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魯迅怎樣記日記？

魯迅時代的文人，很多人都有記日記的習(xí)慣。比方說，他的同時代人胡適也寫日記，魯迅的弟弟周作人也記日記，他的老友錢玄同也記日記，他的冤家對頭顧頡剛也記日記，記日記的人不可勝數(shù)。魯迅還讀過他自己的同鄉(xiāng)先人李慈銘的日記。這些日記，面貌各具，風(fēng)格各異。那么魯迅是怎樣記日記的呢？他跟別人的日記有什么不同呢？

從周作人留下來的日記自十四歲開始，可以推知，他所仿效的大哥魯迅一定也是從少年時期就開始記日記了?？上КF(xiàn)在他早年的日記丟失了，我們無緣得見。他現(xiàn)存的日記是從1912年5月5日開始，也就是他三十一歲時，跟隨教育部北遷北京，到達北京的那一天開始的，一直記到1936年10月18日他去世前一天為止，跨度總共二十五年。但其中1922年日記丟失了，僅存好友許壽裳抄錄的一小部分，因此僅存二十四年24冊。

把魯迅的日記和其他人的日記放在一起比較，你就會發(fā)現(xiàn)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現(xiàn)象，也就會對魯迅的日記發(fā)生特別的興趣：因為它確實是與眾不同的。

現(xiàn)在我們來看看，魯迅的日記究竟有哪些地方與眾不同呢？

一、文字工整、一筆不茍。

魯迅日記的筆跡工整，是很少見的。你看別人的日記本，難免在不同情況下有不同的面貌，有時字體不一，有時字跡潦草，涂改也在所難免。在上述各家日記中，周作人的字跡還算工整的，但是也難免有時涂改、潦草。而魯迅現(xiàn)存整個二十四年日記，天天一筆不茍。再怎么忙，再怎么身體不好，他都會工工整整寫好每一個字。即使是病入膏肓，艱于起座，他也會盡量把字寫得筆筆工整。例如1936年10月18日的日記，雖然沒寫內(nèi)容，只寫了“十八日 星期”幾個字，但也是同樣工整。雖然這幾個字，估計是17日夜里記日記時寫下的。但是，那個時刻已經(jīng)瀕臨病情最后爆發(fā)了：一兩個小時后即病發(fā)不起。同年6月5日后，因病情嚴重，日記停記了，6月30日下午，病情稍稍好些，他即重新開始記日記。但是，從字跡上看，絲毫看不出有任何病態(tài)。此外，在他前幾次大病期間，日記都是照樣筆筆工整，一點也看不出生病。還有，他外出旅行無論旅途條件怎樣困難，舟車轉(zhuǎn)換，風(fēng)雨交加，甚至炮火連天，他都會把日記寫得工工整整。

魯迅是怎么做到的呢？一方面，顯然是他從小養(yǎng)成的做事嚴謹、一絲不茍的習(xí)慣；另外，根據(jù)魯迅在1932年“一·二八”戰(zhàn)爭中避難期間日記的相關(guān)資料，當(dāng)時戰(zhàn)火突起，魯迅一家緊急出走，匆忙之間，“只攜衣被數(shù)事”，根本沒法帶日記本，我們知道他是先用另紙寫下內(nèi)容，等到事平回家后，重新再根據(jù)臨時記錄的另紙來補寫日記的。據(jù)此推測，魯迅每次外出旅行，應(yīng)該也是采用此法的，在旅途中寫字都有困難，自然無法寫得像平時那樣端正，回到家里，當(dāng)然就沒有這個問題了，所以我們見到的魯迅日記字跡從來都是端端正正的。

