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可待成追憶

孫玉明

二月河仙逝之后，我曾經兩次接受鳳凰衛(wèi)視電話采訪，其后，本打算寫一篇紀念性的文章，發(fā)到自己的公眾號上，但由于我天性樂觀，甚至可以說是看淡生死，所以無論內心如何悲傷，也寫不出那種沉痛悼念類的東西。而撰寫此類文章若不夠嚴肅，就有可能會受到別人的指責，是以猶豫再三，卻遲遲沒有動手。前不久田永清將軍打來電話，說要出版一部《二月河先生紀念文萃》，要求我務必寫一篇文章。我與二月河結識之時，也有幸認識了田將軍，通過多年的往來，亦成為忘年之交。對于他的命令，我不但要恭敬，而且也必須從命。再加我與二月河的深厚友誼，若不撰寫紀念文章，也于心不安，是以構思數(shù)日，將我與二月河交往過程中的一些瑣事，草成此文，以表緬懷之情。不妥之處，還請各位海涵。

二月河，這個享譽中外的名字，雖然是凌解放先生的筆名，但有個別人，不知道是出于無知，還是故意開玩笑，偶爾也會誤稱他為“二老師”或“二先生”！而我們幾個與他關系密切而又喜歡開玩笑的人，則特意以“二”呼之：比他年長者如田將軍稱他“二弟”；較他年幼者如我則呼為“二哥”。

我與二哥相識并成為莫逆之交，結緣于《紅樓夢》。關于二月河與《紅樓夢》，我曾撰寫過《二月河的紅樓情》一文，發(fā)表在《紅樓夢學刊》2004年第3輯，有興趣者可以參看，此不贅言。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在《紅樓夢學刊》擔任編輯，那時的二月河，已經是蜚聲文壇的名家了。然而，初次見面時，我卻感到他十分隨和，非常面善，一點架子都沒有，再加上他那樂觀風趣的性格，更讓我覺得情投意合。從此之后，我們每年都會見上幾次面，平時則用電話保持聯(lián)系。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也從相識到相知，最終成為莫逆之交。

我與二哥交往的過程中，有許多值得回憶的趣事，而真正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我與二哥及馮其庸先生的馬來西亞之行。

2002年12月，應中國駐馬大使館、馬來西亞華人行業(yè)總會、綠野仙蹤集團、《星洲日報》邀請，我與二月河、馮其庸，前往馬來西亞訪問。我是有生以來首次出國，二哥則不但是第一次出國，而且還是頭一次坐飛機。

此行主題為“二月河·三月天”。平安之夜，我們三人在金馬皇宮做講座，每人四十分鐘。我以《〈紅樓夢〉與明清歷史》為題，首先敲響了開場的鑼鼓，然后馮先生講《紅樓夢》，最后二月河壓陣，講他的“落霞三部曲”。第二天，一直追蹤報道的《星洲日報》，把我們講座的內容整版刊登了出來，我和馮先生的講座都是原標題，二哥的講座題目卻變成了《河南話　很難懂》?？吹竭@個標題，我們都捧腹大笑，而笑得最開心的，卻是二月河，直接都能看到嗓子眼兒。

那晚在講座之前，還安排二哥給熱心的讀者簽名。本來只安排了半個小時，但二哥看到求他簽字的人太多，就與主辦方商量，又延長了半個小時。他隨行的妹妹凌衛(wèi)萍在旁邊替他蓋章，手都紅了。我要替她一會兒，她堅決不干，怕二哥批評她偷懶。至于二哥是不是手疼手累，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我有一個習慣：無論到什么地方，一定要去吃一次地攤或者大排檔，以便真正品嘗到當?shù)氐奶厣埐?。但那次行程安排得非常滿，白天晚上都有活動。某天晚上，公干結束后已經十點多鐘，當我向王太鈺、楊治雨二位學弟提出這一要求時，他們提議最好問問二哥是否也去。我本來擔心他的身體，就試探著問了一句，沒想到二哥右手一揮，毫不猶豫地說：“走！”我們四人，外加一名記者，在一個華人開的小飯館里喝啤酒，侃大山，講笑話，聊趣事，個個樂不可支。除我之外，那三人都沒想到二哥會如此平易近人。因第二天還有事，快到凌晨三點時，我們才意猶未盡地回到住處。

