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人造人的愿望由來已久，文學作品中也不乏對其的描寫。第一部科幻小說《弗蘭肯斯坦》中的科學怪人、《浮士德》玻璃器皿中的人造人，以及阿西莫夫的機器人都不同程度地體現(xiàn)了人類對自身改造與創(chuàng)造的愿望。隨著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生物技術(shù)、基因工程等科技革命的興起，人類逐漸使用更為發(fā)達的技術(shù)對自身進行完善，或彌補一些缺憾，或增強身體機能。但是，并不是每一次的科技浪潮都能被人類廣泛接受，總有一些技術(shù)會受到傳統(tǒng)的質(zhì)疑和挑戰(zhàn)。比如試管嬰兒、器官移植等技術(shù)誕生之際，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這些有悖于傳統(tǒng)的“科學選擇”的結(jié)果，它們往往上升到倫理問題。但隨著時代發(fā)展，這些技術(shù)逐漸走到向善的、為人類造福的道路上，符合人類普遍的倫理和道德規(guī)范，因而也逐漸被接受。目前人類已經(jīng)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科技發(fā)展已經(jīng)改變了“人”的傳統(tǒng)定義，人類從自然選擇的人發(fā)展為有科技介入的非純粹的生物人，比如做過心臟搭橋手術(shù)的人、依靠義肢的人、器官移植的人、試管嬰兒、代孕生產(chǎn)的嬰兒、利用精子庫誕生的嬰兒、變性人、整容的人，等等。

然而，克隆人這個科技產(chǎn)物卻與其他新型生命體有著本質(zhì)的不同，克隆人是完全依靠單細胞繁殖技術(shù)創(chuàng)造而出的人，他既作為客體被科技創(chuàng)造出來，又最接近人類特質(zhì)，可以做出自由選擇?？寺∪伺c機器人等其他缺乏人類大腦的產(chǎn)物不同，他本身兼具科學和倫理的屬性，體現(xiàn)著自身的獨特性。這種模棱兩可的身份不由得引發(fā)了人類的深層焦慮，正如費麗拉所言：“新技術(shù)不可避免地會帶來一些文化、社會、倫理意義上的危機。在生物技術(shù)發(fā)達的當代，這個高潮般的轉(zhuǎn)折點可看作‘后人類’時代的到來，尤其是基因改造領(lǐng)域中涉及的克隆術(shù)?！?sup>目前，“后人類”作為學術(shù)前沿理論已被廣泛運用于后現(xiàn)代文化與文學研究中，這一術(shù)語聚焦于科技對人類本體及主體性的影響和改變，重點研究新型的人類社會。人類主體性的改變將打破主客體的二元對立，顛覆自然選擇的生物進化論，抹去“性”與“死亡”等生物特質(zhì)。

克隆人由于其獨特的科學倫理雙重屬性，會使科學、倫理、社會與人的關(guān)系變得更為復雜，這也使克隆術(shù)的倫理問題引發(fā)了廣泛關(guān)注，“克隆人”或“基因復制”開始成為大眾文化中炙手可熱的題材。我們在不少影片中可以看到“基因”這一物質(zhì)作為母題，比如《逃出克隆島》（2005）、《異形》系列、《星球大戰(zhàn)：克隆戰(zhàn)爭》（2008）以及迷你電視劇《黑鏡》等，而國內(nèi)外以《克隆人》（Clones）或《復制人》（Replicant/Duplicates）為片名的電影至少有10部。

生物基因、計算機、互聯(lián)網(wǎng)、納米等技術(shù)革命與發(fā)展，使克隆人科幻小說成為西方科幻文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寺∪丝苹眯≌f就是以“基因復制”的新型生命體為題材的科幻作品?？寺⑹略诳苹玫耐鈿ぶ路从沉水敶萍籍惢腿说奈锘劢褂诳萍紝θ祟悅惱淼臐撛谕亓?，包括身份定位、家庭人倫、人際觀念、道德意識、宗教信仰、政治經(jīng)濟、社會秩序等方面。同時，克隆敘事也通過對現(xiàn)實世界的某種變形，折射出反技術(shù)控制、反大規(guī)模復制、反大眾文化色彩等，喻指當代的理性異化，在某些烏托邦的敘事中對資本主義或世界格局進行政治隱射。因此，克隆人科幻小說既是預(yù)言式的，又是寓言式的。

盡管克隆人科幻小說的情節(jié)、環(huán)境、人物都帶有“非自然敘事”的色彩，正如揚·阿爾貝（Jan Alber）所言“科幻小說都呈現(xiàn)出非自然敘事特征”，科幻小說在“不可能的世界”（impossible worlds）中構(gòu)建非自然的情境；但是，隨著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克隆羊多莉的誕生，以及2018年基因編輯雙胞胎的出生，基因故事已經(jīng)走進大眾真實的生活，我們不能不思考科技幻想與現(xiàn)實意義的關(guān)聯(lián)。克隆人科幻小說主要從科技與倫理的雙重維度進行現(xiàn)實主義問題的思考：首先，克隆敘事圍繞克隆人身份的不確定性，延續(xù)了“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千古之問，帶來了新型倫理問題與倫理危機。其次，克隆敘事在時間上提供了基于科學認知的陌生化世界，從克隆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沖突中觀照科技應(yīng)用的倫理維度。再次，克隆人在情感、心理和倫理等方面與人類存在共性與差異，尤其是克隆人的異化與后現(xiàn)代語境下的人類狀態(tài)形成類比，使人類以鏡像、他者來反觀自身、反思人性。最后，克隆人、機器人、仿生人、人工智能等深刻影響人類本體論的科技正在迅猛發(fā)展，傳統(tǒng)人文主義也面臨挑戰(zhàn)。人文思想的核心是尊重人的價值，強調(diào)人的能動性；如今的高科技時代，正是基于人文思想，科技界以及人文領(lǐng)域把人類新的生存狀態(tài)和發(fā)展目標作為最高目的，并關(guān)注科技對人類身體、思想及存在的影響，這與克隆人科幻小說呈現(xiàn)的科技焦慮一致?？梢?，克隆人科幻小說所蘊含的科技倫理與人文思考在當代高科技語境下更為重要。

科幻作品的研究與傳統(tǒng)文學有所不同，它不僅要重新回到歷史“現(xiàn)場”，探討創(chuàng)作背景，還要進入未來的“現(xiàn)場”和科技環(huán)境，勘察人類生命本質(zhì)發(fā)生改變后的時代，即由科技發(fā)展帶來的各種生物有機體混合的新時代。因而研讀過程中必須區(qū)分小說中描述的社會倫理秩序和現(xiàn)實中以“自然人”為主體的社會倫理秩序，即倫理秩序也是一個具體的、歷史的概念，從而闡釋這種獨特的敘事方式對現(xiàn)實世界的反映。克隆人科幻小說始終圍繞著人性、人的價值、倫理道德、生態(tài)等“關(guān)于人”的問題，讓我們必須重審科幻小說的解讀范式，挖掘某種“借未來諷當代”的隱喻和類比。在多元化的當代，尤其在“科幻走進現(xiàn)實”的今天，“克隆人”這個話題不僅具有現(xiàn)實意義，它在科幻文學中同樣擁有重要地位，因此，克隆人科幻小說的研究將是一次科學與人文的對話。

