翼·上?！穼ψ笠碜骷彝诰蛐率妨希归_新角度，便屬此例。然而盡管如此，倪偉此書竟有點像半路里殺出個程咬金。出乎意料的是，一向被認為是“狗屎不齒”的國民黨也有文學，且撈出河面的一大幫作家在當時大都有頭有臉，在文壇上多少發(fā)生過影響。但他們長時間里在文學史中如此無聲無臭，以至于會使現下的讀者感到困惑：如要找他們的作品來讀的話，恐怕一時間在市面上很難找到。

本書共五章，依時序勾畫1928至1948年間南京政府的文藝政策及國統(tǒng)區(qū)的文學運動。第一章敘述20世紀20年代末隨著國民黨中央政府的確立，思想上與文藝方面出現強化“黨國”的企圖，極力宣揚以“三民主義”為中心的意識形態(tài)，在鉗制言論的同時，扶植如上?！扒喟咨纭钡任膶W團體。第二章敘述30年代初上?！扒颁h社”、南京“中國文藝社”、杭州“初陽社”等社團的活動。在國民黨宣傳機構的支持下，民族主義文藝運動更具規(guī)模。第三章深入追蹤民族主義思想在中國的現代根源及歷史脈絡，重點解讀了李贊華和黃震遐的創(chuàng)作。第四章所揭示的是，“九一八”之后民族矛盾尖銳化，進入抗日的國民黨政府為強化國家機器，對林語堂的《論語》雜志等所謂“亡國文化”進行批判，民族主義文學更出現法西斯主義的傾向。第五章敘述1937年之后出現的國共合作的新局面，集中討論通俗文學方面的動向；另一條線索是左翼與以西南聯大為基地的“戰(zhàn)國派”之間的論爭。

像這樣線性的描述，卻并非如我們常見的文學史敘述那樣像是長編的陳述、資料的堆積或現象的羅列。本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亦史亦論，各時期突出重點，通過各次重要爭論重構歷史的真實和復雜，令人信服地呈現了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及其所支持的民族主義文學運動有其一貫的堅持，且產生了一些有價值、有影響的作品。作者自覺“重寫文學史”的探索性而努力有所突破，這似乎也體現在寫法上。其勾畫的民族文學運動在都市文學、通俗文學、左翼文學等各個塊面之間穿梭。在文學和思潮、社會建制的交界處，作者處處意識到問題，而又不畏艱難，幾乎對每一個流派、思潮乃至概念，都不甘因襲陳見，力圖以第一手資料追本溯源，說明原委。然而作者在詮釋中似乎更意識到在民族主義文學和其他文學運動之間存在更深層的“詮釋的循環(huán)”，要探索一種更有效的理論或價值詮釋的框架。在這樣宏偉的結構與眾多的問題中展開其論述，難度可想而知，當然也難免有顧此失彼之處，但作為這一課題的開創(chuàng)之作，作者開拓“禁區(qū)”的勇氣可嘉，且其結合理論與歷史的“重寫文學史”方向也值得肯定。

有兩個特點，可見作者的歷史與批評意識。王德威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警句近來愈為學界首肯，這也體現在倪偉此書中。其認識到現代性理論本身在其歐美故土有不同涵蘊和源頭，中國文學的現代性開展也多姿多態(tài)，競相爭妍，而對晚清小說之“世紀末輝煌”的揭示，所破除的不光是把“五四”與“現代”之間做單一認同的迷思，也是一向以認同白話“語言轉折”為文學現代性標志的研究范式。此書在分析黃震遐的長詩《黃人之血》中有關“中國對西方的想象和認同”的“類型”時，沉潛于晚清文化脈絡之中，述及章太炎、劉師培等人的“中國人種西來”說，鉤稽引征，饒有興味；又如論及民族主義思潮與20世紀初上?！吧虉F”之間的淵源關系，或指出魯迅的《文化偏至論》的思路和梁啟超的新民說“一脈相承”等，時出新見，不一而足。

