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事』與『失記』

一般人記日記，通常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每天記，不管事情大小，多少記一點；一種是跳著記，或者是有可記的事就記，沒事就不記；或者想到了記一點，忘了就不記。魯迅是屬于每天記的那一種，但是他又比較特別，那就是——沒事要記的時候?qū)憽盁o事”。

讓我們來看看他記的“無事”究竟是什么情況。

1912年5月29日，魯迅的日記第一次出現(xiàn)“無事”的記載。從這時到次年上半年，差不多每隔半個月就有一次“無事”的記載。在之后的幾年里，每年大約都有十幾二十次“無事”。事實上在現(xiàn)存的二十四年魯迅日記里，每年都有多次出現(xiàn)“無事”的記載。據(jù)我的統(tǒng)計，總共竟達(dá)608次，平均每年25.3次。其中最多的一年是1920年，達(dá)到117次，而最多的一個月是1920年9月，共16次。就是說，一個月里竟有半個月以上“無事”！記載最少的是1934年，只有兩次。有的年份每月都有，連續(xù)記載最多達(dá)兩年多，從1919年到1921年，甚至1923年也是每個月都連續(xù)不斷出現(xiàn)，這還不包括丟失的1922年日記。連續(xù)不出現(xiàn)“無事”記載的最長間隔是從1934年7月到1935年3月，為八個月。

魯迅的日記幾十年基本沒有間斷過，直到1936年10月18日病勢沉重的最后時刻，也不忘記下當(dāng)日的日記，雖然只寫了“星期”兩個字。一般他即使沒事也會做一個記錄。這樣的記法，與完全不留痕跡相比，還是告訴了人們一些信息：本人認(rèn)為沒有需要記錄的事，而不是忘記寫。這除了說明魯迅做事的認(rèn)真，還能說明什么呢？

魯迅日記中第一次『無事』

考察魯迅日記的“無事”，可以發(fā)現(xiàn)，“無事”記載出現(xiàn)的頻率呈很明顯的起伏狀。集中表現(xiàn)在兩個高峰期。第一個高峰：從1919年到1921年；第二個高峰，從1930年到1932年。從1912年到1918年，一般每年在二三十次，到1919年迅速攀升至61次，1920年到達(dá)峰頂117次，1921年又降為60次，之后逐年下降，1924年下降到僅7次。從1924年到1929年基本上每年都只有個位數(shù)，1930年突增到31次，1931年達(dá)到46次，為第二個峰頂。1932年又下降到21次，1933年起下降到個位數(shù)。之后直到1936年去世，都維持在個位數(shù)。

這樣明顯的起伏是什么道理呢？很奇怪。經(jīng)過仔細(xì)考察，我發(fā)現(xiàn)，大體上可以認(rèn)為，“無事”出現(xiàn)多的時候，多半是比較空閑，感到無聊的時候。第一個“無事”高峰的1920年，這時教育部開始欠薪，隨著家庭經(jīng)濟狀況的日益窘迫，矛盾日漸顯露，魯迅不得不開始到各大學(xué)兼課以補貼家用。這對一向小心翼翼維護“兄弟怡怡”家庭氛圍的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他茫然無措，陷于迷惘。經(jīng)常出現(xiàn)“無事”的狀態(tài)，可能與此有關(guān)。

第二個高峰的1931年，正是“左聯(lián)”五烈士被害后，左翼新文化運動由高潮走向低潮的時候。在花園莊避難期間，就有接連幾次“無事”。那么，怎么解釋1930的上升呢？那年不是“左聯(lián)”剛剛成立，魯迅似乎很忙的時候嗎？其實，仔細(xì)考察，可以發(fā)現(xiàn)，1930年上半年“無事”很少，主要集中在下半年。這就是說，魯迅雖然在2、3月接連參加了“左聯(lián)”和“自由大同盟”，還四出演講，甚至中共領(lǐng)導(dǎo)人李立三都來要求他發(fā)表聲明支持武裝暴動。但經(jīng)過第一波的熱潮后，魯迅遭到了通緝，并且左翼內(nèi)部的矛盾和弱點也逐漸暴露，因此當(dāng)別人還在鬧騰騰地喊口號的時候，魯迅已經(jīng)比別人更早冷靜下來，陷入深思了。同時也不妨說，他又一次感到了無聊。

此外，還有1927年夏秋間。那時他在廣東已經(jīng)弄得很無聊，辭職后，住在白云樓，“無事”就多了起來。尤其是9月份。從1日起，4、6、9、22日都是無事，還有不少日子雖然沒寫“無事”，其實也沒記什么重要的事。