二、書面整潔，可直接出版。

很多人的日記，因為是寫給自己看，或者簡直連自己也不打算看的，故難免馬虎一點，將就一點。例如我館所藏應(yīng)修人的日記字跡就十分潦草，難以辨認。而胡適則是把很多來往書信都貼在日記上，弄得大小不一致，紙張不整齊。周作人的日記雖然頁面要算干凈的，但是也常常用些簡化字、隨手字，或者簡稱替代，很難識別。還時常會在紅絲欄外寫字，有時候在天地頭上寫字，弄得頁面很不整齊。這種現(xiàn)象在一般人日記中幾乎都難以避免，而魯迅日記卻完全沒有這種“出格”的現(xiàn)象，就像是為出版而認真抄寫的一樣，一筆不茍，而且?guī)缀鯊牟恍薷摹，F(xiàn)在所能找到的修改痕跡，只有每年日記后面附錄的《書帳》里有極少幾處外語，可以看到有描筆。但也只是略微描了一下，沒有出現(xiàn)墨團。此外，在記錄時，極個別寫錯的字，他是不改的，甚至也不圈掉，只是在字旁點兩點，表示此字廢了。這樣，就使整本日記絕對干凈整潔。拿魯迅的日記與別人的日記比較，最大的區(qū)別就在于——干凈。對一般人來說，每到深更半夜，頭昏腦脹，寫個把錯字，根本不足為奇，但是在魯迅筆下卻極少。

現(xiàn)存魯迅日記的前三頁

三、內(nèi)容。

各人記日記，恐怕最大的差別在于內(nèi)容的多寡。魯迅的日記中，記載了天氣、星期、日常起居、社會活動、文娛活動、購書、購物、交往、銀錢來往、看病等等。雖說內(nèi)容廣泛，但是很簡要。每條一般不超過100字，最長不超過150字，最短的，除了日期、天氣之外就只有“無事”二字。

其中，天氣是必有項目，除了每天開頭必是當(dāng)日天氣外，中間還常有一天之內(nèi)天氣變化的記載，例如“午晴”“下午雨”“晚雷雨一陣”等等。包括身體感受，例如“冷”“燠”“大熱”等等。

對于星期的記載，只寫“星期”，即星期天，其余都不記。

日常起居，就是每天做什么事，包括寫信收信、外出等。

社會活動，包括參加各種集會、聚會、活動等。比較重大的活動，例如參加“左聯(lián)”活動、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活動，每次都有記錄，而參加中國濟難會、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以及會見李立三，這些政治色彩更濃的政治活動，是不明白記錄的，而是采用隱語、借代、暗指的方式來記錄，外人是看不懂的，即使有人看到了，也不能對號入座證明就是某項政治活動，這說明，魯迅已經(jīng)意識到：他的日記有朝一日有可能被人看到。這有兩種可能，一是由于他的名氣大，日后被仰慕者看到；二是因政治環(huán)境的惡劣，被懷有惡意的人看到。應(yīng)該說在魯迅的主觀上以后者居多。

文娛活動，包括看電影、演出，這是魯迅最主要的文娛活動。

購書、購物也是他最頻繁的活動。購書最頻繁，而且每筆必記，連價格都清清楚楚。有些購物是不寫的，包括許廣平的購物活動，魯迅都不記。他自己購物，主要是大宗生活用品，例如煤、茶葉、大米等，那都是寫明價格的，但是卻從沒有買肉、油、菜的記載，看來這些不屬于魯迅管。根據(jù)蕭紅的回憶，許廣平曾告訴蕭紅，她身上經(jīng)常備有100元大洋，以備萬一。從中可以推測，魯迅家里的經(jīng)濟帳是由魯迅主管，他每月交一筆錢給許廣平，作為日常開銷之用，其余由魯迅掌控。