從馬來西亞回國，過中國海關時偶遇抽查。許多人都大搖大擺地走了過去，包括同行的馮先生，但卻把我和二哥攔截了下來，開行李，看護照，一番折騰，一個小頭目還態(tài)度非常蠻橫地訓斥。前來接機的夏師傅見此情景，在外邊笑得渾身亂顫，并悄悄地告訴我說：“那么多人都不查，就查你們兩個人！知道是為什么嗎？因為你們都穿著黑色衣服，一看就像是黑社會的！”經過這次事件，二哥剛剛治愈了飛機恐懼癥，卻再也不肯出國了，他怕折騰，更怕受氣。

二哥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盡量不要給別人添麻煩?！钡攧e人給他添麻煩時，他卻從來都不厭其煩。洛陽師范學院的張凌江女士、河南理工大學的穆乃堂學弟、聊城大學的李喆師兄，都曾經托我邀請二哥前往他們學校講學。二哥不管多忙、多累，都從來沒有推辭過，這讓我非常感動又非常不安。要知道，一個人成名之后，最要命的便是應酬多，活動多。既忙又累，是所有名人的共同煩惱。二哥除了從不拒絕朋友的邀請之外，還一直積極地參與紅學會的活動：北京、揚州、大同、鄭州、蓬萊的紅學會議，都曾經留下過他的身影。

與二哥相見最多的地方，當然還是北京。每年他到北京公干或者探親，我們至少會有一次聚會。借他的光，我也結交了不少朋友。但二哥無論是見到名人或者平民百姓，都一視同仁，沒有尊卑貴賤之分。

我出門在外，從來都沒有帶相機的習慣。有一次與華藝出版社的幾個朋友聚會，我不知道腦子里動了哪根弦，居然帶了一個萊卡相機去，幾位朋友都讓我給他們拍張與二哥的合影，但由于室內光線黑暗，又沒有帶閃光燈，后來我拿著儲存卡去沖洗照片時，居然一張都洗不出來。時至今日，每憶此事，都覺得對不起華藝的那幾位朋友。而當我跟二哥談及此事時，不料他卻大笑著說：“玉明，你可以當攝影家了！”

與二哥聚會時，講笑話；與二哥分別后，發(fā)段子——這幾乎也成了我們之間的最大樂趣。二哥的段子既雅俗共賞，又詼諧幽默，雖然不黑不黃，但偶爾也有刻薄之言。有一次聚會時，一位朋友因在單位不順心，所以一直愁眉不展。二哥了解情況后，勸說道：“大不了再換個單位，有什么可愁煩的！常言道：‘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接口續(xù)道：“處處不留爺，爺當個體戶！”二哥擊節(jié)稱賞說：“續(xù)得好！玉明，這版權我購買了。”我笑道：“二哥不用買，隨便用！”那位朋友也在我們的樂呵中露出了笑容。

唯一的一次南陽之行，也令我難忘。那天的紅學交流活動結束后，二哥和其夫人趙菊榮二嫂，特意邀請我們幾個人到其家中做客。幾杯熱茶過后，我很不安分地跑到外面欣賞他家的小院子：一株茂盛的凌霄花，枝繁葉茂，繁花似錦。不用問，這是二哥和二嫂因凌霄花與其愛女凌曉諧音，而特意種植的。除花木之外，小院子里還種植著幾畦有機蔬菜。我毫不見外地掠了幾棵韭菜大吃大嚼著，眾人見了，都忍俊不禁，而二哥笑得尤其燦爛。那笑容，猶如一朵盛開的朝陽花。

離開南陽時，二嫂不但給我們提前值機，而且還不辭勞苦地把我們一直送到安檢口。那一份深情厚誼，令我終生難忘。

與二哥的交往，趣事不勝枚舉，以上僅舉幾例，以便管中窺豹，略見一斑。相信有比我更了解二哥的人，會盡快寫出一部《二月河傳》，以便廣大讀者對他有一個全面的了解。

二哥過早地離開了我們，但二哥此生卻也值了。他與李白、杜甫、蘇軾、蒲松齡、曹雪芹等文化名人一樣，為人類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的名字，必將彪炳史冊，萬古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