再看幾個低谷期。1912年到1918年間，魯迅剛到北京不久，雖然教育部很無聊，但是他自己還是有不少事可做，交游既廣，學(xué)問也做了不少，除了創(chuàng)辦歷史博物館、京師圖書館，也學(xué)佛、抄古碑和整理古籍，感想也多，所以這一時期的日記內(nèi)容豐富，議論愷切，最有可看性。

第二個低谷期，從1924年到1927年，分別為7次、4次、9次、9次。本來1924年后屬于魯迅思想發(fā)展的低谷期，正是寫《野草》的時期，為什么日記反而顯示相反的跡象呢？其實，這時正是女師大風(fēng)潮時期，魯迅支持學(xué)生運動，頻頻參加各種集會。此外，他的著、譯、編活動，以及指導(dǎo)青年開展文學(xué)社團活動，都全面鋪開，接觸大批青年，所以很少有“無事”的記載。1926年，魯迅南下廈門，接著轉(zhuǎn)赴廣州，活動頻繁，自然較少有“無事”的時候了。直到1927年下半年社會文化活動驟減，“無事”急增。

1927年10月魯迅剛到上海，當(dāng)然是很忙碌的，28、29兩年雖然陷入論爭，但他一直在努力鉆研文藝?yán)碚?，翻譯外國文藝著作，精神上是充實的，也是忙碌的。因此“無事”也很少。

1932年第二個“無事”高峰落潮后，1933年左翼文藝運動抬頭，當(dāng)局的“圍剿”也日益嚴(yán)緊，政治環(huán)境日益險惡，與他最為相知相契的馮雪峰、瞿秋白相繼離開上海，“左聯(lián)”內(nèi)部矛盾加劇，魯迅的精神生活并不愉快，身體也越來越力不從心。這時，魯迅意識到自己的時間不多了，因此緊迫感越來越強，產(chǎn)生了“要趕快做”的強烈意識，加快了工作的節(jié)奏，常常抱病工作，因此工作量比前幾個時期都大大增加了，“無事”的記載當(dāng)然也就大幅減少了。1933年起每年都只有個位數(shù)。

但魯迅早年所記“無事”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我們再看案例：1912年9月2日：“無事。夜書致東京信兩通，翻畫冊一過，甚適?！眲倢懥恕盁o事”，馬上又有事了。但他并不涂掉，而把后來的事加寫在后面。10月7日如出一轍：“無事，以《或外小說集》兩冊贈戴螺舲，托張協(xié)和持去。晚鄰閩又嗥?！边€是有事。1914年1月9日：“無事。夜車耕南、俞伯英來談。耕南索《紹興教育會月刊》，以三冊贈之?！?月17日：“無事，惟聞參事與陳總長意不合，已辭職。”不但有事，而且還不是小事，只不過是聽說的事。6月18日：“無事。晚馬幼輿令人送《四明六志》來，勞以銅元二十枚也?！贝蠹s這些事，本來不記也可，既然發(fā)生了，也算一件事吧。大體上，這些事都不是魯迅主動去做，而是被動應(yīng)對的。

還有一個特點：在寫了“無事”后又添寫的事，大都在晚上。除了上面記的以外，還有例如1914年4月24日：“無事。晚許季上來，夜去?！?月9日：“無事。晚鄰室博簺擾睡。”8月6日：“晴，下午曇。無事。夜胃痛?！?0月14日：“無事。晚宋紫佩來?！?8日：“晴，無事。夜杜海生來。”1915年4月23日：“晴，風(fēng)。無事。夜得二弟信并三弟信，二十日發(fā)（27）?！睘槭裁磿懥恕盁o事”后還會寫上這些事呢？我想有一種可能性：就是魯迅每天晚上記日記后，又發(fā)生了一些事，于是在第二天補記。

此外，還有在寫了“無事”之后，又添寫些天氣等情況。1913年9月3日：“無事，天氣轉(zhuǎn)溫，蚊子大出?！?914年4月19日：“無事。晚大風(fēng)，小雨?！?0月20日：“晴，風(fēng)。無事。夜甚冷。”但也都是夜里的情況。

但是，他寫“無事”就真的什么事都沒有了嗎？實際上，不可能完全“無事”。比如說，1913年1月21日寫：“曇。晨微雪即止。一日無事?！边@在古代小說里通常是說這一天沒有發(fā)生什么事。實際上當(dāng)然魯迅不會枯坐一天，他至少會看書、寫字。他抄了那么多古碑、寫了那么多文章，絕大部分沒有寫進日記。當(dāng)然，魯迅不認(rèn)為那些事值得記錄。所以，他寫的“無事”應(yīng)該是說沒有需要記的事。

