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曾經滄海的人。正是在沉浮中漸漸被人們接受和擁戴；中國革命也是在曲折中才逐步走向坦途。

歷數毛澤東在黨內早期的地位，歷史老人對他并不是情有獨鐘。

1924年，黨內有同志譏諷毛澤東是“胡漢民的秘書”；他不管，仍努力推進國共合作走向高潮。

1925年召開“四大”前夕，在黨內身負要職的毛澤東不知為什么卻回韶山養(yǎng)病去了，連中央候補委員都沒選上，他則埋頭搞農民運動，待他再回到廣州，已然是農民運動的權威。

1927年4月底5月初，在武漢召開的“五大”上，毛澤東只是候補代表，只有發(fā)言權，沒有選舉權。他關于土地分配的提案，被陳獨秀鎖進抽屜，拒絕拿到會上討論。毛澤東勉強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八七”會議事先擬定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名單中沒有他，是蔡和森、李維漢等堅持，毛澤東才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八七”會議作出四省暴動的決議，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回湖南組織秋收起義。8月20日給中央寫信說：“中國客觀上早已到了1917年，……我們此刻應有決心立即在粵、湘、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此政權既建立，必且迅速取得全國勝利。”

毛澤東不是神，最初也受到瞿秋白發(fā)熱的頭腦影響。

秋收起義，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名正言順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幟：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毛澤東任起義軍前敵委員會書記。22歲的原武漢國民政府警衛(wèi)團團長盧德銘任總指揮。

霹靂一聲秋收暴動，暴動也似一聲霹靂轟隆而過。不過10天光景，圍攻長沙的三路人馬接連受挫。沒想到敗得這么快。激動、亢奮的毛澤東，變得冷靜了。他是勇往直前的戰(zhàn)士，但更重實際。中國革命絕非高潮又至，奪取長沙和各省都市，無異于以卵擊石。

1927年9月19日，毛澤東在文家市里仁學校召集各路首腦討論“向何處去”，師長余灑渡等依然嚷嚷：“進攻長沙！進攻長沙！”否則便是違背中央方針。毛澤東堅持：“向萍鄉(xiāng)南撤?！痹谲婈犈e足輕重的盧德銘，投了關鍵一票?？上?，四天后他便在萍鄉(xiāng)附近飲彈身亡。千軍易得，一將難求。毛澤東身邊第一次倒下了得力戰(zhàn)友。

打了敗仗的隊伍不好帶。人不滿一千，槍不滿五百。毛澤東則堅信自己的選擇。他告訴這些昨天還在地里拿鋤頭的戰(zhàn)士：我們現在力量不大，像塊小石頭，總有一天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

可隊伍的軍事骨干們卻不愿等到將來。師長余灑渡、副師長余賁民、參謀長徐恕、團長蘇先駿、陳浩等，他們是清一色的黃埔軍官，參加過北伐戰(zhàn)爭。

毛澤東面臨隊伍內部的挑戰(zhàn)。

余灑渡在文家市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發(fā)現他遠非自己想象中的像葉挺那樣叱咤風云的將帥。一路上，他覺得這位白面書生缺少打大仗的膽略，連打小仗的勇氣也沒有。南撤時本來要打一下萍鄉(xiāng)，聽說有三營敵兵，毛澤東便繞道蘆溪。

1927年9月26日打下蓮花縣城，余灑渡私自放掉了被俘虜的該縣保安大隊長，他是余的黃埔同學。毛朝他發(fā)了火。離開蓮花縣城，他們又吵了一架。太陽還早，余灑渡下令宿營，毛澤東建議再走一程，余灑渡大怒：媽的，我當個師長，連少走點路的權力都沒有嗎？

一路爭吵，到了江西永新三灣鎮(zhèn)。毛澤東下決心整編軍隊。他把隊伍縮編成一個團。讓陳浩當團長，明確決定由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統(tǒng)一領導。黨的支部建在連隊上。余灑渡仍是師長，卻被虛起來了。毛澤東這才完全掌握了軍權。

余灑渡、蘇先駿這些一心要拉起一軍人馬去橫行天下的正牌軍官坐不住了。毛澤東引兵井岡，他們找到了更充分的理由：放棄攻打大城市的中央路線在先，投靠綠林、落草為寇在后。于是不辭而別。

