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天之下只有庸人才會既無錯咎，又不得贊譽。全天下的人都憎惡他，這人可稱之為超乎尋常的奸雄；全天下人都贊譽他，這人可稱之為超乎尋常的豪杰。即便如此，這些發(fā)表評論的人，絕大多數(shù)都是平常人，超乎尋常之人千百個之中也難挑出一個，以尋常人的眼光和見識來評價非常之人，難道可信？因此，譽滿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偽善媚俗、欺世盜名之徒，謗滿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功績卓著的英雄豪杰。俗話說：蓋棺論定。一個人的是非功過要到其死后才能作出結(jié)論。我知道有人去世數(shù)十年數(shù)百年，而對其的評價仍未有定論，褒貶不一，莫衷一是，讓后世的評論家無所適從、難以判斷。比如，有的人得到的贊譽不計其數(shù)，而受到的詆毀也鋪天蓋地；贊賞者將其捧入云端，批評者將其踩至泥下。如今受到的詆毀，恰好足夠與過去得到的贊譽相抵消；他處得到的贊賞，正好抵償此處受到的毀謗。這樣的人是什么樣的人呢？這就是所謂超乎尋常之人。究竟是超乎尋常的奸雄還是超乎尋常的豪杰姑且不論，只看他所處的位置及所做的事情，就不是平庸人的眼光和見識可以洞察的，也不是一般人可以信口雌黃的。知曉這個道理的人才能夠讀我這本《李鴻章傳》。

我敬重李鴻章的才干，惋惜李鴻章的見識，同情李鴻章的際遇。李鴻章出訪歐洲，在德國與前首相俾斯麥會面時請教說：“作為一國之重臣，想要竭盡所能為國家出力，但滿朝官員都與自己意見相左，他們聯(lián)合起來掣肘牽制，在此情況下，若想施展自己的抱負，應(yīng)該怎么做呢？”俾斯麥回答：“首要的是取得最高掌權(quán)者的信任，如果掌權(quán)者全力支持便可獨攬大權(quán)，還有什么事不能成功呢？”李鴻章說：“如果掌權(quán)者不論誰的話都能聽進去，而其身邊的近臣和侍從又常常假君主之口作威作福，挾制掌控局勢，那么處于這種情況下的重臣應(yīng)該怎么做呢？”俾斯麥沉思良久說：“如果作為重臣，是以最大的忠誠操勞國事，按說一定能夠匡正掌權(quán)者錯誤的想法，除非是與婦人女子共事，就不好說了。”(注：這些話是根據(jù)西方報紙刊載的信息翻譯而來，普通的華文報紙如《星軺日記》所登載的內(nèi)容因“婦人女子”有影射慈禧太后之嫌而有所刪減)李鴻章沉默不語。唉！我看到這里，就明白李鴻章郁積在心中的憤懣了。這些煩悶抑郁，不是旁觀者所能體會的。我因為這一點而批評李鴻章，也因為這一點而體諒他。

自從李鴻章在世界范圍聲名鵲起，五大洲各國各界幾乎達到了只知李鴻章而不知中國的程度。用一句話來概括，李鴻章可謂當時中國獨一無二的代表人物。以甲國人的身份來評論乙國的政事，肯定不可能了解到真相，這一點，自不必說。然而說到中國近四十年來第一流的重要人物，李鴻章的確當仁不讓。讀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無法避開李鴻章不談；讀李鴻章傳記的人，也勢必要參照中國近代史，這是有識之士的共識。因此，我這本《李鴻章傳》，也可以命名為《同、光以來大事記》。

1896年李鴻章親自去德國前首相俾斯麥家中拜訪

當然，還不止于此。一個國家如今的現(xiàn)狀，必定與該國之前的歷史遙相呼應(yīng)。因此，過去的歷史是當下狀況的原因，而當下發(fā)生的狀況是之前歷史發(fā)展的結(jié)果。由于李鴻章與當今中國有著深厚的關(guān)系，因此要評價李鴻章這個人物，勢必要高瞻遠矚洞若觀火，體察中國數(shù)千年來政權(quán)更迭變化的總體趨勢以及各民族間此消彼長暗潮涌動的力量變化，還有當今中國外交中的內(nèi)幕隱情，這樣才能充分了解李鴻章個人在中國歷史上所處的地位。孟子說：知人論世。世事固然不容易評定，而人難道就能輕而易舉地了解嗎？