交往，包括親友互相走訪、書信來往、禮物互贈等。

銀錢來往包括薪金收入、稿費、版稅所得、借款、捐款、支付、匯劃學(xué)費等。早年對薪金收入記載詳細，因為薪金有個增長過程，而到1920年前后又出現(xiàn)日漸嚴重的欠薪，每次只發(fā)百分之幾十、十幾甚至百分之幾，還有中交票等等的復(fù)雜情況，如不詳細記錄，根本鬧不清發(fā)了多少。實際上當(dāng)魯迅離開北京的時候，教育部欠魯迅的工資就達兩年半！稿費、版稅是魯迅晚年最大的經(jīng)濟來源，名目多樣，來源多種，所以也非常有必要詳細記錄。借款方面，因要記著歸還，更要清晰記載，以免忘記和差錯。支付則包括看病支付醫(yī)療費用、房屋頂費、出版費、制版費等；但是房屋除了頂費，還要付月租費，他卻不大記錄。他邀請人吃飯、看電影等，卻不記錄用了多少錢?？床≠M用也不是每次都記錄，但看病是記錄比較全的，基本上每次都有記載，卻較少提到醫(yī)生用什么藥，自己買的藥則記載比較多一些。只有最后一年夏天，他多次提到，醫(yī)生用了一些外國藥，寫上了外語名稱，但是，經(jīng)查卻很難查明這些藥的藥理性能等詳細情況。

四、風(fēng)格：簡要、精煉、嚴謹。

魯迅記日記，風(fēng)格非常獨特。有一些有趣的現(xiàn)象，首先當(dāng)然并不是什么都記，他記的內(nèi)容，有些是永遠有的，包括星期日和天氣。星期只記星期日，而天氣是必有的項目。另外，書信也是基本有的項目，但也有遺漏。重要的節(jié)日，也常有記載，但不全。教育部放假則基本都記。本人的活動，重大活動都有，但日常小事就不一定記了。還有些習(xí)以為常的活動也不記，例如早年的到教育部上班、1920年后到各大學(xué)講課，晚年去內(nèi)山書店，都是開始時每次都記，而后來因為基本上每天都在發(fā)生，就不入日記了。

總體上說，魯迅日記的內(nèi)容和風(fēng)格是有階段性傾向的，一段時間內(nèi)，所記的內(nèi)容有所側(cè)重。早年剛到北京時對風(fēng)景、社會百態(tài)都有較多記載，對飲酒也有較完整的記載，情緒抒發(fā)也較多，文字總體上較感性，顧忌較少。后期記載社會狀況較少，更注重具體事務(wù)記載，更加理性，對事基本不發(fā)議論，顯示有所顧忌。對人則極少數(shù)仍偶有議論，但也僅有對史濟行一例，斥之為“無恥之尤”。對林庚白也僅客觀記載曰“林庚白來信謾罵”。1933年2月7日，魯迅寫下《為了忘卻的記念》以紀念柔石等“左聯(lián)”烈士，當(dāng)晚他在日記里也僅寫：“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為記念”，只是客觀記載而幾乎不帶感情色彩。

五、篇幅。

早年日記文字總量較多，1913年以后逐年減少，到1917年后文字量更明顯減少。到1920年達到低谷，僅等于1913年的一半量。以后又逐年增加。而晚年的日記則更多客觀的記述，尤其是來往書信增多，社會活動增多，買書增多。這樣就使日記文字總量增多，彌補了議論減少的字數(shù)。

魯迅歷年日記篇幅走勢如下圖：

魯迅日記歷年篇幅走勢圖

在圖中，豎軸為2005年版《魯迅全集》中日記的篇幅頁碼，橫軸為年份。1912年僅存五個月日記，按全年換算而得；1936年僅九個月多，同理換算。從中可見，總體呈現(xiàn)兩谷兩峰走勢。1917年到1924年為第一低谷，1920年26頁為最低值；1928年到1931年為第二低谷，1928年44頁為最低值。分析其形成，似乎并無特別原因，基本與生活節(jié)奏有關(guān)。1920年的情形是陷入經(jīng)濟窘境，而剛開始到各大學(xué)講課，疲于奔命，心情似較壓抑。故多記“無事”，而使字數(shù)偏少。1928年則是剛到上海，雖不任教，但忙于應(yīng)付各方邀請演講，調(diào)整生活節(jié)奏，而文學(xué)界論爭初起，心情不佳。但這也似非必然原因。