隊伍在井岡山落下了腳，但不少人的心卻落不下來。最高軍事長官陳浩領兵茶陵，拆掉了回井岡山的浮橋，試圖帶隊伍南下桂東，投靠他的老師方鼎英。毛澤東火速趕往前線，果斷處決了這個曾是他愛將的黃埔生。

秋收起義四個重要將領，一個犧牲，兩個開小差，一個被處決。大浪淘沙，險惡的處境迫使毛澤東成長為軍人。他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

遠在上海的中央并不了解這一切。就在文家市轉兵這天，由共產國際代表羅米納茲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作出決議：湖南失敗是臨陣脫逃，此事留在將來查辦。

立足井岡，并未給毛澤東帶來好運。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的《政治紀律決議案》赫然寫明：“開除毛同志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這個處分由一個叫周魯的人傳達到井岡山時，已是1928年3月。糟糕的是，誤傳為開除了“毛同志”的黨籍。

這位黨的創(chuàng)始人成了“民主人士”。唯一的職務是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

毛澤東背著處分，背著“工作太右”、“燒殺太少”的指責，走在下山的路上。黨命令他率隊伍遠征湖南。敵人乘虛而入，剛剛紅火起來的井岡山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直到一個多月后重新打回來。

這時他身邊多了一位戰(zhàn)友，那是朱德。

在酃縣初次會面，雙方“久聞大名”。朱德握著毛澤東的手寒暄：“毛委員，你好！”這個稱呼使毛澤東意識到自己的身份，說自己已不是委員，連黨員都不是。朱德一愣，大聲說：“亂彈琴，我看了文件，只開除你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你還是中央委員嘛！”

朱毛會師，毛澤東出任湘贛邊區(qū)特委書記，紅四軍黨代表、軍委書記。成為幾個縣，幾個軍隊的最高領導者。

中共“六大”不久在萬里之遙的莫斯科舉行。布哈林在會上發(fā)表了一個演說，認為中國正規(guī)紅軍在農村無法生存，只能分散游擊。1929年2月中央政治局開會認為，朱毛紅軍很難搞成大局面，決定紅四軍分散行動。

糾正盲動情緒，又染上了悲觀色彩。革命的步伐如此大搖大擺，把山溝里的毛澤東推向進退維谷的境地。好在中央鞭長莫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毛澤東寫信據理申辯。

井岡山內部，究竟搞成什么局面，也在探索爭論。就連朱毛之間，也有不同意見。恰在這時，一位剛從蘇聯(lián)回國叫劉安恭的人，受中央委派跋涉上山。剛來乍到，便指手畫腳，輕率大發(fā)議論，引起混亂。反對毛澤東的呼聲開始高漲。有人說他搞黨管一切的家長制，只重根據地建設，不重軍事游擊，沒有貫徹中央分散行動的方針。

很多天了，毛澤東輾轉反側，焦急思慮。他激動地對人說：你們?yōu)槭裁粗幌嘈拧斑h方”，不相信自己面前同志的話呢？這些是非曲直對大多數人來說很難分清。再加上毛澤東對部下要求嚴格，一些人對他有意見。

結果，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選舉前委書記時，中央指定的毛澤東落選，替代他的是陳毅。

毛澤東失去了兵權。這是他平生唯一的一次被下級“造了反”。

他同賀子珍等一起到閩西上杭縣蛟洋做地方工作。從龍巖出發(fā)時，馬也被扣留了。一次到蘇家坡閩西特委途中，還被赤衛(wèi)隊員們當作壞人攔住去路，弄得毛澤東只好說：“往回走吧，興許在路上能遇上熟人。”事隔60多年，當時和毛澤東一起到蛟洋的江華回憶說：“那時我們一行人真有點灰溜溜的樣子。”

禍不單行，福建山區(qū)的瘧蚊也猛烈地襲擊了毛澤東，他患了惡性瘧疾。落選和患病的雙重打擊沒有使毛澤東消沉。地方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在10月11日重陽節(jié)這天，他還寫了首詩，說“戰(zhàn)地黃花分外香”。

