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稱誰為『師』和『先生』？

日記本來是給自己看的，在日記中，任何人的名字都不必冠以身份或稱呼，尤其是敬稱。倘在日記中加以敬稱，說明敬意頗高了。魯迅在日記中稱“先生”的本就不多——這里說的“先生”不是一般與“小姐”“太太”等對應的“Gentlemen”的意思，而是帶有“老師”意味的敬稱——至于直接在日記中稱“師”的就更少了。

在魯迅一生中，有幾位終生的老師，是他所不能忘記的。例如眾所周知的“藤野先生”。但是這位藤野先生卻沒有出現(xiàn)在他現(xiàn)存的日記中，倒是他的幾位中國老師全都出現(xiàn)過。

第一位，當然是紹興三味書屋的塾師壽鏡吾（壽懷鑒，1849—1929）。魯迅師從他學習還是在少年時期，是在現(xiàn)存日記時期之前。但魯迅后來與他也有些過往，日記里有對他的記載。

第一次是1915年10月1日，那天晚上，有個叫甘潤生的來拜訪魯迅，自報家門說，他是魯迅在紹興三味書屋同從壽鏡吾讀書的同學，魯迅特地記了一筆：“夜有甘潤生來訪，名元灝，云是壽師時同學?！薄皦蹘煛本褪菈坨R吾。這只是提到，而沒有直接記載壽鏡吾的活動。

后來在1923年，魯迅兩次提到壽，都稱“鏡吾先生”。1923年1月29日，魯迅得到壽鏡吾的來信：“上午得鏡吾先生信?！?月9日：“寄鏡吾先生信。”壽鏡吾寫給昔日弟子的這封信，現(xiàn)不存。現(xiàn)存壽氏另一封信，是1911年5月寫給魯迅的信，是推薦某人為周家管山。

第二位是南京礦路學堂的總辦（校長）俞明震（俞恪士，1860—1918）。就是魯迅在《吶喊·自序》里說的“坐在馬車上時大抵在看《時務(wù)報》”的“新黨”。他當然是魯迅的老師了，1902年4月魯迅等五人赴日本留學還是俞明震親自帶領(lǐng)去的。1915年2月17日魯迅日記：“下午同陳師曾往訪俞師，未遇。”俞明震在辛亥革命后，進入民國政府任職，1915年時是北洋政府平政院的肅政史，就住在北京。同年4月10日，魯迅再次造訪俞，又不遇。第二天下午再去，終于見到了老師。但奇怪的是，撲了兩次空，見面后卻“略坐出”，似乎話不投機，或許只是捎什么話。1919年1月20日魯迅日記：“得俞恪士先生訃，下午送幛子一?！彼屯灬ぃ话銇碚f算是比較鄭重的奠儀，但微妙的是稱呼卻變了，稱“先生”，顯得有點生分了?；蛘咭驗橛嚫嫔戏Q為“俞恪士先生”吧。

壽鏡吾

第三位是章太炎（1869—1936）。1908年，魯迅和周作人、錢玄同、龔未生、朱希祖等一起在日本跟從章太炎先生學習文字學，這對魯迅一生影響極大。當時魯迅等都作了詳細的筆記，魯迅、錢玄同等的筆記至今留存。魯迅對章太炎的敬重溢于言表，雖然后期對章的落伍略有微辭，但在北京時期，魯迅在日記中是尊稱為“師”的。1912年12月22魯迅日記：“同季巿赴賢良寺見章先生，坐少頃?！碑敃r章太炎因為對袁世凱的倒行逆施極為不滿，常加以抨擊，袁很討厭他，于是借故派他去滿洲。這時將要出發(fā)，魯迅和許壽裳一起去跟他話別。1914年8月22日：“午后許季巿來，同至錢糧胡同謁章師，朱逷先亦在，坐至旁晚歸?！边@時，章太炎正被袁世凱軟禁，但允許弟子、友人看望。這天有不少弟子前來看望章太炎。這里不但稱“師”，而且是特別鄭重的“謁”師。1915年1月31日：“午前同季巿往章先生寓，晚歸?！蓖?月14日：“午前往章師寓，君默、中季、逷先、幼輿、季巿、彝初皆至，夜歸?！边@些大多是留日時期的學生。同年5月29日：“下午同許季巿往章師寓，歸過稻香村買食物一元?！?月17日“下午許季巿來，并持來章師書一幅，自所寫與”。這幅字，至今還收藏在北京魯迅博物館，內(nèi)容如下：“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坑滿坑。涂卻守神，以物為量”。同年9月19日：“得龔未生夫人訃，章師長女，有所撰《事略》?！比蕴帷罢聨煛薄ｔ斞溉沼泴φ绿椎淖詈笠淮斡涊d，是1916年10月12日：“清晨三弟啟行歸里，子佩送至車驛，寄回《恒農(nóng)冢墓遺文》一冊，《神州大觀》第九、第十，《中國名畫集》第十八各一冊，章先生書一幅。”這是說，那天三弟周建人回紹興，弟子宋琳（子佩）送到車站。魯迅讓建人帶幾本書和一幅書法回紹興。這幅書法就是上面所記章太炎為魯迅寫的條幅。這以后，魯迅就再也沒有在日記中記載章太炎了。