克隆人科幻小說的研究順應(yīng)了科技的發(fā)展趨勢，體現(xiàn)了人類對生物技術(shù)的運用，而人類對技術(shù)的運用往往是基于科學認知上的選擇。本書以人類發(fā)展的“科學選擇”階段為背景，“科學選擇”是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術(shù)語，另兩次選擇分別為“自然選擇”（“生物性選擇”）和“倫理選擇”。在人類進化過程中，自然選擇的人是通過進化實現(xiàn)的，倫理選擇的人是通過教誨實現(xiàn)的，克隆人這種科學選擇的人是通過技術(shù)實現(xiàn)的。所謂“科學選擇”是在人類完成自然選擇和倫理選擇后，正在進行和即將進行的選擇。聶珍釗教授指出，人類已經(jīng)完成了兩次選擇，即第一次的“自然選擇”（“生物性選擇”）和第二次的“倫理選擇”，目前正在進行第三次選擇，即“科學選擇”。科學選擇主要解決科學與人的結(jié)合問題，它強調(diào)三個方面：“一是人如何發(fā)展科學和利用科學；二是科學對人產(chǎn)生的影響及其后果；三是人應(yīng)該如何處理同科學之間的關(guān)系?！?sup>縱觀人類發(fā)展的歷史長河，幾乎每一次發(fā)展都是人類選擇的結(jié)果，“選擇”符合人類文明進程的邏輯發(fā)展，發(fā)揮了人類的主觀能動性，也成為人類進化的推動因子。

人類的第一次選擇本質(zhì)上就是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自然選擇”論。達爾文在其著作《物種起源》中，描述了生物地理學、解剖學、胚胎發(fā)育學等基礎(chǔ)理論，并在此之上論述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自然選擇和生物多樣性等觀點。書中探討了自然選擇在自然界中的作用，以及遺傳與變異在生物進化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說，達爾文打破了極端宗教思想長期對民眾洗腦的限制，首次科學地建立了生物學理論。“自然選擇”的論述建立在長期的科學考察和對動植物觀察的基礎(chǔ)之上，是理論與實踐相結(jié)合的典型。所謂自然選擇就是指一切生物都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在長期發(fā)展過程中進化而來，自然選擇是物種起源的基本動力。如今，人們已經(jīng)普遍接受了人類從猿進化為人的觀點，達爾文曾描述過那些渾身長毛、成群生活在樹上的人類的祖先。恩格斯也根據(jù)達爾文的理論，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論述了猿類直立行走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他從人手的演變進而上升到從生產(chǎn)勞動來看人與社會的發(fā)展，“手變得自由了，能夠不斷地獲得新的技巧，而這樣獲得的較大的靈活性便遺傳下來，一代一代地增加著”。可以說，人類的第一次選擇是人從外形上區(qū)別于獸的選擇，使人具有不同于動物界的獨特人形。

然而，達爾文雖然為生物學歷史創(chuàng)下了不朽功勞，但他主要是從生物角度提出人獸的區(qū)別，并未解決人獸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從文學倫理學批評的視角來看，人類經(jīng)歷的第二次選擇——倫理選擇才是人區(qū)別于獸的根本所在，這也是西方啟蒙運動后的哲學觀點，即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具有理性。最初，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神話中，人與獸并沒有完全區(qū)分開來，就如同古希臘神話中的半人半獸，甚至許多神的形象是裸體的，人獸之間的界限并不清楚。而恩格斯曾提到的意識來源的“頭腦”確實成為本質(zhì)區(qū)別的重要特征。原因在于頭腦是人類特有的，因為頭腦的存在使人具有倫理意識，擁有理性，能分辨善惡是非，知道榮辱羞恥，而動物缺乏這種理性。聶珍釗教授在分析倫理選擇的重要性時，從亞當與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著手，分析了人類倫理意識的產(chǎn)生。他們用葉子做衣服遮羞的行為，說明他們具有了羞恥之心，這也是善惡觀念形成的基礎(chǔ)。亞當與夏娃最初與動物一樣，直到他們擁有了善惡之感、擁有智慧之后，才標志著倫理選擇的完成，才成為真正的人，與獸區(qū)分開來。

縱觀人類的發(fā)展歷史，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會給人類社會生活各方面帶來嶄新的洗禮，現(xiàn)代科技已經(jīng)使人類不可避免地進入科學選擇時代。從宏觀上來看，科學選擇與自然選擇和倫理選擇都是人類歷史發(fā)展的過程或姿態(tài)；從微觀上來看，它是具體的行動和選擇行為，是人類從科學的角度做出的選擇。而這個具體的科學選擇主要指人的主動選擇行為，即有人類倫理意識介入后的行動，同時這個選擇如果不符合普遍倫理，則產(chǎn)生的結(jié)果、被選擇的產(chǎn)物就可能導致許多倫理問題。因此，科學選擇是人類對科學做出的倫理選擇，并將科學認知實現(xiàn)于人類活動中，從本質(zhì)上而言也是倫理選擇，是人類進化發(fā)展到高級階段的一次選擇，是在高科技倫理環(huán)境中做出的倫理選擇。本研究將立足于這一宏觀歷史時期和倫理環(huán)境，即人類文明進化后的高級階段，對人類選擇克隆人技術(shù)、制造出克隆人這一結(jié)果做出回應(yīng)。

第一節(jié) 克隆人科幻小說的發(fā)展背景

國內(nèi)外關(guān)于“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SF）的定義多種多樣，但歸根結(jié)底，其核心詞是圍繞“科學”與“幻想”來進行界定的，即基于現(xiàn)實的科學技術(shù)對可能的未來進行一種構(gòu)想。它與一般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存在差別，其敘事內(nèi)容并非人類現(xiàn)實環(huán)境中的故事，而是通過新奇、怪異、想象等陌生化的手法暗示一個尚未存在或即將到來的科技社會。從西方科幻發(fā)展史來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萌芽時期（十九世紀初—二十世紀初）、黃金時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六十年代）、新浪潮時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八十年代初期）以及后新浪潮時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每個階段都反映出各個年代的科技，以及科技對現(xiàn)實與未來生活、政治、經(jīng)濟等各方面影響。從題材來看，科幻小說的分支流派眾多，大體包括時間旅行、太空旅行、水下世界、超人類、異類生物、克隆生命體、賽博朋克、烏托邦、反烏托邦、特異功能、軍事科幻、異世界、平行宇宙、后末日時代等。正如著名科幻理論家達科·蘇恩文所言，“科幻小說類型總是把自身融入未知世界中以尋找理想的環(huán)境、種族、國度、智能生物或其他超級精英的希望之中，或許是對它的另一極端的恐懼和背棄”。無論題材如何紛繁、主題如何多樣，科幻文學主要在科學認知的基礎(chǔ)上進行書寫，將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三大要素相互關(guān)聯(lián)，或從虛構(gòu)中修改現(xiàn)實，或從現(xiàn)實中建構(gòu)類比，或從經(jīng)歷中預(yù)見問題，最終回歸于人類自身的思考。

人類的第四次技術(shù)革命，即生物工程和基因干預(yù)技術(shù)，將人類帶進了新的社會轉(zhuǎn)型期，因為人類可以運用高科技對身體進行改造、對生命進行創(chuàng)造，這意味著“人造人”已經(jīng)不是神話。隨著克隆羊、克隆猴、克隆狗、克隆鼠等動物的誕生，克隆技術(shù)便成為二十世紀末至今廣為關(guān)注的話題。哺乳動物可以被克隆，其驚世駭俗的程度立刻將生物科技的潛在危機推向風口浪尖，人們開始擔心克隆人的出現(xiàn)。從克隆術(shù)歷史來看，克隆是英文“clone”或者“cloning”的音譯，起源于希臘文“klone”，原意是指以幼苗或嫩枝插條，以無性繁殖或營養(yǎng)繁殖的方式培育植物，如扦插和嫁接。1963年，霍爾丹在一次科學研討會上做的題為“人類種族在未來一萬年的生物可能性”的演講中，首次引用了“克隆”一詞，他提到“如果我們用現(xiàn)已證明的技術(shù)克隆人類會發(fā)生什么”。而霍爾丹作為著名的生物遺傳學家，他更關(guān)心的是克隆技術(shù)在“優(yōu)生學”領(lǐng)域的運用，一旦人類開始實施克隆人技術(shù)，就意味著種族肅清政策將依賴于生物技術(shù)來滿足種族主義者的最終目的。

