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文學(1840—1919)是中國文學史發(fā)展中的一個重要階段，80年的全部文學創(chuàng)作表明：近代文學是創(chuàng)造主體在空前的民族災難面前，在強勢的西方文化撞擊下，經(jīng)過痛苦反思之后所形成的覺醒的、蛻變的、開放的文學。由于近代文學是處在中國文學由古典向現(xiàn)代的轉型期，在其轉型過程中，近代文學呈現(xiàn)出一種流動的、變化不定的態(tài)勢，何去何從？要進行新的探索和抉擇：既要突圍，又要創(chuàng)新；既要加速本土文學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又要學習西方，以促進中西文學的融合。近代文學在其轉型過程中這一系列的變化軌跡和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創(chuàng)造主體在其探索中的成就和局限，都值得文學史研究者認真總結。但是新中國成立后關于近代文學的研究是極其薄弱的，一直處于滯后狀態(tài)，尤其是宏觀研究更差。

我畢業(yè)于山東大學中文系，時間是20世紀50年代末，之后開始在母校講授“中國近代文學史”。中間由于種種原因，時斷時續(xù)，但獻身于近代文學研究的決心卻始終未變。十年浩劫結束，我又在極艱苦的環(huán)境中重理舊業(yè)，1980年代先后出版了有關近代文學的著作七部，發(fā)表論文數(shù)十篇，這些多屬于微觀研究；從宏觀的角度把握近代文學的總體結構和整個進程則仍感力不從心。但我時常想起高爾基說過的一段話：“一個人追求的目標越高，他的才力就發(fā)展得越快，對社會就越有益；我確信這也是一個真理。這個真理是由我的全部生活經(jīng)驗，即是我觀察、閱讀、比較和深思熟慮過的一切確定下來的?！?sup>時代催我前進，同時它又給我力量。于是從80年代中期我便開始構思一部中國近代文學史。在做了若干年準備后，便動手寫作，第一卷今天總算完成了。

寫文學史要尋找其規(guī)律，所謂“從倒行的雜亂的作品里尋出一條進行的線索來”。我以為所謂尋求規(guī)律并非要寫出幾條來，像過去有人所總結的那樣：一部中國文學史“是現(xiàn)實主義與反現(xiàn)實主義的斗爭”，或說“民間文學是中國文學史的主流”，等等，這恐怕是行不通的，因為這并不符合中國文學史的全部實際。尋求規(guī)律就是要在文學史中貫串一條或幾條紅線，使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學發(fā)展的軌跡和它共同的普遍的特征，以便使人們對一代文學有一個總體的認識。

下面我談談寫這部《中國近代文學發(fā)展史》的想法：

一、中華民族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各個民族對我們祖國都做出過巨大貢獻，在文學藝術方面也是如此。這點在各兄弟民族近代文學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因此這部《中國近代文學發(fā)展史》應在中華民族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下描述我國各兄弟民族近代文學的發(fā)展風貌和創(chuàng)作成就，打破過去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多系漢族文學史的格局。因此本書除論述漢族近代文學外，也寫入了滿、蒙、壯、回、維吾爾、藏、白、彝、侗、土家、布依、哈薩克等十多個兄弟民族三十余位近代作家的文學活動。

二、中國近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又一個高潮期。西方文化和東方日本文化對中國近代文學都有很大影響。所以寫中國近代文學史應放開眼界，從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背景下審視近代文學活動，剖析中國近代文學在吸取、融會外來文化以及創(chuàng)新方面的成就和弱點，從而總結經(jīng)驗教訓，以資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借鑒。

三、以恩格斯所提出的歷史的、美學的批評標準，重新審視中國近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成就和歷史地位，特別是對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有較大影響的流派(如詩界革命派、南社、宋詩派、桐城派、鴛鴦蝴蝶派)，或過去被人忽視而在文學上又確有成就的作家，以及所謂“禁區(qū)”，均重新給以評價。近十年來，隨著近代文學研究的深入和文學觀念的更新，重新評價近代文學及其作家，已成為擺在中國文學史研究者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同時，時代賦予人們的新思想、新觀念、新意識，也讓我們對近代文學有了再認識、再評價的可能。因為“每一個時代，在其獲得新的思想時，也獲得了新的眼光，這時它就在舊的文學藝術中看到了許多新精神”。不停地用“新的眼光”探索和發(fā)現(xiàn)過去時代的作家和作品中的“新精神”，正是學術研究不斷深化和提高的基點，也是文學史研究具有新生命的標志。

四、寫文學史要有比較的眼光。恩格斯說：“任何一個人在文學上的價值都不是由他自己決定的，而只是從整體的比較當中決定的?！?sup>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示。作為一個文學史家，在評論一位作家、論述其創(chuàng)作意義和審美價值，并確定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時，不能以自己主觀的好惡去孤立地評價，這樣很容易帶來忽高忽低的偏頗；而必須通過所謂“前后左右”的比較，即既要與這位作家的前代、同代作家相比較，又要與其同一文學流派的作家相比較，當然也要看他對后代的影響。通過諸多方位的觀照，這樣對一位作家或一種文學流派、一個文學社團的認識，相對地來講，也許會更準確一點。

最后簡單地談談這部文學史的體例。關于中國近代文學史的范圍，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即逐漸固定為從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至1919年的五四運動。近幾年來，有的同志主張將近代文學史的上下限前移和后推，即主張以1821年(道光元年)和1929年作為它的上下限。這個意見我以為是有待商榷的，為此我寫了《關于中國近代文學史的起迄年代》(《中國近代文學研究》第3輯)；又有的同志，鑒于中國近代史的分期有主張至1949年者，提出中國近代文學史的下限也應是1949年，為此我又寫了《“五四”這塊文學界碑不容忽視——三論中國近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東岳論叢》1986年第6期)。這兩篇文章主要論述中國近代文學史為什么以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為上限，又為什么以1919年的五四運動為下限。至于一部中國近代文學史，如何再劃分為若干階段，我的分期意見仍是25年前的主張。即具體分為三個時期：資產(chǎn)階級啟蒙時期的文學(1840—1873)；資產(chǎn)階級維新時期的文學(1873—1905)；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1905—1919)。至于分期的標準和具體理由，詳見拙作《中國近代文學史的分期問題——兼與幾部中國文學史的編者商榷》(《文史哲》1963年第2期)一文。我的這部《中國近代文學發(fā)展史》便是以如上三個時期為界，分寫成三卷。

以上是我寫《中國近代文學發(fā)展史》的幾點設想和嘗試；至于在寫作實踐中能否遵行如上諸點，自己極無把握。好在有三卷不成熟的書稿在，請專家和同志們批評、賜教！

郭延禮

1988年10月于濟南

1. 高爾基：《論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版，第340頁。
2. 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魯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頁。
3. 海涅：《北海集》，轉引自柏拉威爾：《馬克思與世界文學》。
4. 恩格斯：《評亞歷山大·榮克的“德國現(xiàn)代文學講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3—5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