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棺論定與身后是非

有一位老專家，評論一本書的著者——一位外國人，說他“并沒有成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以致在本書結(jié)束時，暴露出袒護托洛茨基、貶低蘇聯(lián)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傾向”。

另一位老專家，評論這一評論，說“這篇……作于1986年7月11日，原來高先生（按即那位評論外國人的中國人）還認為被‘貶低’的人（按指斯大林）還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斯大林“蓋棺”到今天已經(jīng)30多年，從1961年從水晶棺中遷出，“入土為安”，也已經(jīng)近30年，但似乎還沒有“論定”，這在說慣了“蓋棺論定”的我們看來，不免有點反常。

其實，又有什么奇怪，那個“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的秦始皇，七月崩于外，九月葬于驪山，算到今天，差一年就整整2200年了，然而不是也還沒有論定嗎？

不管對他怎樣論定，反正秦始皇陵遲早要開掘，不是為了鞭尸，而是發(fā)啟墓葬。上海一家報紙解釋，限于技術(shù)條件，近期內(nèi)將暫不開掘，怕的是貿(mào)然動手，不能把地下宮殿和多項文物完好地出土和保存，關(guān)心所在并不是秦始皇那副皮囊骨骼。

開掘其陵墓，需要這種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論定其生平，同樣需要這種唯物主義態(tài)度。開掘，不急在一朝一夕，因為那個距地面16米以下的，500米×500米的正方形的墓壙，定點在那里是跑不了的。秦始皇的一生，事實俱在，同樣無所逃于后人的臧否，兩千年而無定評，也表明其影響?yīng)q存，后人正可以從他所作所為的近期和遠期效果綜合考察，各自作出自己的判斷。各自作出判斷而已，又何必定于一個結(jié)論？

斯大林的是否“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以成為問題，乃是糾纏于“蘇聯(lián)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革命”（姑從那位老專家高先生的提法）是否屬于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如果把斯大林模式的創(chuàng)建者徑直稱為斯大林主義者，那就無可爭辯了。

“仁義不施”的秦始皇如果侈談仁義，那論者自會莫衷一是，但秦始皇作為秦始皇主義者，果然名實相副，不折不扣；只有在材料證明秦始皇實行的并非秦始皇主義的時候，才會再起爭端。

然而為什么現(xiàn)代人如斯大林，古代人如秦始皇，還是不能論定呢？因為他們是大人物的緣故。

巷閭小民張三、李四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無關(guān)國計民生；張三、李四是不是貫徹始終、言行一致、表里無訛的張三主義者、李四主義者，也不涉及大局。大人物就不同了。中國歷來的所謂大人物，據(jù)說有立德、立功、立言幾種類型，其德、其功、其言都影響人民和社會至巨。因此，從他的言行來看，有德無德，為功為過，在理缺理，就要用人民利益和歷史進步的尺度來衡量，言人人殊、各執(zhí)一詞的情況自然難免，議論紛紛，蓋棺也就無法論定了。

不過，看穿了時，真正關(guān)心論定問題的，一是認真執(zhí)著得近迂的某些歷史家，一是認真執(zhí)著得近迂的家屬，不同之處，前者務(wù)虛，后者或多務(wù)實而已。至于被論定的本人，究竟認真執(zhí)著還是曠達瀟灑，無從取證，只能從生前的態(tài)度略加推測。即使曠達瀟灑，也自各各不同。近讀汪曾祺新編京劇《大劈棺》，莊子休鼓盆成大道，執(zhí)著了那么一下子，終于什么都不在乎了，因為死而復(fù)活，我們才知道他的確無慮于身后種種了。另有一種，是哪管我死后洪水滔天，固然不足與言“腐儒”們的名節(jié)論，難道能與莊某人的《齊物論》同日而語嗎？

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