克隆又稱無性生殖細胞系或無性繁殖系，是一個細胞或個體以無性生殖方式重復分裂或繁殖所生的一群細胞或一群個體，在不發(fā)生突變的情況下，具有完全相同的遺傳結(jié)構(gòu)。克隆技術(shù)經(jīng)歷了三個發(fā)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微生物克隆，比如一個細菌產(chǎn)生一個細菌群；第二階段是遺傳基因DNA的生物克隆時期；第三階段便是動物克隆時期，包括對人類的克隆?？寺∪说倪^程首先是移除受孕卵子中原有的DNA，注入帶有被克隆的人的DNA，然后生成人類胚胎，見下圖（視頻截圖）：

通俗而言，克隆人即無性繁殖的人，克隆人一旦真的出現(xiàn)，生命是否因此喪失尊嚴？克隆人的身份是否明確？人倫是否因此陷入混亂？人種是否退化？宗教信仰和法律是否面臨崩潰？這些都是克隆人科幻小說關(guān)注的問題。“克隆敘事”（clone narratives）在現(xiàn)實科技的基礎(chǔ)上進行加工變形，使故事的背景不同于真實的倫理環(huán)境，讓讀者體悟技術(shù)對人類的影響。克隆敘事符合科幻文學理論中“認知疏離”的特征，“科幻文學是一種虛構(gòu)的認知疏離（the literature of cognitive estrangement）”，而其主要的形式方法是用一種想象的框架代替作者的經(jīng)驗環(huán)境，“科幻小說的必要和充分條件就是陌生化與認知的在場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而它的主要形式策略是一種擬換作者的經(jīng)驗環(huán)境且富有想象力的框架結(jié)構(gòu)”。“疏離”亦作“間離”和“陌生化”解釋，其理論依據(jù)來自俄國形式主義與布萊希特的陌生化效果（Brecht's alienation-effect），“疏離”突出了科幻小說“新奇性”（novum，novelty）。疏離是科幻小說的起點，認知是讀者參與到對被陌生化的作品進行解讀的過程，而“新奇”則是這類文學期望追求的目的，在另外的世界中，將生活進行藝術(shù)加工使之反常，引發(fā)人們對生活的重新認識。因此，當代的科幻文學大體趨勢已不再局限于新知識、新理論等正統(tǒng)科學的“硬科幻”（hard science-fiction），而是更多地以心理學、隱喻手法、象征手法等書寫對人類與理性的思考，也就是新浪潮運動后的“軟科幻”（soft science-fiction），即“以新知識、新理論和新科技所引發(fā)的人類反應(yīng)為主題的創(chuàng)作”?？寺∪丝苹眯≌f作為“軟科幻”的文學樣式，更像是一種特殊的寓言，始終考慮科技發(fā)展中人類的自身命運。

追溯文學中真正的“克隆”題材，它首次出現(xiàn)于弗朗西斯·瑞諾德（Francis Reynolds）主編的《現(xiàn)代世界最著名作家之經(jīng)典志怪故事》（Master Tales of Mystery by the World's Famous Authors of Today，1915）中。而生物學家達爾文和博物學家T.H.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對進化論的論述與引介又推動了科幻文學的發(fā)展；反之，進化論的科學也經(jīng)過威爾斯（H.G.Wells）等著名作家催生并形成了現(xiàn)代科幻小說，由此，克隆或變異的基因技術(shù)才成為現(xiàn)代科幻小說的早期核心題材。

自世界三大反烏托邦小說之一的《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一書問世以來，克隆人逐漸成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反復出現(xiàn)的題材。正如強·特尼（Jon Turney）所言：“生命可由合成的DNA和改變的DNA形式而獲得，這已經(jīng)成為自六十年代以來，關(guān)于分子生物技術(shù)的邊緣文學的母題。”六十年代以后，科學家在生物領(lǐng)域的貢獻為專欄作家和科幻作家提供了科學支柱，1968年，G.R.泰勒（Gordon Rattray Taylor）的著作《生物時代炸彈》（The Biological Time Bomb）影響了諸如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Le Guin）、帕米拉·薩金特（Pamela Sargent）等著名的科幻作家。勒奎恩受啟發(fā)創(chuàng)作出短篇克隆人小說《九條命》（Nine Lives，1968），薩金特認為這部小說具有推理性和思考性。實際上，克隆人不僅是科幻小說的題材，而且還轉(zhuǎn)向大眾媒體，引發(fā)了廣泛的關(guān)注，同時也引發(fā)了倫理恐慌。比如，美國著名生物學家羅維克（David Rorvik）的《人的復制——一個人的無性生殖》（In His Image：The Cloning of a Man，1978）一經(jīng)出版，便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轟動。小說描寫了一位無生育能力的百萬富翁為了延續(xù)自己的后代，竟然克隆了自己，并引發(fā)了新舊道德兩方的激烈辯論。雖然小說注重體外授精、人工授精等技術(shù)描寫，但是背后的倫理問題卻引人深思，包括科技帶來的新型家庭中“父親”“兒子”“代理母親”的倫理身份問題、技術(shù)的目的和限度的問題，同時還影射了商品消費社會及貧富差距的問題：金錢可以滿足一切欲望，包括人造人。希弗爾認為，有了克隆術(shù)，人類甚至可以克隆計算機和香水等無生命的物質(zhì)，克隆成為原型的完美復制，價廉物美。羅維克本人宣稱這是真實的故事，小說內(nèi)容很容易讓讀者信以為真，他通過克隆敘事將倫理、道德、宗教、哲學、社會學等多莉羊出現(xiàn)以來的所有問題與論爭推向了高潮。

科幻小說中的克隆人最初都是為了滿足人類自身的需求與欲望而被制造的，帶有一種目的性和工具性，用于器官移植、實驗、自我生命延續(xù)，甚至陰謀和戰(zhàn)爭。但是無論出于何種目的，克隆人的出現(xiàn)都給人類世界帶來了倫理問題。夏洛特·克納的《我是克隆人》、維蒙·賽尼暖的《克隆人》、艾拉·萊文的《巴西來的男孩》、石黑一雄的《千萬別丟下我》、肯·福萊特的《第三個孿生子》等，都描寫了克隆人與自然人共存的倫理藍圖，將我們帶入一個充滿倫理沖突的未來世界。新型家庭與社會倫理環(huán)境中的克隆人由于缺失傳統(tǒng)意義上的父親和母親，導致倫理觀念不清，人倫定位模糊，他們往往需要解構(gòu)身份之謎、建構(gòu)倫理身份。在敘事內(nèi)容中，克隆人的倫理身份延續(xù)了分身、復影、復活、心靈感應(yīng)等重要的文學母題，克隆人的身份將如何定義？他們與原型之間有何關(guān)系？他們之間如何定義血緣與親緣關(guān)系？這個新興基因工程的產(chǎn)物身份并不明確，其身份之謎隨之引發(fā)了眾多倫理困境。