失去毛澤東的紅四軍打了敗仗。在廣東梅縣損兵近三分之一。11月，赴中央匯報工作的陳毅，根據中央指示，三次寫信把毛澤東請回部隊，繼續(xù)主持前委工作。在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上他拿出了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解決了爭論，統(tǒng)一了思想。

毛澤東結束了危機，紅四軍結束了危機，朱毛緊密合作，又成了“朱毛紅軍”。此后一年多，毛澤東、朱德、陳毅、彭德懷等率軍馳騁贛南，接連打破蔣介石的三次“圍剿”，開創(chuàng)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qū)，直到“欽差大臣們”的到來。

1931年11月7日，暮靄籠罩著贛東南重鎮(zhèn)瑞金。人們盼望著夜幕早點降臨。入夜，各式各樣的燈籠火把，涌上街頭，匯成一條光的河流，撲向城外小村葉坪的謝家祠堂。那里早已布置好一個莊嚴的會場。主席臺上站滿了人，正中是新任中共蘇區(qū)中央局書記項英，剛剛失去這個職務的毛澤東站得稍遠一些。

這天是蘇聯(lián)“十月革命”節(jié)，被選定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日子。史無前例的“提燈游行”，就是為歡慶她的誕生。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國家主席”兼“總理”?！懊飨边@一后來神圣而親切的稱謂，從這時開始。

誰能理解，他當時心里裝的并不是喜悅，而是苦澀。

10天前也是在這里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蘇區(qū)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他頭上突然被戴了三頂帽子：“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在失去蘇區(qū)中央局代理書記的同時，還失去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之職。在軍事斗爭壓倒一切的形勢下，“國家主席”只是后方的一個閑差。

這一切，都是王明、博古在上海遙控指揮的。

半年前，毛澤東欣喜地繳獲那臺大功率收發(fā)報機，第一次架起“瑞金—上?！睙o線電之橋，他沒有想到，受惠最大的不是他自己。毛澤東發(fā)現自己又一次步入一個三角陣勢之中。大革命時期他在國民黨內任職，三角陣勢是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今天的三角是莫斯科—上?！鸾?。

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顧問們，一開始并不喜歡毛澤東。印度人羅易后來回憶，1927年在漢口的一次會議上，當一個身著長衫，長發(fā)向后梳卷的中年人，步伐沉著地走進屋里時，鮑羅廷悄聲對他說：這是毛澤東，很難對付，是個典型的中國人。

萬里之遙的共產國際未必有意要壓制毛澤東，相反，他們很尊重毛澤東在中國本土的創(chuàng)造性貢獻。但莫斯科畢竟是當時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在那里接受耳提面命的中國人，身價很不一般。他們一批一批地回到上海，又一批一批地來到蘇區(qū)，毛澤東則一次又一次跌入低谷。王明、博古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扶持下進入政治局的時候，不過20多歲。毛澤東在他們這個年齡還沒有出過湖南。他們在莫斯科啃洋面包的時候，毛澤東正在這里鉆山溝。

當選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那天，毛澤東只好帶著賀子珍來到瑞金東面20多里的東華山賦閑。他看中了山頂的古廟，住進里面的左邊耳房。

他耳邊不能沒有槍聲。人在山上，心在山下。他記掛著那新生的共和國的命運，更關注著紅軍的一次重大行動。上山前，他和中央代表團吵了一架。因為他們提出要打贛州，毛澤東情緒激動，堅決反對。贛州城內兵多將廣，三面環(huán)水，易守難攻，紅軍既無重炮，又無攻城經驗，加之國民黨視為重鎮(zhèn)，必然死守和增派援兵。盲目去打，等于自取滅亡。

讓力量弱小的紅軍去攻打大城市，是一次又一次“左”傾路線繞不開的死結。毛澤東已非第一次吃這個苦頭。1930年那次打長沙，無法越過城外的電網，連古老的火牛陣戰(zhàn)法也用上了，誰知把牛趕去，離電網很遠就被打死。戰(zhàn)士們只好加勁吃牛肉。

無奈人雖不微，言卻輕了，決策者根本聽不進去。

紅軍浩浩蕩蕩開去圍贛州，33天無戰(zhàn)果，一部分反被敵軍包圍。周恩來想到了毛澤東，派項英請他前去解圍。他二話沒說，拖著病軀冒雨下山，給賀子珍留下一句話：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不能坐視不管。事情一到他手里，似乎就變得簡單了。他致電前方，果斷起用剛由寧都起義改編過來的紅五軍團，攻城部隊很快脫離險境。一鼓作氣，又說服一軍團打下了漳州。