除了這三位稱“師”的，還有幾位僧人，也被魯迅稱為“師”，其實是“法師”之意。例如1916年8月4日：“施萬慧師居天竺費銀十元，交季上”。萬慧法師（1889—1959），本名謝善，字希安，四川梓潼人，是著名文學史家謝無量的三弟。他出家后，久居印度（天竺）、緬甸研究佛學。1916年友人為他旅居印度籌集善款，魯迅也予以贊助。當時教育部門役的月工資才6塊銀元，10元贊助已算是高的了。

章太炎

章太炎書贈魯迅的條幅

又如1934年日本佛學大師鈴木大拙（1870—1966）來華參觀佛跡，到上海后，由內(nèi)山完造引見魯迅。5月10日：“上午內(nèi)山夫人來邀晤鈴木大拙師，見贈《六祖壇經(jīng)·神會禪師語錄》合刻一冊一帙四本，并見眉山、草宣、戒仙和尚，齋藤貞一君?！爆F(xiàn)在這照片還在魯迅的照相冊里呢。同樣的僧人，有的稱“師”，有的卻稱“和尚”，是何道理呢？如果說“師”要比和尚更高級的話，1926年10月廈門南普陀寺公宴太虛和尚（1890—1947）時，魯迅日記10月21日：“晚南普陀寺及閩南佛學院公宴太虛和尚，亦以柬來邀，赴之，坐眾三十余人。”太虛也被稱為法師，魯迅卻稱他“和尚”。仔細看看年齡，就會明白：太虛年齡比魯迅小九歲（一說八歲），所以不能稱之為“師”了。當然，“和尚”其實也是尊稱。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這天在南普陀寺，眾人要請魯迅與太虛并列上坐，魯迅堅決地推掉了。

此外稱“先生”的就比較多了，大約有十來位。

在日記里，最早提到的“先生”是當時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的司長夏曾佑（穗卿，1865—1924）。魯迅對他很敬重，這倒不是因為他是司長而魯迅是他手下的科長，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前輩。魯迅進教育部時是三十一歲，而夏曾佑已經(jīng)四十七歲了。魯迅第一次在日記中提到他是1912年8月20日：“上午同司長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圖書館閱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寫經(jīng)，又見宋元刻本不少。”不提名字而直接稱司長，更顯尊重。事實上恐怕得說是夏帶他們?nèi)サ?，而且他們一同去看的是敦煌石室的唐人寫?jīng)，這是很難得的，所以，魯迅記錄時的態(tài)度是懷著敬意的。到當月31日，教育部次長董恂士招飲于致美齋，夏和魯迅、許壽裳等都參加了。9月5日，魯迅等一批同事又跟夏曾佑前往國子監(jiān)巡視。后來夏就經(jīng)常叫魯迅陪他去各處視察，包括建圖書館，舉辦兒童藝術(shù)展覽會等等。11月16日，魯迅曾前往拜訪夏，但沒有找到夏的居所。25日，魯迅將自己的《域外小說集》送給夏。12月12日，魯迅和許季上等專門前往夏曾佑的寓所拜訪：“與許季上等訪夏司長于兵部洼寓所，留約一小時?！边€是稱夏司長，且用“留”字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