在后現(xiàn)代社會，全球科技使一切事物都可失去本質(zhì)，它們可以被戰(zhàn)略決策、移動商品和復制過程影響、控制?！岸嗬蛑浮弊约壕蛥拹嚎寺⌒g(shù)，并對此倫理恐慌提出疑問：“現(xiàn)在絕大多數(shù)人感到的厭惡只是針對創(chuàng)新技術(shù)的恐懼嗎？還是克隆術(shù)與見慣不怪的復制技術(shù)本質(zhì)上存在的區(qū)別令人不安？盡管復制術(shù)看上去異常，卻似乎能被接受?！?sup>這種憂思正是克隆人科幻小說所表達的中心思想，它們總體呈現(xiàn)出否定而消極的態(tài)度，讓讀者領(lǐng)略到了技術(shù)背后的種種隱患。凱特· 威廉（Kate Wilhelm）的《遲暮鳥語》（Where Late the Sweet Birds Sang，1974）、娜奧米·密歇森（Naomi Mitchison）的《三號解決方案》（Solution Three，1975）、帕米拉·薩金特的《克隆生命》（Cloned Lives，1976）、理查德·考珀（Richard Cowper）的《無性人》（Clone，1972）等都描寫了人類社會崩塌之后的克隆人時代新景，異類人發(fā)展出類似人類的新秩序，他們也逐漸擁有了人性因子，成為造化物的新主人，使人類文明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

然而，這種發(fā)展的背后卻令人感到一絲恐懼和不安。由于克隆人顛覆了傳統(tǒng)的血親關(guān)系，這就使身份問題、亂倫禁忌等人類最初的倫理思考變得更為復雜。相同性或相似性（the sameness）使人類原有的特性消失，變得麻木而缺乏想象力。女性克隆人淪為生育工具，兩性結(jié)合只為感官刺激和本能釋放，失去了人類性愛與婚姻的傳統(tǒng)意義。雖然克隆人群體呈現(xiàn)出永恒的相似性與穩(wěn)定的標準化，但是一個由所謂的“美妙新世界”里的完美的人組成的社會并不完美，因為在植物、動物以及人類中，最完美的特性就是多樣性。單純的遺傳信息復制技術(shù)即將創(chuàng)造一個生物單一性的世界，為傳統(tǒng)的人類時代和生態(tài)畫上句號。

從后現(xiàn)代解構(gòu)主義來看，在工業(yè)化時代，上帝死了。在信息化時代，人也死了?？寺∪颂岢龅膯栴}是挑戰(zhàn)性和終極的，它重復了人類對文化的懷疑、失望和不信任，它引發(fā)的倫理學、哲學及社會學反應(yīng)在目前的文化體系中很難解答，尤其在西方“上帝造人”的宗教信仰中，克隆人帶來了更大的倫理危機。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后現(xiàn)代”或“后工業(yè)時代”已指向整個世界，“上帝死了”“人也死了”，抑或說人已經(jīng)自己成了造物主?？寺〖夹g(shù)的出現(xiàn)是對整個人類的挑戰(zhàn)，如今，被異化的每一個“我”都已逐漸失去主體性，與他人的差異性越來越小，每個人都像彼此的“克隆”。人類正如“類像”（simulacra），在后現(xiàn)代陷入了表征危機，此時人類現(xiàn)實的表征可以被系統(tǒng)地、無止境地同類復制，而淪為生產(chǎn)線上的產(chǎn)品。因此，克隆啟示錄不僅屬于西方，在東方，諸如日本、泰國、中國等地也已經(jīng)出版了不少優(yōu)秀作品，代表性作品有日本作家東野圭吾的《分身》（王維幸譯，南海出版社，2010年）、泰國作家維蒙·賽尼暖的《克隆人》（高樹榕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中國臺灣作家潘海天的《克隆之城》（《科幻世界》，1996年4月）以及王國剛的《追捕克隆人》（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2004年）等。同時，東方作家的克隆人小說數(shù)量正逐年增加，這也證明克隆人已成為全球性的話題。

第二節(jié) 國內(nèi)外研究現(xiàn)狀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起，關(guān)于“克隆人”的問題開始從倫理學、哲學、生命科學等專題研究轉(zhuǎn)向文本闡釋、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但是主要集中于歐美國家。國外的克隆人科幻小說研究基于小說文本，結(jié)合了科幻理論、科技倫理、生命倫理、哲學研究、后現(xiàn)代文化研究、心理學與女性主義等眾多研究方法與視角。由于西方研究起步較早，專著和論文數(shù)量較多，本書無法逐一介紹，以下將擇取部分代表性的論著加以分析，考察國外學者的研究思路與方法，希冀從中有所啟發(fā)。

首先以專著為例，截至2019年3月31日，至少有82本主題關(guān)于“克隆”“基因”及“后人類”科幻小說的研究專著。從西方科幻界的“黃金時代”“新浪潮運動”和“賽博朋克”三大運動來看，早期的“硬科幻”已逐漸轉(zhuǎn)向關(guān)注新型人類形態(tài)、意識存在及人性描寫的“軟科幻”，“后人類”（posthuman）這一概念隨之進入讀者視野。而克隆人作為后人類的一員，這一概念出現(xiàn)在至少50本以基因編輯為題材的小說的研究專著中。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后，隨著“后”學理論的流布，后人類科幻小說研究的多元性使它超出了單一學科或維度的限定，文化與身份的研究視角逐漸流行。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1987）在《后現(xiàn)代轉(zhuǎn)向》（The Postmodern Turn）一書中研究了后人類主義的新文化思潮與哲學。堂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和凱瑟琳·黑爾絲（Katherine Hayles）將“后人類”理論進一步延伸與拓展。哈拉維認為克隆人是“不合時宜的他者”（inappropriate/d others），她指出“科幻小說主要圍繞不確定的自我與意想不到的他者之間的相互滲透，以及跨國界的科技語境之下可能出現(xiàn)的世界”。在哈拉維最具影響力的論文《賽博格宣言：二十世紀晚期的科學、技術(shù)和社會主義者的女性主義》（“A Manifesto for Cyborgs：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中，她論述了“賽博格”（Cyborg）的哲學思考，反思高科技給人類個體和社會所帶來的深遠影響。她將這個詞融入后現(xiàn)代科技革命對人類的影響中，世界出現(xiàn)“電子人”“機器人”“克隆人”等擁有長壽、情感和思維的“后人類”后，人類社會秩序是否需要重構(gòu)。黑爾絲在其著作《我們?nèi)绾巫兂珊笕祟悺分兄赋?，高科技時代的科幻敘事“組成了多層的隱喻和實質(zhì)性的轉(zhuǎn)述系統(tǒng)，里面的生命、本質(zhì)及人類正在被重新定義”。后人類觀點看重信息化的數(shù)據(jù)形式，輕視物質(zhì)性的事實例證，人的身體都是我們要學會操控的假體，并且強調(diào)觀念與意識，而非身體的具體形式，換言之，脫離載體的信息與思想的人類都是后人類。在她的新書《非思考》（Unthought，2017）中，她再次強調(diào)了“非意識認知”（nonconscious cognition），即“認知超越了生物學上的生命體，而存在于其他生命形態(tài)和復雜的技術(shù)系統(tǒng)中”，克隆人、仿生人等后人類對信息的高效處理能力擊垮了以意識為傲的人類，去具身化的“后人類”也能具有移情能力，從而彰顯人性。另外，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我們的后人類未來：生物科技革命的后果》中提出了生物技術(shù)充斥著的“后人類”時代種種關(guān)于“人”的問題和憂慮，包括人權(quán)、人性、行為和尊嚴，并對控制基因技術(shù)的政策給出了建議。