一敗一勝，前線離不開毛澤東。周恩來提議他再任總政委。毛澤東又回到了紅軍。好景不長，后方中央局要前方紅軍去打南城，威逼南昌。前方則提出撤兵休整，尋找戰(zhàn)機。無線電臺成為無休止的吵架工具，戰(zhàn)略意圖又如此南轅北轍，在紅軍戰(zhàn)史上實屬罕見。前方忍無可忍，朱毛這對老搭檔簽署了休整10天的訓令。

一場面對面的斗爭爆發(fā)了。這就是有名的“寧都會議”。老賬新賬一起算，首當其沖的是毛澤東。結果就是這樣一份文件：“會議中批評了澤東同志過去向贛東發(fā)展路線與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特別指出澤東同志等待觀念的錯誤。”贛州之敗，被認為是對的；漳州之勝，被認為是錯的。這是怎樣的窩囊氣呵！

會議決定，毛澤東回后方，前方由周恩來負戰(zhàn)爭領導責任。周恩來堅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負主持戰(zhàn)爭責任?！钡牵按蠖鄶低菊J為毛同志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zhàn)爭，在政治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fā)生錯誤”。毛澤東有他的“脾氣”，要他干，就要信任他尊重他的意見，讓他違心地否定自己，違心地服從別人，是很困難的。既然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他也很難在前方“助理”。

他又一次失掉兵權，痛苦地回到了小源村一個叫曾棟材的老鄉(xiāng)的黃泥草屋。周恩來深知“毛同志”是位難得的帥才，來草屋看望，有意要為他的復出留好伏筆，給上海臨時中央發(fā)報稱：“澤東同志”沒有什么不積極的表示，他“答應何時電召便何時來”，目前確實需要治病。

復出的機會不僅沒有到來，毛澤東的處境更加不妙。1933年1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搬到了瑞金。還帶來了一個叫李德的洋顧問。一個不懂得中國革命規(guī)律的中國年輕人，加上一個不懂得中國革命戰(zhàn)爭規(guī)律的奧地利人，搭臺唱戲，彭德懷用湖南話罵他們“崽賣爺田不心疼”。這出戲幫了蔣先生的大忙。

他們不太喜歡已經失去黨權、軍權的毛澤東。因為他沒有留過洋，沒讀過幾本馬列原著，盡是些“子曰”“詩曰”的“封建古董”，打仗的參考竟是《三國演義》。甚至連毛澤東說的“革命者愛吃辣椒”一句玩笑話，也是一條罪名。重要的是他這個人太有自己的見解，不大聽話，在蘇區(qū)各界仍有威望。

洛甫當了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只剩下禮儀性的政府主席一職。博古高興地說：“毛澤東成了加里寧。”加里寧雖多年任蘇聯(lián)國家元首，實權卻全然在斯大林手里。

毛澤東的工作是清查田地，號召植樹，檢查春耕，簽署《婚姻法》。后來，他被任命為蘇維埃大學校長，又操起了老行當，在那里給學生講《鄉(xiāng)蘇維埃怎樣進行工作》。每件事他都做得很認真又很有成效。遺憾的是，激動人心的軍號聲、馬蹄聲、槍炮聲，離他越來越遠。他等待著同志們的理解。

一軍團司令員林彪和政委聶榮臻，曾從前線回來看望他。問毛澤東對黨內斗爭的看法，他卻帶他們去看瞿秋白創(chuàng)辦的“紅色書店”。

平靜，不屬于毛澤東。他不是默認這一切，而是思考著這一切，準備著將來。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擺在他面前：你們說我是“狹隘經驗論”，沒有馬克思主義，山溝里沒有馬克思主義，城市里頭才有馬克思主義?？赡銈兺浟耍銈兪窃诔鞘欣锎幌氯チ瞬诺缴綔侠飦淼?。

