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國內(nèi)外研究現(xiàn)狀

僅以20世紀重要的研究成果為例，早在1942年保羅·克拉克森（PaulS.Clarkson）等即撰寫了《莎士比亞與伊麗莎白時期英國戲劇中的財產(chǎn)法》一書，考察莎士比亞戲劇中有關財產(chǎn)和物權(quán)問題的指涉，詳細分析了早期現(xiàn)代英國戲劇中因財產(chǎn)糾紛而產(chǎn)生的各種戲劇沖突。近二十年來更是涌現(xiàn)了大量的優(yōu)秀學者和著作，影響較大者如A.G.哈蒙（A.G.Harmon），B.J.索科爾（B.J.Sokol），盧克·威爾遜（Luke Wilson）和A.R.巴克（A.R.Buck）等。此類研究旨在揭示莎士比亞戲劇對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時期英國法律文化的再現(xiàn)和重塑，同時論證早期現(xiàn)代英國法律思想對英國人民生活方方面面的深遠影響，研究范圍則包括該時期的契約法、婚姻法、繼承法以及民事糾紛等。此類研究屬于“文學中的法律”范疇，權(quán)且稱之為“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法律”。

“莎士比亞與法律”的第二類研究屬于“作為文學的法律”范疇，此類研究一方面?zhèn)戎胤ㄍヅc劇場共同的儀式色彩和“文本性”，另一方面則關注早期現(xiàn)代英國語境下法律與戲劇之間建構(gòu)與“商榷”關系。受美國“法律與文學”運動以及新歷史主義等后現(xiàn)代理論的影響，法律與文學之間的界限因其內(nèi)在的“文本性”而變得越發(fā)模糊。從美國憲法到《哈姆雷特》，從莎士比亞本人的遺囑（新近出版的幾部莎士比亞傳記都重新解讀了有關莎士比亞的種種史料文本）到《威尼斯商人》中鮑西婭對“一磅肉”合同的曲解，以及莎士比亞戲劇中形形色色的書信、手帕信物，等等，都存在著巨大的闡釋空間?？梢哉f，法律的精神與法律的文字之間的內(nèi)在張力所導致的法條主義不僅是早期現(xiàn)代英國法官關注的難題，也是莎士比亞戲劇的重要主題之一。新近出版的兩部論文集，《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法律》（2007）與《莎士比亞與法律》（2008）中均有多篇論文討論該問題。此類研究的其他成果還包括《律師協(xié)會與早期英國戲劇》（1931）、《莎士比亞與律師》（1972）、《語言與叛國罪：莎士比亞時代英格蘭社會的文學、法律與反叛》（2006）、《猜疑的發(fā)明：莎士比亞與文藝復興時期戲劇中的法律與模仿》（2007）等。

第三類研究者大多為執(zhí)業(yè)律師或法官等法律專業(yè)人士。他們大都從各自的法學立場解讀莎士比亞戲劇，同時借助莎士比亞對英國法律問題的深刻表現(xiàn)，反思當下西方法治社會內(nèi)部的種種法理問題，如著名大法官波斯納（RichardPosner）、耶魯大學人文與法律教授保羅·卡恩（PaulKahn），以及伊恩·沃德（Ian Ward）、加里·瓦特（Gary Watt）、保羅·拉菲爾德（PaulRaffield）等。例如，保羅·卡恩的《法律與愛 ：<李爾王 >中的審判》選擇了《李爾王》作為研究對象，以探討法治國家的“悲劇性因素”。國際人道法專家西奧多·梅侖（TheodoreMeron）以《亨利五世》中的英法戰(zhàn)爭為突破口，討論莎士比亞與戰(zhàn)爭法、國際法問題。丹尼爾·科恩斯坦（DanielJ.Kornstein）則從職業(yè)律師的角度研讀了《亨利六世》和《仲夏夜之夢》等十幾個劇本，其研究范圍則涉及西方的憲政思想、陪審團制度、民主與法治等眾多理論問題。

第四類研究大都從政治學、倫理學和哲學角度解讀莎士比亞，并非直接研究莎士比亞與法律的問題，但卻因其內(nèi)在的人文特征而與法律問題具有無可避免的親緣關系。僅以近幾年研究為例，《雙重視角：道德哲學與莎士比亞戲劇》（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7）、《莎士比亞與早期現(xiàn)代思想》（劍橋大學出版社，2009）、《莎士比亞與哲學》（勞特里奇出版社，2010）等著作雖然并未直接探討莎士比亞與法律的問題，但卻與本課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二、研究對象和學術意義

本研究主要分為以下兩大部分，共計13個章節(jié)及2篇相關書評：

一、第一部分從早期現(xiàn)代英國法律思想的角度，闡明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法律傳統(tǒng)，以及莎士比亞與英國法律文化機制之間的“商榷”關系，分析莎士比亞與早期現(xiàn)代英國法律文化中的民權(quán)、君權(quán)、神權(quán)政治和契約思想等問題的深層“對話”。