然而，盡管哈維拉、黑爾絲和福山在“后人類”研究領(lǐng)域極具影響力，但是他們的專著都缺乏足夠的小說文本細讀，這也是眾多克隆人或后人類研究的普遍問題，多數(shù)專著呈現(xiàn)出社會學、人類學、后現(xiàn)代文化的傾向，缺少了對具體作家作品的研讀。

因此，如果將范圍縮小至克隆人科幻小說的文學研究，大致有29本專著，而從內(nèi)容來看，目前視角較廣、理論較全的當屬瑪利亞·費麗拉（Maria Aline Seabra Ferreira）的《我是他者：克隆人的文學商談》（I Am The Other：Literary Negotiations of Human Cloning，2005）。書中以“后人類”“他者”“拉康鏡像”“身份”“女性”等關(guān)鍵詞，將多部小說按照不同主題進行分類研究。從柏拉圖的類像演變到鮑德里亞的類像，從女性主義視角探索克隆敘事中的男性霸權(quán)，從克隆人的性別政治談及烏托邦，涵蓋了克隆人研究的多重視角。

當代世界著名科幻文學研究專家達科·蘇恩文（Darko Suvin）在其專著《科幻小說面面觀》（Positions and Presuppositions in Science Fiction，2011）中專門就克隆人提出了科幻小說的創(chuàng)作觀點，即“突變、克隆作為認知的寓言”。作為世界最具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學派理論家之一，蘇恩文的中心論點是“科幻小說是依據(jù)其呈現(xiàn)一種新認知（cognitive novum）時所使用的間離性創(chuàng)作技巧而得以界定的”，即從俄國形式主義“陌生化”和布萊希特的“間離”效果基礎(chǔ)上得出的“認知疏離”特征。在其專著中，他從早期的《弗蘭肯斯坦》到顛覆進化論的《美妙的新世界》逐層深入，舉例探討。比如奧拉夫·斯塔普雷頓（Olaf Stapledon）的《最后的人和最初的人》（Last and First Man，1930）就是對烏托邦共產(chǎn)主義和人道唯心主義的隱喻。在多部英美克隆人科幻小說的分析基礎(chǔ)上，蘇恩文繼而指出克隆是對身份的隱喻和對世界的認知，他圍繞“自我”“美國大眾文化與個性缺失”“災(zāi)難警告”“人性”“帝國主義”等問題，指出應(yīng)在陌生化的克隆敘事中發(fā)掘克隆人社會與人類社會以及各種人物關(guān)系的類比。在另一本專著中蘇恩文指出，科幻文學人物不一定是人類，甚至外形都不是人，科幻文學尤其烏托邦基本上通過認知邏輯才能使敘事或虛擬生效，將其上升為社會政治價值層面，以此證明他的“認知疏離”理論，即作品中的人際關(guān)系和社會必須由讀者去發(fā)現(xiàn)與人類有何相似或不同，才能產(chǎn)生意義。雖然蘇恩文過于注重科幻的政治寓言，但是他的理論為本書提供了解讀、闡釋與認知的方法。

其次，除了以上學理性較強的科研專著，筆者發(fā)現(xiàn)西方不少學者都進行了跨學科研究，將文學與倫理學、后現(xiàn)代文化、社會政治、心理學、敘事學等領(lǐng)域融合。英國科普作家、理論家強·特尼（Jon Turney）博士的著作《弗蘭肯斯坦的腳步：科學、基因與大眾文化》（Frankenstein's Footstep：Science，Genetics and Popular Culture，1998）從《弗蘭肯斯坦》小說文本分析入手，探討了基因工程對人類帶來的倫理問題。他重點論述了一戰(zhàn)后科技發(fā)展背景，結(jié)合小說《美妙的新世界》《浮士德》《莫羅博士島》、R.U.R.等“人造人”問題展開論述。這部專著闡述了“生物時代炸彈”（Biological Time Bomb）將給人類后代、身體、身份等方面帶來毀滅性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特尼指出，“一批名聲顯赫的英國作家和科學家共同開發(fā)了一個新興趣，即生物學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所帶來的種種可能性”，這也是他首次梳理了那個時代幾個重要作家之間的關(guān)系：霍爾丹在劍橋生化系工作，他的妹妹是著名科幻作家、克隆人小說《三號解決方案》的作者娜奧米·密歇森（Naomi Mitchison）；他們共同的好友就是赫胥黎兄弟，而阿道司·赫胥黎正是“世界三大反烏托邦小說”之一——《美妙的新世界》的作者。霍爾丹（J.B.S.Haldane）是英國著名遺傳學家，他享譽世界的專著《代達羅斯》（Daedalus，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1924）對生命科學的未來發(fā)展做了許多大膽預(yù)言，開啟了科學應(yīng)用與倫理的探討。這本專著于1923年首次作為演講出現(xiàn)，盡管其中有些內(nèi)容，如合成食物、生態(tài)災(zāi)難、優(yōu)生控制與體外胚胎在當時顯得駭人聽聞因而招致責難，但是他的多數(shù)預(yù)言后來都成為現(xiàn)實?；魻柕ふJ為克隆人技術(shù)會導致“人類的統(tǒng)一”（unification of mankind），使之成為欲望目標，但是由于缺乏多樣性，世界會變成“世界共同體”（world community）。當然，這個“共同體”是基于生物多樣性缺失后的倫理判斷及生物前景，這種未來人類生活狀態(tài)正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和密歇森的《三號解決方案》中所構(gòu)建的、具有批判意識的烏托邦。

在后現(xiàn)代文化研究轉(zhuǎn)向中，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針對克隆人的相似性（sameness）和身份問題對“克隆人”進行了深入探討。他的著作《擬像與仿真》（Simulacra and Simulation）是對后工業(yè)社會的真實寫照，知識成為可操作運轉(zhuǎn)的資料，大規(guī)模的復制使人找不到原本和摹本，只?！邦愊瘛保╯imulacra）。其中還有一篇專門研究克隆人的論文《克隆故事》（“Clone Story”），認為克隆人就是技術(shù)復制時代的類像。另外，在《相同性的地獄》（“The Hell of the Same”，1993）一文中，他探討了克隆人對人類意義的消解，指出人類身體中儲存所有信息的DNA分子終將成為假體（prosthesis），而個人只是抽象的基因公式。傳統(tǒng)兩性結(jié)合的家庭倫理被顛覆，“俄狄浦斯情結(jié)”（Oedipus Complex）不復存在，克隆人對人的問題提出挑戰(zhàn)，重復了西方人對文化的懷疑、失望和不信任。

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理論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Jameson）在其專著《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識》和論文《小說中的世界縮影：烏托邦敘事的出現(xiàn)》中就科幻小說的烏托邦研究進行了分析。詹姆遜指出，烏托邦帶給人類恐懼，并且成為消費社會的寫照。他特別以美國著名科幻女作家厄休拉·勒奎恩的作品為例，“烏托邦社會中的人沒有性別。上癮以及性，正是人類文化的象征，也是用于表明人與其他動物之間的根本差別”?！盀跬邪畈⒎翘摌?gòu)，雖然它們不是存在之物……它們是來自未來的時間旅行者，向我們發(fā)出關(guān)于未來的警示：如果沒有我們，沒有我們的現(xiàn)在，未來將永遠不會形成存在”。詹姆遜的文論為克隆人科幻小說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鑒，因為許多克隆人的烏托邦敘事正是基于人類現(xiàn)實，對商品經(jīng)濟、消費社會進行批判、對未來科技的理性運用進行警示的。