近20年后，他曾告訴人們他當時的這個心理活動。

在瑞金賦閑那幾年，他連獻三計，以打破第五次“圍剿”，均被置之不理。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一批批傷員從前方抬回來。當毛澤東重新聽到槍聲的時候，敵人已打到家門口。朱毛紅軍打出的共和國土地喪失殆盡。

最高決策機構“三人團”秘密安排著戰(zhàn)略轉移計劃。帶走的要員名單中，起初沒有毛澤東。這意味著他將像包袱一樣留給白色恐怖。后來不知是什么觸動了他們哪根神經，意識到他畢竟是一個政府的象征，在軍隊里享有崇高威望，這一誰也無法預料的歷史性差錯才終于沒有發(fā)生。

1934年10月25日，病重的毛澤東被人抬在擔架上渡過了于都河。他回頭深情地望著被夜幕掩蓋的山影，感慨地說了一句：從現在起，我們走出蘇區(qū)啦！

他離開了一個存在三年的紅色國家。多少往事，涌上心頭。為這片土地，他奮斗了整整七年。

此番山重水復的歷史，波譎云詭的歷程，該是抵得上太平日子里普通人的全部生命內容。此后的毛澤東是如何來咀嚼這段沉浮命運的呢？還是聽聽他在50年代的一次中央會議上的回憶吧：

有些話我過去也沒有講過，想在今天跟你們談一談。我在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只有發(fā)言權，沒有選舉權。我這個人也是犯錯誤不少，但是當時他們又不講我的錯誤在哪個地方，只讓當個候補代表。第一次代表大會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到。第三次代表大會是在廣州開的，又到了，被選為中央委員。第四次代表大會又沒有到，丟了中央委員。大概我這個人逢雙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會到了，當候補代表，也很好，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這對于我有壞處沒有呢？我說是有好處，沒有什么壞處。至于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傾路線時期，給我的各種處分、打擊，包括“開除黨籍”、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趕出紅軍等，有多少次呢？記得起來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選作中央委員，只給發(fā)言權不給表決權；撤銷一些職務，如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黨代表（井岡山時候）、前委書記等?！伴_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么能干，沒有學過軍事，因為你是個黨外民主人士了，沒有辦法，我就當了一陣師長。你說開除黨籍對于一個人是高興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興。井岡山時期一個誤傳消息來了，說中央開除了我的黨籍，這就不能過黨的生活了，只能當師長，開支部會我也不能去。后頭又說這是謠傳，是開除出政治局，不是開除黨籍。啊呀，我這才松了一口氣！那個時候，給我安了一個名字叫“槍桿子主義”，因為我說了一句“槍桿子里頭出政權”。他們說政權哪里是槍桿子里頭出來的呢？馬克思沒有講過，書上沒有那么一句現成的話，因此就說我犯了錯誤，就封我一個“槍桿子主義”?！箢^又被封為“一貫機會主義”。對我最有益處的，就是封我為“狹隘經驗論”?！畋淼臅r候不是要填過去受過什么處罰嗎？這些事情，現在填表我都不填，因為這樣多，要填一大堆，而且這些沒有一條是我承認的。我是犯過錯誤的。比如打仗。高興圩打了敗仗，那是我指揮的；南雄打了敗仗，是我指揮的；長征時候的土城戰(zhàn)役是我指揮的；茅臺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揮的。在井岡山時我提的那個土地法很蹩腳，不是一個徹底的土地綱領。肅反時我犯了錯誤，第一次肅反肅錯了人。如此等等。這些真錯誤他們不處罰，而那大約二十次左右的處罰打擊，都是沒有確實根據的。特別是那個“狹隘經驗論”刺激了我。似乎馬克思主義只有一家，別無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點馬克思主義呢？我又不懂外國文，外國也沒有去過，只是看了一些翻譯的書。我總是跟一些同志講，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可以學到的，即使學不到那么多，多少總可以學到一點。

說完以上過程，毛澤東接著總結道：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對于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可以有兩種態(tài)度。一種態(tài)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tài)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