另一個特點是，或許意識到文學史的書寫本身是一種學術和文化建制，與意識形態(tài)難分難解，如書中論及左翼、民族主義文學、通俗文學等，無不面對價值重估的問題。一面要避免過去文學史書寫“正典化”的代碼，另一面要警惕現時某些思想范式的陷阱，這種如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所謂的“解碼”（decoding）和“復碼”（recoding）的工作，卻給文學史家?guī)硖魬?zhàn)。此書顯見在這方面的努力，大致上依據史料，力求平實客觀，而在權衡判斷之間，頗費斟酌，如論及20世紀20年代末“普羅文學”的流行并非純屬“商業(yè)化”運作而有其“階級”基礎的“合理性”，而沈從文“敏銳”批評商業(yè)化卻對普羅思潮的認識有失“片面”，因而客觀上為國民黨所“利用”。字里行間隱然呈現評判的價值體系對我們并不陌生，然而這并不至于導致謬誤而遮蔽歷史真實，如論及30年代林語堂等代表的“幽默文學”體現了文學生產的商業(yè)化機制及“文學脫離思想意識形態(tài)控制的可能性”，因此同時遭到來自國民黨和左翼的抨擊。在這樣有意淡化意識形態(tài)的敘述中，作者又揭示“幽默文學”與晚清以來“鴛鴦蝴蝶派”之間的親緣關系，且不無挑戰(zhàn)地認為，“鴛蝴派”與作為新文學正統(tǒng)的“五四”啟蒙文學同屬“中國現代性的產物，在價值上原無軒輊之分”（第190頁）。事實上如何看待民國時期文學的“商業(yè)性”是個頗為棘手的問題，它的“現代性”特征及其與民族主義的關系恐怕還須更為深入的探討。

有一點順便提出，近年來對于近現代“通俗”文學即所謂“鴛鴦蝴蝶—禮拜六派”的研究，當數以范伯群所領導的研究團隊取得了累累成果。富于啟迪的是范先生提出“雙翼齊飛”——“五四”與“鴛蝴”應當等量齊觀，遂期盼一種包括兩者的大文學史的出現。雖然現代文學不光由這兩翼構成，這一理論顯然已產生影響，從上述的同屬“現代性的產物”的說法也可以見到，但在現時文學史的書寫實踐上，還常常難以兼顧兩頭。如倪偉此書中提到“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1919年是一個意義重大的分水嶺”（第111頁），當然站在胡適的立場上這是不錯的，但最近對于近現代期刊的興趣日見濃厚，如李頻在《大眾期刊運作》一書中聲稱1914年出刊的“《禮拜六》是中國近代文藝期刊發(fā)展的一個轉折點”（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3年，第278—286頁）?？磥硎裁词恰敖被颉艾F代”乃見仁見智，但這種提法則提出了新的問題，作為文學史家大約是不能忽視的。

總之，本書的貢獻不僅在于對于文學史研究來說發(fā)現、開墾了一片新土，而且其所探討的關乎民族歷史記憶的發(fā)掘，在當前全球化現代性對地域文化造成新的威脅的情勢下，自具特別的意義。為國民黨政府所主宰的20年，如果放到20世紀全球范圍內民族主義風起云涌的大勢中觀察，在爭取中國民族主權獨立的過程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似更屬于政治史研究的課題。正如倪偉在書中精心描述的，這20年在文學領域內，國民黨不斷制定文藝政策，推行黨化意識形態(tài)，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而愈演愈烈，從宣揚“三民主義”到主張領袖獨裁的法西斯主義，其中心卻是“民族主義”，處心積慮強化黨國，甚至殺戮異己，打壓民主。但文學與政治相表里，從這段時間南京國民黨政府的一系列舉措來看，民國統(tǒng)一，收回利權，乃至禁煙禁娼等，其實也反映了要求強化民族國家借以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集體意志。尤其在第五章敘述全面抗日，國共再度合作，文藝小分隊分赴社會底層，深入窮鄉(xiāng)僻壤，使之卷入文化現代化的過程，其中活躍著民族的愿望和奮斗。