還有一些，沒有寫“無事”，但也沒有記什么內(nèi)容。例如1917年7月8日：“陰，晚雨?！?0日：“晴。傍晚雷雨?！辈畈欢嗟扔凇盁o事”。在這里，我并沒有把這種情況統(tǒng)計進來。

但還有一種情況，是更加微妙的，那就是“無事”里面有大事。

1936年4月26日下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青年學(xué)者姚克的陪同下來訪問魯迅，那天魯迅正巧與許廣平、海嬰一起外出看電影，沒有碰到。就在同一天，另一個人物來訪，卻是見了面的，這個人就是馮雪峰，一個剛剛參加了兩萬五千里長征回來的原“左聯(lián)”領(lǐng)導(dǎo)者。根據(jù)馮雪峰的回憶，第二天，即4月27日，他在魯迅家盤桓了一整天，向魯迅詳細(xì)描述了長征的經(jīng)過。而這天，在魯迅的日記上，寫的卻是“無事”。就是說，他不想讓馮雪峰的來訪留下任何文字上的痕跡。

1917年7月下旬，突然接連出現(xiàn)“無事”的記載。21、26、27、28、30日，8月上旬又有6、8、11日，接連好幾天。這里實際上是記載了張勛復(fù)辟風(fēng)波之后的狀況。風(fēng)波雖然已經(jīng)平息了，但原有秩序還有待于整理。

1930年12月28日“……下午?！稘纭菲稹保诙煊洝盁o事”，顯然這表明他整天都在校對《毀滅》。又如1920年7月24日“買書架六，下午整理書籍”，25日“理書”，26日“無事”，顯然還在整理書籍。

在魯迅的概念里，記日記本身不算是“事”。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當(dāng)作一件事來做。那就是在1932年“一·二八”期間，因為日記本沒有帶出火線，沒法按常規(guī)記了，開始幾天就沒記，后來就先用其它紙記上，戰(zhàn)事結(jié)束后專門作了補記，并在日記里寫道：“補記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記”。

魯迅自己說，他有時候把當(dāng)天的事情記到上一天的空格里，有時也補記一些遺漏的事。遺漏本來難免，但有時候卻是迫不得已而造成無法記載，這就要談到“失記”了。

一是，1932年的“一·二八”戰(zhàn)爭，當(dāng)時情況緊急，沖突突然發(fā)生，魯迅一家陷入火線，來不及從容搬家，“只攜衣被數(shù)事”，倉促間奔避內(nèi)山書店。那時，一家人席地而坐，窗子用棉被擋上，經(jīng)?？梢月牭酱巴馊毡颈慕徽?，室內(nèi)的人連大氣也不敢出，晚上也不敢開燈，在黑暗中度過，日記當(dāng)然是沒法寫了。但待了一個星期，情況越來越糟，于是下決心突出重圍。在內(nèi)山書店職員鎌田誠一的護送下，魯迅一家在大年初一早晨冒著炮火轉(zhuǎn)移到英租界的四川路內(nèi)山書店中央支店。但在這里，同樣沒有一張書桌可以放，日記還是沒法寫，可魯迅還是找來一些紙張，姑且先寫在另紙上。直到3月19日，魯迅一家重新回到拉摩斯公寓自己的寓所，才得以補寫從1月30日以來的日記?？偣菜氖颂?。但是在內(nèi)山書店的那幾天就沒法記了。事實上，因為躲在內(nèi)山書店樓上，根本無法活動，與外界完全隔絕，所以，也沒有什么可以寫了。因此魯迅就將2月1日到5日記為“失記”。但這補記有一個疏忽之處：1月31日遺漏了。有人猜疑魯迅有什么故意，其實很顯然，這是由于很久之后補記，忘了1月份是有31日的，后面幾天都是“失記”，沒有必要特地隱瞞這一天。

二是1936年6月的大病。這病從3月開始，遷延拖到5月間，呈越來越嚴(yán)重之勢。5月31日，宋慶齡、史沫特萊請來美國肺科專家鄧醫(yī)生為魯迅診察，得出結(jié)論是：倘是歐洲人，早在五年前就死掉了。到6月5日，魯迅再也堅持不住了，只能躺倒，無法握管了，自然就無法寫日記了。之后一度幾乎不起。直到6月30日，病情有所好轉(zhuǎn)，能夠起來寫幾個字了，于是再來補寫這期間的日記。這就是1936年6月5日連接著30日的一段特殊日記了。這次魯迅沒有采取1932年“一·二八”后一天一天補記的辦法，而是在6月5日條下寫了一段概括性的記載，說明了這一段沒有記日記的原因及情況。這也是另一種“失記”。

從空白處閱讀內(nèi)容，從“無事”處讀到“有事”，也是魯迅日記的魅力之所在。

2007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