事情隔了20多年，毛澤東的身份也今非昔比，講起來也平和多了。

但那股心勁是明朗的：受打擊，他不是“從此消極”，相反，而是“刺激”，是“當作一種鍛煉”——這是不是對人生態(tài)度的一種自我解剖呢？

他不是偶然說及此點，而是反復重申。

1959年4月5日，在一次中央全會上，毛澤東先說，一個人不痛苦，每天哈哈笑，你怎么得到經驗呢？接著又詳細述說了在中央蘇區(qū)挨整的事情。結論是：無論你們整我到什么程度，整錯了，對于我有極大的益處，激發(fā)我研究一下，激發(fā)我想一下，激發(fā)我來對抗這種意見。

我們知道，毛澤東“激發(fā)”出來的，就是《反對本本主義》，就是大量的調查研究等。這些成為整他的“左”傾路線最終垮臺的思想引線。

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上，他向更多的干部宣稱：

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么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仍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fā)憤之所為作也?！边@幾句話當中，所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無其事，近人已有懷疑，我們可以不去理它，讓專門家去解決吧，但是司馬遷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則確有其事。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干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

仍然是“鍛煉”。

可是，在有的時候，讓人接受這種鍛煉，對個人和集體來說，其代價都是沉重的。

蘇區(qū)時毛澤東受“鍛煉”的那幾年就是這樣。

不幾年，便把無數烈士用生命換來的“蘇區(qū)”倒騰殆盡，人們背著行囊往北走了，名義上是“戰(zhàn)略轉移”，實際上是被迫遠征。湘江之戰(zhàn)八萬遠行的紅軍將士又損失過半。漂流在水面上的勇士尸體，發(fā)出最悲壯的控訴；一江鮮血，給幸運者帶來空前的震動！

革命面臨著又一次危機，毛澤東又面臨一次選擇；革命者又面臨著一次意志考驗，毛澤東又面臨一次馳騁意志才華的機會。結果，就像人們熟知的那樣一目了然。

一場被西方人稱為擔架上的“陰謀”開始了。

毛澤東躺在擔架上被人抬離蘇區(qū)時，天賜良機，一位同樣被冷落的重要人物王稼祥也躺在擔架上與他同行。他們開始了推心置腹的交談。毛澤東的見識折服了王稼祥，隨后是張聞天，自然還有周恩來……

終于，在眾所周知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回到了領導崗位。

但是，他還不是最核心的成員。因為一下子徹底否定“左”傾路線，時機還未成熟。

毛澤東有他的策略。

他要讓大家逐步覺悟。開始只是糾正軍事路線，組織路線也沒有完全解決。政治、思想路線更須留待來日。

下一步怎么走？周恩來在70年代一次會議上，曾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回憶，從中可看出毛澤東在居于少數時，是怎樣堅持自己的主張，做大家工作的。他說：

遵義會議開了以后，要繼續(xù)前進。這個時候爭論又起來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爭議。那個時候困難羅，八萬人剩下三萬多人。每一個部隊里都減員，傷員病號都不少，的確有困難。在那種關頭，只有堅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這時問題就出來了，一個比較小的問題，但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就是從遵義一出發(fā)，遇到敵人一個師守在打鼓新場那個地方，大家開會都說要打，硬要去攻那個堡壘。只毛澤東一個人說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損失了更不應該，我們應該在運動戰(zhàn)中去消滅敵人嘛。但別人一致通過要打，毛澤東那樣高的威信還是不聽，他也只好服從。但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里提馬燈又到我那里來，叫我把命令暫晚一點發(fā)，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議，把大家說服了。這樣，毛主席才說，既然如此，不能像過去那么多人集體指揮，還是成立一個幾個人的小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組指揮作戰(zhàn)。從那個時候一直到渡金沙江，從一月、二月出發(fā)，到了五月，這是相當困難的一個時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從土城戰(zhàn)斗渡了赤水河。我們趕快轉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貴州、云南交界地方，有個莊子名字很特別，叫“雞鳴三省”，雞一叫三省都聽到。就在那個地方，洛甫才做了書記，換下了博古。

1959年7月31日，在廬山中央常委會上，毛澤東曾說過，軍隊的經驗，頭天開會，無結果，睡一覺，辦法就出來了。人的認識是逐步發(fā)展的，不可能如同孔明那樣，事先安排定錦囊妙計。

這里說的，大概就是指遵義會議后在打鼓新場的這次會議。

這次會議，才真正使毛澤東成為軍事上的核心領導之一。

毛澤東，又可以騎在馬上調兵遣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