近年來心理分析的術(shù)語也逐漸被運用于克隆人科幻小說研究中，比如弗洛伊德的“暗恐”（uncanny）理論?！鞍悼帧钡脑~義本身就很獨特，它包含了自己的反義，即在熟悉的事物中產(chǎn)生陌生感，或者在陌生事物中產(chǎn)生熟悉的感覺。它雖然最早是心理分析的術(shù)語，關(guān)鍵詞是“重復”（repetition）、“復影”（double）和“壓抑的復現(xiàn)”（recurrence of the repressed），某些忘記或壓抑的事情卻在無意識間再次上演，令人產(chǎn)生恐懼或怪異之感。西方學界將弗洛伊德的“暗恐”理論廣泛運用于對哥特式文學的解讀，包括恐怖、黑暗、神秘、超自然、鬧鬼、分身、詛咒、厄運、死亡等主題，以探討小說中的神秘氣氛與恐懼心理。筆者認為“暗恐”中的“暗”字旨在突出詞義中“隱秘的”“壓抑的”“秘密的”意思，但“uncanny”絕非僅表示“恐懼”。如今它已不只局限于心理學，而是被運用于文學、藝術(shù)、建筑、文化等其他領(lǐng)域，是日常生活的普遍現(xiàn)象，它不僅能讓人對似曾相識的人和事產(chǎn)生恐怖感，更重要的是似是而非、令人困惑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進入二十世紀后，“暗恐”也完成了后現(xiàn)代轉(zhuǎn)向，成為“非概念”（unconcept）的術(shù)語。安妮林·馬塞林（Anneleen Masschelein）的《非概念：二十世紀后期理論中的弗洛伊德暗恐》論述了二十世紀后“暗恐”的非概念特征，指出它不再局限于心理學，而與俄國形式主義中的陌生化、布萊希特的間離效果具有相似性，對應(yīng)了科幻敘事的“認知疏離”特征，同時，人造人、機器人、賽博格、器官移植、變性人等“后人類”敘事都是“暗恐”?！断胂笾械目苹茫簭目苹弥薪庾x科學》就將“暗恐”理論用于分析高科技語境下的新型人類，探討了科幻小說中克隆人的怪異的家庭（uncanny families）、克隆人母親身份、賽博格人性與克隆人的“復制”身份等。而“克隆”一詞本身就包含“重復”之意，克隆人的基因復制體現(xiàn)了暗恐中的“雙重性”或“復影”現(xiàn)象，可以說，這個“復制品”就是暗恐現(xiàn)象。

從敘事學視角來看，自2009年以來，作為后經(jīng)典敘事學流派，西方的“非自然敘事”理論也越來越多地運用于對科幻小說的解讀之中?？苹眯≌f通過對現(xiàn)實世界的陌生化書寫，營造出“不可能的世界”，即物理上、邏輯上、人力上不可能的情境與事件，挑戰(zhàn)我們對真實世界的認知，其本質(zhì)呈現(xiàn)出違背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的“反模仿”（anti-mimetic），正如理查德森所言：“非自然敘事包含著重要的反模仿事件、角色、背景及框架?！?sup>理查德森進而也指出傳統(tǒng)經(jīng)典科幻不全是非自然敘事，尤其那種建構(gòu)未來可能發(fā)生的現(xiàn)實主義敘事。但后現(xiàn)代作品中，諸如勒奎恩這些作家創(chuàng)造了反現(xiàn)實主義或邏輯上不可能的情節(jié)與事件，是真正意義上的非自然敘述，而且越來越多的科幻小說走向了非自然敘事。盡管我們對于克隆人是否真實存在不得而知，但是就科幻小說的非自然性而言，克隆人體現(xiàn)了非自然敘述者、非自然時空等特征，因為克隆人的身份首先就不能確定是人類，其異化、物化的特點成為小說中特殊的、不自然的敘事者（narrator），而母體原作如同時空穿越般看見了新生的、年輕的自己，這又成為怪異的非自然情境。

2017年出版的《編輯靈魂：基因時代的科學與小說》（Hamner，2017）是以“跨學科”研究視角對克隆人科幻小說進行的較為全面系統(tǒng)的解讀，該書發(fā)掘基因工程如何轉(zhuǎn)變?nèi)祟惐倔w作為核心的敘事的傳統(tǒng)，尤其對基因克隆等技術(shù)對女性的影響進行反諷。另一本專著《黑色孤兒中的科學》針對加拿大克隆人題材電視劇《黑色孤兒》（Orphan Black），對科技倫理和人類身份進行了解讀，劇中女性克隆人莎拉·曼寧（Sarah Manning）無意中發(fā)現(xiàn)自己是克隆人，同時她還有許多“姐妹”分布在北美各地。作者圍繞克隆人身份、自我、性格和主體性等問題提出觀點：“基因本身并不能確定你是誰——它們只是個體身份的組成部分而已?！?sup>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許多生物學家、哲學家、倫理學家也曾針對克隆技術(shù)提出過倫理困境與解決方案，但這些專著更傾向于純粹的倫理學研究。比如潘斯教授（Gregory E．Pence）在著作《美妙的新生物倫理學》（Brave New Bioethics，1998）中提出，小說中的生物倫理必須探討為何人類在面對死亡、制造生命時會出現(xiàn)道德兩難，我們?nèi)绾沃匾?、如何行動，而不僅僅是創(chuàng)造簡單的規(guī)則、平等性和口號?！岸嗬蛑浮币炼鳌ね柲绿兀↖an Wilmut）在專著《多莉之后：克隆人的運用與濫用》（After Dolly：The Uses and Misuses of Human Cloning，2006）中就從倫理道德方面明確禁止克隆嬰兒，探討了人類基本的倫理問題。著名生物學家、哲學家伯納德·羅林（Bernard Rollin）出版過多部專著，在其著作《弗蘭肯斯坦綜合征》（The Frankenstein Syndrome，1995）和《科學與倫理》（Science and Ethics，2006）中，他從生命倫理學的角度（bioethics）對克隆技術(shù)進行了探討，指出這種非人道的、不道德的技術(shù)會使自然選擇退化。

最后以論文為例，通過對Jstor、Gale、Web of Science、EBSCO、Proquest Academic Library和賓夕法尼亞大學Van Pelt Library等主要西文期刊數(shù)據(jù)庫的檢索，截至2019年3月31日，國外約有12000篇論文涉及“克隆人”問題研究，純粹的文學研究約4000篇，其中博士論文62篇，碩士論文至少5篇，多數(shù)研究又將“克隆人”與“生物科學”“地球與環(huán)境科學”“純科學”“健康科學”和“應(yīng)用科學”等領(lǐng)域相結(jié)合，比如，有學者以威爾頓的小說《克隆喬安娜·梅》（Fay Weldon，The Cloning of Joanna May，1989）為研究對象，指出“生物倫理與科幻小說在道德表達中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同時，筆者發(fā)現(xiàn)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和石黑一雄的《千萬別丟下我》是國外學者研究較多的兩部克隆人科幻小說。

與國外相比，國內(nèi)對克隆人科幻小說研究的深度、成果的數(shù)量和水平，基本上還處于起步階段，但筆者也注意到，2010年是一個關(guān)于克隆人主題研究的分水嶺。2010年之前關(guān)于克隆人的純粹的倫理學專著較多，只有少數(shù)文學研究，而論文卻在2010年之后逐年增多。毋庸置疑，隨著劉慈欣的《三體》以及郝景芳的《北京折疊》相繼獲得相當于科幻界諾貝爾獎的“雨果獎”后，中國科幻研究日益崛起，學術(shù)界對科幻小說的關(guān)注度大幅度提高。劉慈欣的《流浪地球》開啟了中國科幻研究的新篇章，由這部短篇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不僅震驚了美國好萊塢科幻電影產(chǎn)業(yè)巨頭，更是讓世界大開眼界，這可謂中國科幻里程碑的象征。