這一部分集體記憶彌足珍貴，作者也不忘指出，這一抗戰(zhàn)通俗文藝運動影響深遠，在延安根據地得到進一步發(fā)揚。事實上書中一再指出國共之間在政治和文學方面的相通之處，如在批判都市“幽默文學”和“個人主義”方面，左翼和民族主義者常常是好像在對付共同的敵人。這也并不奇怪，既然兩者分享“民族”想象，目標都是建立民族國家。但正如書中所分析指出的，把國民黨的狹隘的“民族”觀念同左翼的“階級”觀念相比較，他們的思想基礎卻大相徑庭。這不由得令人想起列文森在《革命和世界主義》一書中對于國民黨的“民族主義”和共產黨的“世界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上的區(qū)別的經典論述。我想如果結合列文森的論述來討論，還可有效地涉及“現代主義”及“美學現代性”等問題。如本書多處談到這些民族主義文學與西方思想、文學的焊接，如《黃人之血》中運用了駁雜的西方文學資源，“戰(zhàn)國派”大力推崇尼采等，似乎在理論表述和文學表現中包含“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張力，并非像列文森說的那樣輪廓分明。

盡管國民黨大力推行民族主義的文學政策，且造成運動，但結果是“失敗”的，“這確實是一個莫大的諷刺”。此書的結論表面上是成立的，但值得推敲。我想“失敗”論是基于國民黨最終倒臺的事實，但和作者事實上對南京政府的民族主義文學運動的成功勾畫相映照，卻顯得不那么合拍?！督Y語》中的一段話，我認為乃全書的真精神所在：

這20年間，南京國民黨政府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雖然時起時落，但民族主義卻是貫穿始終的思想主線。他們把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看作是至高無上的目標，強調一切都要圍繞于此進行，文藝也不能例外，必須自覺地承擔起喚醒民眾的民族意識的任務，使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通過文藝的宣傳和感染的力量牢牢地扎根在人們頭腦之中，這其實就是把文藝當作建立民族國家認同的一種重要手段。（第299頁）

正如作者所說，民族主義在當時興起有其現實和歷史的“必然性”，如果從中國民族國家形成史這一角度看，南京政府作為當時民族主體的合法代表，其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在建構民族國家及其主體方面，已留下不可磨滅的歷史痕跡，因此就文學達到為政治服務的目的而言，也可以說是成功的。

當然，在某些具體目標上確是“失敗”的，如在宣揚“黨化”或法西斯式的獨裁方面，當然不得人心。另外還有許多不利因素，如“四一二”政變喪失道德正義，狹隘的民族主義理論及文藝政策執(zhí)行不力等。但是更深刻的因素與其說是在主觀或理論方面，不如說是在社會機制和政治文化方面。問題是，看上去法西斯派窮兇極惡，為什么卻不能奏效？簡單地說，我想這是由民國政體的性質所決定的，其立國之始即基于對共和、自由的許諾。盡管這一體制在中國根基薄弱，立憲機制從未健全，似乎是一場試驗，終歸消亡，但它畢竟一跛一蹶存在發(fā)展了數十年。蔣介石能濫用權力，卻改變不了它，何況他的政治利益依賴于城市資產階級。他的集權夢想難以實現，因為他難以跨過由中產階級擔任掌門的“社會”，在那里胡適還可以講話，像《論語》雜志那樣的“商業(yè)化”刊物還能大行其道，因為還存在可稱作“公共空間”的東西。

如何深入理解民國時期的社會結構及其意識形態(tài)，對于研究該時期的文學來說至關重要。時下民國時期的文化研究方興未艾，海內外學者收獲頗夥，新著不斷出現，對于該時期的法律、城市、種族、家庭等方面都有深入的探討，這給文學研究帶來新的刺激和挑戰(zhàn)。不光對于與商業(yè)化運作密切聯系的“鴛鴦蝴蝶派”等文學，即便對于主流新文學，如果通過民國之窗把它們放到“印刷資本主義”的競爭機制中加以觀察，或許更有利于揭示文學與“民族”想象、革命與現代性等復雜的脈絡。這樣的歷史化重構，作為文化研究的重要實踐之一，也能更有效地達到“解碼”和“復碼”的目的，更有效地結合批判理論，使“重寫文學史”成為一種回應危機的、批評的機制。

（原載《中國學術》2004年第19、20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