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家學與漢學

在中國歷史上，官、私之學的消長影響到學術盛衰。家學與官學若即若離，或者重疊交叉，但家學本質上是私學，具有民間性?！掇o?！丰尅凹覍W”云：“家傳之學。如：家學淵源?！侗笔贰そ絺鳌罚骸缴賯骷覍W?！K軾《劉壯輿長官是是堂》詩：‘劉君有家學，三世道益孤’?！?sup>[1]“家傳之學”是簡略解釋。概言之，家學是以經、史、諸子、文辭之學為基本內容，治學的重心或方法、特色具有同一性，且家族數代相傳的學問。至于技藝、書畫、醫(yī)學、戲曲等領域借用“家學”一詞，則體現了這一概念的泛化，并非本義。

歷代家學的具體情形不盡一致。三代學在王官，官師合一，治學之士多為公卿子弟，家學與官學密切相關。東周私學勃興，諸子百家并起立說，議論縱橫，學術的民間性空前彰顯。錢穆論秦漢時期的學官“博士”云：

古代學術分野，莫大于王官與家言之別。鮑白令之有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言其公，“家”言其私。百家言者，不屬于王官而屬于私家，易辭言之，即春秋以下平民社會新興之自由學術也。王官學掌于“史”，百家言主于諸子，諸子百家之勢盛而上浮，乃與王官之史割席而分尊焉，于是有所謂“博士”。^[2]

關于“博士”的私學性質尚可再加探討，但錢穆認為稷下學派及諸子百家屬于私學，且注意到博士之職在秦、漢之際的變化，無疑是有識之見。事實上，民間學術脈絡一旦形成，就會以不同形式傳衍、流播，從先秦的諸子百家，到后世的學術“異端”和家學，大體上都是私學。

西漢大一統(tǒng)局面后，官學統(tǒng)攝了學術文化，而家學仍流轉不絕，形態(tài)各異。官學是漢代經學世家的主要來源，如“五經博士”。但漢代經學極重師承，“五經博士”均以家世傳業(yè)?！皾h人無無師之學，訓詁句讀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書，音訓備具，可視簡而誦也。書皆竹簡，得之甚難，若不從師，無從寫錄；非若后世之書，購買極易，可兼兩而載也?！?sup>[3]師承為家學衍生、為官學的民間化提供了條件。陳喬樅論漢儒《齊詩》學云：“漢儒說經，最重家學。”文景之際，言《詩》者有魯、齊、韓三家并立學官，三家之學，“皆家世傳業(yè)，守其師法”。^[4]于是，本為官學的經學逐漸家學化，轉化為民間學術。時移勢異，東漢許多經學世家不再立于學官，只是家學相傳。

魏晉時期，儒經的學官地位遭受沖擊，而士族社會成為家學傳承的基礎。陳寅恪指出：“東漢以后學術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門乃為學術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經五胡之亂，而學術文化尚能保持不墜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漢族之學術文化變?yōu)榈胤交凹议T化矣。故論學術，只有家學之可言，而學術文化與大族盛門常不可分離也?！?sup>[5]魏、晉、南北朝時期，學術的民間性較前代發(fā)展，不像兩漢那樣籠罩在官學之下，這對于隋唐以后的學術也具有重要意義。故陳寅恪認為：“河隴一隅所以經歷東漢末、西晉、北朝長久之亂而能保存漢代中原之學術者，不外前文所言家世與地域之二點，易言之，即公立學校之淪廢，學術之中心移于家族，太學博士之傳授變?yōu)榧胰烁缸又罉I(yè)，所謂南北朝之家學者是也?！?sup>[6]家學傳承從此成為中國學術文化的命脈。

