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

辛亥革命成功，雖然不能盡如人意，而許多地方確于白話運動以許多的方便。一九一一年民國成立，教育部便召集讀音統(tǒng)一會，議定注音字母三十九個，一九一六年，教育部設立注音字母傳習所，同年八月，北京成立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一九一八年，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同時設立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明年，重新頒定注音字母次序，《國音字典》出版，這數(shù)年內(nèi)乃使白話文由粗俗的俚語變成了堂堂皇皇的國語，這對于白話文學運動自然是一番絕好的工作與基礎。雖然國語目的原不一定便要取消文言，而不過是全國普及教育的一個初步工作，當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雜志》由陳獨秀在上海主編，由群益書社出版，那時仍是一個用文言寫《法蘭西人與近代文明》《婦人觀》《民約與邦本》《自治與自由》一類提倡自由主義思想的刊物，其性質(zhì)與梁啟超之《新民叢報》正復相似，亦注重介紹歐洲人物思想，如“興登堡將軍”“叔本華自我意志說”“法國青年團”等，但同時亦有如“現(xiàn)代歐洲文藝史談”，及屠格涅夫、王爾德、太戈爾諸人著作的介紹，較之林琴南不辨好壞只譯第二之流作品已漸漸與新文學運動接近。

然其時正如以前的黃遵憲、夏曾佑、譚嗣同的“詩界革命”，亦正如后來學術派主張的“質(zhì)量改變”的辦法，都不曾打算到把文言整個廢棄而專用白話，或者說不曾想到乃是更妥當?shù)?，當時所謂“死文字”還沒有成其為問題?！肚嗄觌s志》第二卷起改為《新青年》，一直到一九一七（民六）胡適的《文學改良芻義》，仍然是用文言寫的，在《新青年》上討論這問題時亦都是用的文言，直到民國七年《新青年》上所做的文章才都改用了白話，國語才真正的代替了文言，而成為一切中國人的文字，這啟蒙運動開始在新文字與新文化上，終于影響到了新文學。

無論談到“五四運動”或談到文學運動，總不能使人忘了當時的北京大學，而談到北京大學更不能使人忘掉的乃是蔡元培先生。北京大學的前身原是前清的京師大學堂，所以其時北京大學的學風，多半仍承襲著京師大學堂的官僚氣，民國六年蔡元培改長北大，力加整頓，并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主義，于是許多新人如沈尹默、錢玄同、陳獨秀、劉半農(nóng)才都到了這最高學府來。當時陳獨秀便一面仍編《新青年》，一面做北京大學的文科長（即今日之文學院院長），學術與維新的空氣才彌漫了整個北京大學，而散入了這古城的每個角落里去，蔡元培在這時不但使新文化的生力軍得集中在一個策源地，且同時做了這支新軍的保護人，這革命的運動才迅速的增長起來，而成為民國以來最光榮的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