六、書帳。

魯迅的習(xí)慣是每年日記后附一份當(dāng)年所購書籍的清單。這份清單上有書名、冊數(shù)、價格（或某人贈送）、購買（或贈送）日期。同一天有多種書的，只在第一種寫日期。在每個月最后一種書的最下端，有一個數(shù)字，雖未明確標注，實際上是當(dāng)月買書總價。在每年書帳末尾，都有一個統(tǒng)計，主要是兩項數(shù)據(jù)：一是全年買書用款總數(shù)，二是每月平均數(shù)。

但書帳中記下的，并不全是書。除了書，還有外文刊物和碑拓。早年是把碑拓都記入，晚年是把外文刊物、國外木刻記入。而中文報刊是不記入的。

七、兩個例外。

一是1927年末附錄了一份《西牖書鈔》，抄錄的是《隨隱漫錄》等四種古籍中五則幽默故事，總共不到1000字。另一份是1935年末附錄的《居帳》，就是友人住所地址錄。共記錄北平、南京、杭州、上海、蘇州，及日本東京、島根等地48個單位和個人的地址。

這個《居帳》很值得注意。因為魯迅當(dāng)時處于半隱居狀態(tài)，社會環(huán)境很不安定，他還面臨追捕，經(jīng)常一有動靜就要燒毀友人書信，外出避難。他甚至在日記里提到敏感的人名都要使用假名字，提到敏感的書都要用別人看不懂的方法記錄，生怕牽連別人。而這個《居帳》實際上就是通訊錄，一旦有風(fēng)吹草動，相關(guān)人士就可能受到牽連。而這些人不少都是魯迅密切的聯(lián)絡(luò)人，魯迅一定不會把它放在容易看到的地方。這就是說，魯迅認為把通訊錄放在日記本里還是比較安全的！這一方面使用方便，另一方面可能魯迅的日記本還是放在比較妥貼的地方吧。根據(jù)《居帳》中記錄的地址來看，蕭軍蕭紅是剛到上海不久，而何桂馥是馮雪峰的大姨子，這個地址之所以必要，是因為馮雪峰1933年底離開上海去蘇區(qū)后，其家屬也回了浙江老家，魯迅遇有為馮處理稿費等相關(guān)事務(wù)，無法找馮，就需要找家屬。這都表明，這個地址是1934年到1935年間形成的。

再根據(jù)這個《居帳》的排列次序看，顯然魯迅是對以往的通訊錄進行了一次整理抄錄而不是逐漸積累的。它是按照北平、南京、杭州、上海、蘇州、日本的次序，然后又補入上海、常州兩個地址，再后面是空一行，重新開始抄錄北平、天津、山西運城，而后出現(xiàn)廣東廣西接連排列，最后又出現(xiàn)部分上海地址，看來他是從原有的地址記錄本上邊整理邊抄錄了這一份常用通訊錄。按照魯迅的通信狀況，與他有書信往來的遠不止這些人，很多偶然來信，他也回復(fù)了，但是卻沒有記錄地址，可能是另有臨時地址記錄本，或者只是根據(jù)來信回復(fù)，根本沒考慮留下地址。

魯迅的日記看似簡略，其實里面大有文章，奧妙多的是。從魯迅的喜怒哀樂，情緒宣泄，飲食起居，生活方式，寫作編輯，政治社會活動，到對各種人的稱呼講究，特殊用語、隱語，“無事”中的大事等等，可以說是一部魯迅學(xué)百科全書。本書僅僅就筆者閱讀魯迅日記的目光所及，揭橥一二，以饗同好。無論從魯迅生平史料研究、魯迅的語言文字研究，或是相關(guān)歷史的研究，甚至民國社會文化經(jīng)濟的研究，魯迅日記都是很有價值的史料和文化研究資料，是很值得玩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