如今中國普通的評論者，一般都以平定太平天國和捻軍叛亂為李鴻章的功績，以多次與外國談判議和為李鴻章的罪過。我認為這種功罪的認定有失偏頗。以前，俾斯麥曾經(jīng)對李鴻章說過：“我們歐洲人以抵御外族入侵作為功績，為保全某一家的利益而自相殘殺，是我們所不激賞的。”平定太平天國和捻軍叛亂，是同室操戈，手足相煎，如果以此為功，必讓四海同胞心生憂懼。如果國人將積憤已久的國恥及對外議和的痛恨轉(zhuǎn)為怨毒集中發(fā)泄到李鴻章一人的身上，縱然事出有因，但設(shè)身處地地想想，在乙未年(1895年)二三月份與庚子年(1900年)八九月之交，若是評論者處在李鴻章的位置，在那多事之秋的舉措和處置，果真能比李鴻章出色嗎？因此而非議苛責的人，不過是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嬉笑怒罵一逞口舌之快而已。所以，我對李鴻章功過的評定，與這種觀點迥然有別。

李鴻章如今已然離世。國外的評論者，都將李鴻章視為中國第一人。還有人說：李鴻章的離世，必將引起中國今后局勢的大變動。李鴻章是否堪稱中國第一人，我不敢說，然而，縱觀現(xiàn)下五十歲以上、三四品以上的官員，沒有一人能比得上李鴻章，這是我敢斷言的；李鴻章之死，對于中國局勢是否有影響，我不敢說，然而如今政府失去了李鴻章，好比老虎失去倀鬼，盲人失去輔助，國家前途岌岌可危、危機四伏，這是我敢斷言的。然而，我又希望國外的評論不正確，因為如果這些評論屬實，我泱泱大國只能依賴一個李鴻章來支撐，那么國家還有救嗎？

西方哲言常提到：時勢造就英雄，英雄亦能造就時勢。像李鴻章這樣的人，我不能不稱之為英雄，然而他僅僅是時勢造就的英雄，而非造就時勢的英雄。時勢造就的英雄，只是平常的英雄。世界如此之大，古往今來，歷史悠久，何處何時沒有時勢呢？讀一部二十四史，像李鴻章這樣的英雄，不計其數(shù)。若是說到造就時勢的英雄，那么遍閱歷史，千年也難遇一個。這也是我們中國歷史因循守舊難以創(chuàng)新，始終無法大放異彩震耀世界的原因。我寫這本書時，這一感慨始終縈繞心間。

歷史學家評論西漢的霍光，嘆惜其不學無術(shù)。我認為李鴻章之所以沒能成為超乎尋常的英雄，也可歸因于這四個字。李鴻章不了解國計民生的根本規(guī)律，不通曉世界的整體趨勢，不明白政治的本原所在，他處在競爭加劇瞬息萬變的十九世紀，卻一味彌補缺漏，茍且偷安，不致力于增強國民實力，建設(shè)威勢強盛德政完備的國家，而只是學習西方皮毛，取水忘源，小富即安，更是憑借一點小才智小權(quán)術(shù)，想要與世界著名的大政治家博弈，出讓根本利益，追逐蠅頭小利。當然，并非他不鞠躬盡瘁，只是于事無補啊！孟子說：“一面在尊長面前沒有禮貌地胡吃海塞，一面又講究不用牙齒啃干肉，這就是不懂得什么才是重要的事情。”這話太有道理了。李鴻章晚年所做的事每每失敗，就是因為這一點。即便如此，又何必對他過于苛責呢？李鴻章畢竟不是造就時勢的英雄。舉凡社會中的人，總難免被社會中數(shù)千年來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和世俗習慣所束縛，難以自拔。李鴻章沒有生在歐洲而是生于中國，沒有生在今時今日而是生于數(shù)十年前，早于他而生以及與他同時代的人中，也沒有出現(xiàn)一個能造就時勢的英雄人物來因勢利導襄助于他，可見那個時代那個環(huán)境所孕育的人物只能達到那個程度了，因此絕對不能歸咎于李鴻章一人身上。更何況他在大清朝廷所遇到的障礙，使得他自己的抱負都不能盡情施展？所以我說：敬重李鴻章的才干，惋惜李鴻章的見識，而又同情李鴻章的際遇。然而，江山代有才人出，自此以后會出現(xiàn)承襲李鴻章而雄起的人嗎？隨著時勢的變化，英雄的標準也會改變，請后起者千萬不要以我寬諒李鴻章的理由來為自己開脫。

若以李鴻章比諸漢之霍光、曹操，明之張居正，與夫近世歐美日本所謂立憲君主國之大臣，則其權(quán)固有迥不相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