二、第二部分從早期現(xiàn)代英國法律思想角度，探討《一報還一報》《威尼斯商人》《李爾王》以及《裘力斯·凱撒》《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等戲劇如何展現(xiàn)了人類政治、倫理和司法制度的本質(zhì)。具體內(nèi)容如下：

（一）從《裘力斯·凱撒》中的“西塞羅”形象入手，分析斯多葛學派的法律思想對劇中布魯圖斯、凱歇斯等政治領袖的深遠影響，闡明美德政治和自然理性在該劇中的主題表現(xiàn)。在《裘力斯·凱撒》一劇中，羅馬共和制走向衰微的每一轉(zhuǎn)折之際均有西塞羅的名字。一方面，劇中的西塞羅既是衡量凱撒、布魯圖斯、安東尼等主要政治人物的重要參照坐標。另一方面，作為戲劇形象的西塞羅與歷史上的西塞羅有著錯綜復雜的關系。筆者試圖借助歷史人物西塞羅的政治和法律思想，解讀劇中西塞羅形象及西塞羅之死的政治隱喻，繼而說明《裘力斯·凱撒》一劇在講述羅馬共和制衰敗歷史的同時，既上演了一場“多數(shù)決”下直接民主政治的悲劇，也宣告了自然法思想古羅馬政治實踐中的徹底失效。

（二）從契約法和權(quán)利哲學角度入手，分析莎士比亞戲劇與早期現(xiàn)代英國法律思想發(fā)展之間的“商榷”關系。繁榮的海外貿(mào)易促生出威尼斯較為完善的現(xiàn)代民法和商法體系，然而就其本質(zhì)而言，《威尼斯商人》中的法律體系充其量是一種經(jīng)濟政策，而不是基于個體權(quán)利和平等原則之上的現(xiàn)代法律體系。一方面，劇中威尼斯社會賦予法律以公平、程序、權(quán)利保護等“現(xiàn)代法的精神”，另一方面，法律只是夏洛克或鮑西婭手中實現(xiàn)“血親復仇”的工具，無法真正起到保障個體權(quán)益、調(diào)節(jié)糾紛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作為社會控制手段的法律，一旦喪失了起碼的道德基礎，其“合法性”或“正當性”將首當其沖地受到嚴峻的挑戰(zhàn)，這也許是威尼斯法律困境的根本所在。

（三）以《一報還一報》中一對未婚夫婦的“通奸罪”為線索展開，從現(xiàn)代刑法學的角度對劇中維也納的法律進行解讀，借以管窺莎士比亞獨特、深刻的刑罰思想。本書認為，莎士比亞的“問題劇”《一報還一報》對于“政治方面的種種機宜”的探討也是早期現(xiàn)代歐洲政治思想家熱衷的話題。由于受到柏拉圖主義建國綱領的深刻影響，《一報還一報》中的維也納也被描繪成一個建立在道德原則基礎上、具有強烈的“前現(xiàn)代”色彩的烏托邦社會。就其社會功能而言，維也納的法律體系與以“厘定權(quán)利”為目標的現(xiàn)代法律體系存在著根本的不同。如何繼承和改造柏拉圖的政治思想，在美德與義務的政治基礎之外另辟新徑，是早期現(xiàn)代英國政治哲學步入現(xiàn)代政治門檻的核心問題，也是解讀《一報還一報》的關鍵所在。

（四）《李爾王》是莎士比亞所有劇作品中法律思想最豐富、深刻的作品，本研究以該劇第一幕第一場“愛的測試”為突破口，從早期現(xiàn)代英國自然法思想的角度，闡明莎士比亞對于自然正義與法律秩序、法理與天理、政治權(quán)力與家庭倫理之間種種錯綜復雜關系的戲劇演繹。本書認為，三分國土不但釀成了李爾的個人和家庭悲劇，而且將英格蘭引入了戰(zhàn)爭。一方面，《李爾王》講述了一個英格蘭君王“脫冕”的全過程，另一方面該劇在表現(xiàn)主人公如何從具有絕對權(quán)威的封建君主變成了一無所有、無家可歸的老人的同時，也反映了莎士比亞對于早期現(xiàn)代英國的土地財產(chǎn)、封建王權(quán)乃至王權(quán)與現(xiàn)代主權(quán)國家的正當性等重大問題的深刻思考。

（五）在問題劇《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中，莎士比亞采用了一種“價值夷平”的方式，取消了高貴與自大、勇敢與野蠻、愛情與情欲等倫理規(guī)范的本質(zhì)差異，（自然）人成了血氣與淫欲的混合體。當戰(zhàn)爭與愛情不再繼續(xù)作為希臘和特洛伊人的城邦共同體的價值源泉以后，隨之而來的是個體靈魂深處對生命本身的幻滅感和無聊感?？梢哉f，莎士比亞所關注的并不僅是早期現(xiàn)代或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的文化特征，更是人類的生存和價值世界本身。