隋唐以后，士族社會發(fā)生了巨變，科舉成為士人進身之階。明、清科舉鼎盛，世代科甲者隨之增多，產生了許多科舉望族。乾嘉年間，有人羅列清初科舉世家：“本朝桐城張氏亦二世閣老；昆山徐氏則兄弟三鼎甲；宜興吳氏則五代進士；長洲沈氏、磁州張氏、泰州宮氏、吾邑蔣氏，則四代進士；長洲彭氏則祖孫會狀；德清蔡氏則從叔侄兩狀元，可謂超越前代矣?！?sup>[7]科舉強化了士人聯結官方體制的紐帶，有的科舉家族也重視學術。但科舉的目的是選官，即通常所謂選材，與學術世家不能等同。民初劉禺生說：“按有清一代，經史、詞章、訓詁、考訂各種有用之學，名家蔚起，冠絕前朝，皆從事學問，而不事舉業(yè)。凡有科名者未必有學問，而有學問者亦可得科名，或學優(yōu)而仕，或仕優(yōu)而學，學問不為舉業(yè)所限制。論其原因：一、繼承家學，如二錢、三惠、王氏父子之例。二、各有師承，讀《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等書自知。”^[8]在他看來，清代漢學之盛，實在于家學和師承，而不在科名。此說顯然不無道理。

錢穆曾說，先秦諸子百家之“‘家’字與‘官’字對立。官指王官，即政府中各衙門。家指社會中之私人家庭。因其成為一學派，門徒傳習，歷久弗替，猶如貴族家庭之爵位世襲般，故家字亦兼有家世之義”。^[9]他從家世相傳的民間學術來定義“家學”。陳寅恪則從士族的本質特征彰顯家學的意義：“所謂士族者，其初并不專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祿為其唯一之表征，而實以家學及禮法等標異于其他諸姓。如范陽盧氏……‘其文武功業(yè)殆無足紀，而見重于時，聲高冠帶，蓋德業(yè)儒素有過人者?！薄胺蚴孔逯攸c既在其門風之優(yōu)美，不同于凡庶，而優(yōu)美之門風實基于學業(yè)之因襲?！?sup>[10]古代如此，清代家學也不例外，同樣呈現出鮮明的民間性。

嘉道年間，汪喜孫向朝鮮友人介紹清代學者：“顧亭林、閻百詩、江艮庭、惠定宇、江慎修，皆下士耳；劉端臨先生、焦里堂、段若膺、程易田，皆不第舉子耳。達者阮、王高郵、嘉定、青浦五人；入翰林者，張皋文、戴東原、金輔之三人耳；近如葉東卿，則以金石家而為貲郎；黃仲則、吳蘭雪、楊蓉裳、萬盧山、張亨甫，則詩人、畫家而為貲郎?！?sup>[11]他所列不全，卻說明清代漢學與官學的距離。有的漢學世家雖與朝廷相關，如常州莊氏、高郵王氏，但絕大多數并非身居高位。即使由仕而學者，其家學興起也是在退出官場之后，如惠棟、錢大昕。故清代家學與官學的關聯遠不像漢代那樣密切，甚至不像六朝、隋、唐那樣依托于士族豪門。正如論者所云：“雖然清代的經學有阮元及曾國藩等達官貴人的提倡，但清代經學仍是一種民間學術文化，而且家族世傳經學也是一種民間社會文化現象?！?sup>[12]

當然，清代漢學是在因外因素的相互作用中興盛起來。江南經濟的發(fā)展為漢學繁衍提供了條件，而雍乾時期接踵發(fā)生的“文字獄”以及乾隆帝對經學的倡導則為考據學的繁榮推波助瀾。嘉慶年間，朝廷兼重宋學和通經致用，又為漢學的調整提供了契機。^[13]就學術本身來看，所謂“對理學反動”與“內在理路”說并非對立，都從不同視角揭示了學術自身的調整，體現了學術衍變的內在規(guī)定性。而尤當注意的是，這些影響學術變遷的因素多少帶有家族化特征。即使如近年較受注意的清初士人結社、清代士人交游、漢學師承等，實際上都以家族為樞紐。清代學者大多關心家族的興衰，受家族觀念的制約。