首先就專著而言，從1996年克隆羊誕生之際至2009年，國內(nèi)的不少專著主要集中于比較純粹的技術(shù)倫理研究。比如，《從“夏娃”到克隆人：生物克隆技術(shù)》（王晨編著，2002）一書由古至今、由淺及深，從遠古人類的克隆情結(jié)談到基因的發(fā)現(xiàn)，從克隆羊談到治療性克隆與生育性克隆，從克隆術(shù)發(fā)展談到各國政府對此的反應(yīng)和態(tài)度，以及人類因此面臨的問題。但是，這本專著甚少談及科幻，因而更傾向于科普性讀物。高兆明和孫慕義合著的《自由與善：克隆人倫理研究》（2004）是一本學術(shù)性很強的專著，主要從遺傳學、倫理學和哲學的角度對克隆人技術(shù)應(yīng)用的社會風險、道德風險、技術(shù)與道德來進行論述，并且從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的維度證明克隆人具有人格唯一性。

較有代表性和文學性的專著的當屬科幻作家韓松的《人造人：克隆術(shù)改變世界》（1997），這應(yīng)當被認為是克隆羊多莉問世以來國內(nèi)最早的回應(yīng)。他首先介紹了克隆術(shù)時代的到來對世界的影響，其中的“卡夫卡式的問題”“上帝死后人也死了”等章節(jié)敘述了現(xiàn)代主義文學對荒誕性、人的本體論及人性等問題的關(guān)注。他借鑒鮑德里亞的“復制”與“類像”理論指出，多莉的問題重復了西方人對文化的懷疑、失望和不信任。在第二章“造人神話”中，他簡單地介紹并分析了《人的復制》《無性人》《巴西來的男孩》、阿西莫夫的機器人等小說，指出弗蘭肯斯坦式的“怪物恐懼癥”和克隆術(shù)的“現(xiàn)代性神話”。其他章節(jié)圍繞“克隆人權(quán)利”“生物基因工程”“新技術(shù)的道德兩難”等倫理方面進行探討，但是其散文式的闡述并不屬于克隆人科幻小說系統(tǒng)的文學研究。

除此之外，由王建元，陳潔詩主編的論文集《科幻·后現(xiàn)代·后人類：香港科幻論文精選》（2006）匯編了不少科幻小說研究論文，探討了科技對人類的影響，貫穿了對他者、人的社會化、后人類和晚期資本主義批判等方面的思考。其中，王建元的論文《科幻·后現(xiàn)代·后人類》分析了從《弗蘭肯斯坦》以來的科技發(fā)展以及未來科技對倫理和社會的潛在威脅。林榮基的論文《人類有機機器人后人類的互動草圖》和《〈未來戰(zhàn)士3：殲滅者〉：科幻片的社會意涵》通過智能機器人的身份訴求探討了人本主義，并將反烏托邦式的科技恐慌作為資本主義弊病的隱喻。這部論文集是最早的以“后人類”這一理論進行的科幻小說研究，而近年來，國內(nèi)學術(shù)界不斷以“后人類科幻小說研究”進行學術(shù)會議，可見，克隆人作為后人類子題又呈現(xiàn)出全新的研究趨勢。2017年6月21日在香港中文大學、美國杜克大學共同舉辦的華文及比較文學協(xié)會雙年會（ACCL）上，青年學者及科幻作家王瑤、世界華人科幻協(xié)會副會長及作家陳楸帆作為主要發(fā)言人，以各自發(fā)表的學術(shù)論文為基礎(chǔ)，解讀了包括勒奎恩、劉慈欣、王晉康等國內(nèi)外著名科幻作家的作品，提出了顛覆性及批判性的審問，以人文主義危機思考人與科技、未來的關(guān)系。

其次就論文而言，2010年后中國不少學者開始關(guān)注“克隆人”這一科幻小說分支。根據(jù)中國知網(wǎng)期刊庫查詢的結(jié)果，迄今為止，只有一篇博士論文是關(guān)于克隆人科幻小說的文學研究。20篇涉及《美妙的新世界》的碩博論文，其中4篇博士論文分析到該文本；有122篇學術(shù)論文涉及石黑一雄的《千萬別丟下我》，其中，35篇碩士論文，研究視角包括創(chuàng)傷敘事、空間敘事、拉康心理分析、科技倫理、藝術(shù)隱喻、生命主體、烏托邦等。比如，碩士論文《〈別讓我走〉中無法逃離的全景監(jiān)獄》（繆云婷，上海外國語大學，2018）從?？氯氨O(jiān)獄理論的視角探討小說中克隆人的無處可逃的狀態(tài)；《石黑一雄〈別讓我離開〉中的文化創(chuàng)傷和愈合》（張雅芳，鄭州大學，2018）從文化創(chuàng)傷的角度解讀這部小說，試圖發(fā)掘作者的創(chuàng)作意圖和小說的社會意義。方幸福教授發(fā)表的《被過濾的克隆人——〈千萬別丟下我〉人物性格及命運解析》（《外國文學研究》，2014年第2期）主要從埃里克·弗洛姆的社會性格和社會無意識理論來解析克隆人的性格與悲慘命運。朱云的《〈千萬別丟下我〉中的黑爾舍姆體制與敘事倫理》以亞當·紐頓的敘事倫理為理論框架，研究了讀者移情及倫理回應(yīng)（《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以“后人類”科幻研究為視角的學術(shù)論文共26篇，信慧敏在《當代外國文學》（2012.10.15）上發(fā)表的《〈千萬別丟下我〉的后人類書寫》，論文從“身份訴求”角度批判人類中心主義和科技泛濫，研究引用了“暗恐”和“后人類”等西方流行的文學批評理論。自2018年以來，后人類敘事研究數(shù)量呈現(xiàn)快速增長，比如：在王一平的《從“賽博格”與“人工智能”看科幻小說的“后人類”瞻望——以〈他，她和它〉為例》（《外國文學評論》，2018年第2期）是對人造智能體這一題材進行文學研究，探討了性別、種族等主體性問題，視角新穎?！逗笕祟悢⑹屡c文明的未來——對C.S.路易斯科幻小說〈黑暗之劫〉的一種闡述》（潘一禾、鄭旭穎，《浙江社會科學》，2018.6.13）、《后人類視域中的人性反思——劉宇昆科幻小說論》（肖畫，《文學研究》，2018.11.30）、《科幻電影創(chuàng)意：后人類視野中的身體美學》（黃鳴奮，《東南學術(shù)》，2019.1.1）、《“后人類”語境下科幻電影對“主體性”的探討——以〈她〉與〈機械姬〉為例》（陳希洋，《藝苑》，2019.2.20）等論文都對科幻作品中的人文思想進行了思考?？梢?，“后人類”理論已運用于科幻解讀，但這種研究方法仍存在更廣的學術(shù)空間。