結(jié)語部分是對以上各個部分的總結(jié)。莎士比亞的戲劇創(chuàng)作植根于早期現(xiàn)代英國法律文化的土壤之中。在參與建構(gòu)英國法治神話的同時，莎士比亞也對法制社會中的種種弊端不無憂慮：完善合理的法律體系至關重要，愛鄰如己的悲天憫人情懷亦是社會正義的必要條件。

三、幾點說明

（一）對于莎士比亞或早期現(xiàn)代英國的法律思做出全面和準確的描述，這一想法本身就是非常理想化的美好愿望，本書目的并不在于此，也遠遠無法企及這一宏大目標，但是如果能夠以此為契機，激發(fā)讀者閱讀莎士比亞的興趣，也促使人們繼續(xù)思考關于“何為法律”“為何守法”等人類命運的共同命題，本研究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二）“莎士比亞與早期現(xiàn)代英國法律思想研究”絕非系統(tǒng)完整地考察該時期的法律規(guī)章制度或思想體系，而是（1）關注作品中的重大法律命題；（2）從法理學的角度再讀莎士比亞戲?。唬?）通過莎士比亞戲劇對早期現(xiàn)代法律和政治思想的表現(xiàn)和建構(gòu)，反思中國法律思想傳統(tǒng)。

（三）如法律與文學運動的領軍人物理查德·波斯納指出：法律與文學各自屬于兩個不同領域，在實際生活中無法將二者混為一談。在波斯納看來，一切文本固然都具有開放性特征，法律亦求助于語言，但法律文獻與文學文本的性質(zhì)、功能，以及對于法律文獻和文學文本的解讀策略必定存在著巨大差異。波斯納既是芝加哥大學的法律教授，又有多年的法律實踐經(jīng)驗，兩種不同的經(jīng)歷使其兼有理論功底和務實精神，這使得他在解讀文學作品、探討法理問題時候，能夠揚長避短，避虛就實，所做評論也可謂客觀、中肯。例如，波斯納雖然對文學闡釋學的理論挑戰(zhàn)不屑一顧，但卻依然承認，作為一個理論問題，法律文獻的文本特征依然存在。例如，《威尼斯商人》中鮑西亞對于“一磅肉”合同令人匪夷所思的解讀固然充滿了傳奇色彩，但現(xiàn)實生活中對于法律規(guī)章的斷章取義、生搬硬套，甚至歪曲法律本意、鉆法律漏洞的案例則是屢屢發(fā)生的。其實更重要的問題是，文學與法學都關注正義、善、美德、權(quán)利、權(quán)力、人性、生命的意義等人類永恒命題，這就使得兩門學科具有了某種親緣關系。本研究正是由于對以上這些命題的討論，暫且可以劃歸為法律與文學運動中的一支細流。

注：本書大多數(shù)章節(jié)均以前期研究成果形式發(fā)表，具體信息如下（按發(fā)表時間順序）：

1. 《<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 >與早期現(xiàn)代英國的價值問題》，《外國文學研究》2016年第2期。（第十二章）

2.《評 <莎士比亞與訴訟修辭術 >》，《外國文學》2016年第6期。（附錄2）

3.《正義的沉默：莎士比亞與早期現(xiàn)代英國的法律危機》，《對流》2015年總第10期，2016年第2期。（第十三章）

4. 《<李爾王 >中的法律、正義與基督教之愛》，《國外文學》2015年第4期。（第十一章）

5.《評 <遺囑分歧：誰創(chuàng)作了莎士比亞 >》，《外國文學》2015年第4期。（附錄1）

6.《異邦的法眼：莎士比亞戲劇的法律闡釋》，《東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第一章）

7. 《<一報還一報 >與早期現(xiàn)代英國的德政思想》，《外國文學研究》2014年第3期。（第九章）

8.《莎士比亞與早期現(xiàn)代英國的“法律”建構(gòu)》，《外國文學》2014年第3期。（第十三章）

9. 《<威尼斯商人 >中的法律雙重視角》，《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第七章）

10.《曲高和寡的西塞羅 ：<裘力斯·凱撒 >中的美德與自然法思想》，《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第三章）

11. 《<威尼斯商人 >中的法律與權(quán)利哲學》，《國外文學》2013年第1期。（第六章）

12. 《<李爾王 >與早期現(xiàn)代英國的王權(quán)與法律》，《外國文學評論》2013年第1期。（第十章）

13. 《<威尼斯商人 >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契約思想》，《英美文學研究論叢》2011年總第15期。（第五章）

14.《羅馬的民主 ：<裘力斯·凱撒 >中的羅馬政治》，《外國文學評論》2011年第3期。（第四章）

15.《羈勒、獅子與藤鞭 ：<一報還一報 >與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刑法思想》，《外國文學評論》2010年第1期。（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