綜上所述，國內(nèi)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其一，研究缺乏文學性。專著即使提到克隆人小說，也都不是系統(tǒng)的文學研究，而是更傾向于哲學、道德、生命倫理等的專題研究。盡管它們?yōu)楸狙芯刻峁┝吮夭豢缮俚睦碚撡Y料，但是其“文學性”都明顯欠缺。其二，研究對象多集中于單部作品。被研究最多的莫過于《美麗新世界》和《千萬別丟下我》，其他經(jīng)典或暢銷作品從而被忽略了。而且非學術(shù)論文研究的理論基礎(chǔ)基本借鑒西方文論，使研究視角受到了局限，缺乏特色和系統(tǒng)的理論指導。其三，研究存在盲點。比如克隆人的身份、克隆人與自然人的矛盾、克隆人個體與群體的沖突、克隆人的反烏托邦，它們都是小說中值得探討的重要部分，卻尚未被納入我國學者的研究范圍。本書將以文學倫理學批評為主要方法，結(jié)合心理學、文化批評、女性主義、生態(tài)批評等多重學科視角進行深入系統(tǒng)的研究，將科幻、文學、科技、倫理四大要素相融合，探索浸淫于文本之中的倫理啟示與人文思想。另外，基于已有的國外理論，筆者進一步結(jié)合文學倫理學批評中的“科學選擇”這一術(shù)語，將“后人類”的概念提升為“科學人”，突出科技接入后使人兼具倫理屬性與科學屬性，即一切利用科學技術(shù)改造和創(chuàng)造的人都是科學人。這一觀念更能彰顯高科技語境下人類身份的變化與科學選擇的倫理維度：“科學時代，人類則要經(jīng)歷或者已經(jīng)正在經(jīng)歷一個科學選擇的階段，使人變成科學的倫理人?！?sup>本書的研究對象不僅增加了國內(nèi)外克隆人科幻小說，還將擴大上述研究范圍、補充研究視角，從小說中不同的倫理環(huán)境加以分類研究。

1. 世界上法律禁止代孕行為的國家有法國、瑞士、德國、西班牙、意大利等。法律允許代孕行為的國家有美國、比利時、荷蘭、丹麥、匈牙利、羅馬尼亞、芬蘭和希臘等。而在印度，商業(yè)性代孕的合法化使代孕成了一個產(chǎn)業(yè)。詳情參見http：//focus.chinavalue.net/Finance/2011-12-23/378534.html。
2. Maria Aline Seabra Ferreira，I Am The Other：Literary Negotiations of Human Cloning．London：Praeger Publishers，2005，p.1.
3. Jan Alber，Unnatural Narrative：Impossible Worlds in Fiction and Drama．Lincoln：U of Nebraska P，2016，p.43．
4.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39頁。
5. 達爾文：《物種起源》，周建人、葉篤莊、方宗熙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7年，第75—274頁。
6.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50頁。
7.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及其它：聶珍釗自選集》，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8—19頁。
8. 達科·蘇恩文：《科幻小說變形記》，丁素萍、李靖民、李靜瀅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6頁。
9. 參見http：//baike.baidu.com/view/1364.htm。
10. J.B.S．Haldane，“Biological Possibilities for the Human Species in the Next Ten Thousand Years，”in Man and His Future，ed．Gordon Wolstenholme，Boston：Little Brown，1963，p.372.
11. Darko Suvin，“Estrangement and Cognition，”1979．in Speculations on Speculation：Theories of Science Fiction，eds.by James Gunn and Matthew Candelaria，Lanham，Maryland：Scarecrow Press，2005：23-35，p.25.
12. Ibid，p.27.
13. 參見王建元、陳潔詩：《科幻后現(xiàn)代后人類》，福州：福建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年，第66頁。
14. Turney Jon，F(xiàn)rankenstein's Footsteps：Science，Genetics and Popular Cultur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145.
15. 參見Ursula K.Le Guin，“On Theme，”in Those Who Can，A Science Fiction Reader，New York：St．Martin's Griffin，1996：203-209，p.204。以及Pamela Sargent，ed，“Introduction，”in Bio-Futures：Science Fiction Stories about Biological Metamorphosis，New York：Vintage，1976，xxxv。
16. Lee M Silver，Remaking Eden：Cloning and Beyond in a Brave New World，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98，p.97.
17. （Never Let Me Go）也譯作《莫失莫忘》《別讓我走》《別讓我離開》等?！幷咦?/li>
18. N．Katherine Hayles，Chaos Bound：Orderly Disorder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Sci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pp.265-95.
19. Ian Wilmut，Keith Campbell，and Colin Tudge，The Second Creation：The Age of Biological Control，London：Headline，2000，p.298.
20. 參見Jean 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trans．S.F．Glaser，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pp.1-27。
21. Donna Haraway，“The Promise of Monsters：A Regenerative Politics for Inappropriate/d Others，”in The Haraway Reader，New York：Routledge，2004，63-124，p.70.
22. N．Katherin Hayles，How We Became Posthuman：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Literature，and Informatics，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224.
23. N．Katherin Hayles，Unthought：The Power of the Cognitive Nonconsciou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p.9.
24. 參見Francis Fukuyama，Our Posthuman Future：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Saint Martin's Press Inc.，2002。
25. 達科·蘇恩文：《科學小說面面觀》，郝琳、李慶濤、程佳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13頁。
26. Darko Suvin，Defined by A Hollow：Essays on Utopia，Science Fiction and Political Epistemology，Bern：Peter Lang AG，2010，pp.41-43.
27. Jon Turney，F(xiàn)rankenstein's Footstep：Science，Genetics and Popular Culture，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99.
28. J.B.S．Haldane，Daedalus，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a paper read to the Heretics，Cambridge，on February 4th，1923，London：K．Paul，Trench，Trubner ＆ Co.，ltd.1924．
29. 參見Jean Baudrillard，Simulacra and Simulation，trans．S.F.Glaser．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30. Jean Baudrillard，“The Hell of the Same，”in The Transparency of Evil：Essays on Extreme Phenomena，trans.，James Benedict，London，New York：Verso，1993，pp.117-118.
31.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詹姆遜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識》，王逢振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89頁。
32.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詹姆遜文集（第3卷）：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識》，王逢振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89頁。
33. 詳見Sigmund Freud，“The Uncanny，”in The Uncanny，trans．David Mclintock．New York：Penguin Group，2003，pp.123-134。弗洛伊德提出的“暗恐”也譯作“恐惑”“非家幻覺”“怪怖”，本書目前主要引用國內(nèi)通用譯法，即童明教授翻譯的“暗恐”。另外，關(guān)于“雙重性”（double）的翻譯還參考了童明教授的譯法“復影”，參見童明：《外國文學研究》，“暗恐/非家幻覺”，2011年，第106—116頁。
34. 參見Anneleen Masschelein，The Unconcept：the Freudian Uncanny in Late-Twentieth-Century Theor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2011，pp.7-148。
35. 參見SciFi in the Mind's Eye：Reading Science through Science Fiction，Edited by Margret Grebowicz，Chicago：Open Court，2007，pp.101-113。
36. Brian Richardson，Unnatural Narrative：Theory，History，and Practice，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2015，p.3.
37. 參見Brian Richardson，Unnatural Narrative：Theory，History，and Practice，Columbu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2015，p.10。
38. 參見Griffin，Casey and Nina Nesseth，The Science of Orphan Black：The Official Companion，Toronto，Ontario，Canada：ECW Press，2017，p.8。
39. 參見Gregory E．Pence，Brave New Bioethic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1998，pp.57-77。
40. Hansen，Solveig L，“Family Resemblances：Human Reproductive Cloning as an Example for Reconsidering the Mut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Bioethics and Science Fiction，”in Journal of Bioethical Inquiry，New York：Springer.2018（2）：231.
41. 參見韓松：《人造人——克隆術(shù)改變世界》，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7年。
42.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