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四庫館是漢學興起的標志之一，但此前已經出現了一批崇尚經學、推崇漢學者，如惠棟、江永、戴震、錢大昕、沈彤等，而他們并非朝廷命官，與官學關系不大。故清代漢學的繁榮與其說見諸明史館、三禮館、四庫館一類學術事件，毋寧說體現在眾多家學的繁衍。究其主因，在學問日趨精深，而傳授途徑仍然狹窄的時代，家世其業(yè)具備一些常人缺少的有利條件。考史家趙翼（1727——1814）曾經指出：“古人習一業(yè)，則累世相傳，數十百年不墜。蓋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所謂世業(yè)也。工藝且然，況于學士大夫之術業(yè)乎！”^[14]章學誠也說：“古人重家學，蓋意之所在，有非語言文字所能盡者?！稘h書》未就而班固卒，詔其女弟就東觀成之。當憲宗時，朝多文士，豈其才學盡出班姬下哉！家學所存，他人莫能與也。大儒如馬融，豈猶不解《漢書》文義，必從班姬受讀？此可知家學之重矣！后世文章藝曲，一人擅長，風流輒被數輩，所謂弓冶箕裘，其來有自?！?sup>[15]嘉道年間，錢泰吉論清代學者云：“大抵為學必有師承，而家學之濡染為尤易成就，余前所述惠氏、萬氏皆然矣！若邵二云之學，發(fā)源于族祖念魯。姚惜抱之學，開于世父南青，亦人所共知也?！?sup>[16]對于考經證史而言，家學濡染顯然有利于學者成長。比如，乾隆間的著名?？睂W家盧文弨，其父盧存心曾應試博學鴻詞，其母馮氏，生于儒者之家。文弨幼時“濡染庭訓，又漸涵于外王父之緒諭。長則桑先生調元婿而師之，馮、桑二公皆浙中懋學之士，故其學具有本原?！?sup>[17]較為生動的事例是鄞縣萬氏。萬斯同幼年讀書過目不忘，卻因放蕩不馴，被其父萬泰禁閉在書室之內：

先生竊視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冊，讀之甚喜，數日而盡。又見經學諸書，皆盡之。既出，時時隨諸兄后，聽其議論。會家課，先生欲豫焉，諸兄笑曰：“汝何知？”先生曰：“觀諸兄所為，易與耳?！币螂s出經義目試之，千言立就。伯兄大驚，持之泣以告戶部（萬泰————引注）曰：“幾失吾弟。”戶部亦愕然曰：“幾失吾子。”遂從黎洲先生游，為高弟子，與聞蕺山劉氏之學。^[18]

這則故事反映了家學熏染對青少年從學、治學的意義。故清末胡蘊玉說：“國朝學術可稱極盛，余姚黃氏、鄞縣萬氏、高郵王氏、嘉定錢氏，其父子兄弟類能著書成一家言。家學之盛，超軼前古。當時宣歙間盛稱胡氏?！?sup>[19]作為績溪胡氏的后人，胡蘊玉感受到家學傳衍的重要性。劉師培也總結了家學傳衍的意義：“自漢學風靡天下，大江南北治經者以十百計?；蚴匾幌壬裕凼啦荒軞椘錁I(yè)。”^[20]何以如此？他認為，儒者諸學中，以經學為難：“蓋帖括之家，稍習宋明語錄，束書不觀，均得自居于理學。經世之談，僅恃才辯；詞章之學，僅恃華藻；而校勘金石，必施征實之功。若疏理群經，講明條貫，則非好學深思，不能理眾說之紛，以歸一是，故惟經學為難能。”^[21]“累世不能殫其業(yè)”恰是劉氏《左傳》學的寫照。

與此同時，因血緣和學術熏染，族人對家學的認同也比地域和師承更加容易。萬斯大之子萬經自稱“幼侍府君家塾，不曾別就外傅”。萬斯大館于錢塘魏氏，“挈經行，凡九年，無頃刻離，一切先賢懿訓、經史微義，晨夕提撕”。萬斯大卒后，萬經又從在京修《明史》的八叔父萬斯同問業(yè)。^[22]其后，萬經學術上主要是完善家學。清末葉德輝自認為“一生學業(yè)成就，固得力于庭訓，而亦克承家學，有以光大之”。^[23]孫詒讓重視家學，而不標榜師承，自感“凡治古學，師今人不若師古人。故詒讓自出家塾，未嘗師事人，而亦不敢抗顏為人師……（曲園俞）先生，于詒讓為父執(zhí)，其拳拳垂愛，尤逾常人，然亦未嘗奉手請業(yè)。蓋以四部古籍俱在，善學者能自得師，固不藉標楬師承以相夸炫也”。^[24]孫詒讓學術上博采眾長，發(fā)展了家學，但仍把家學熏陶置諸首要。

在清代漢學格局中，師承與家學常常合而為一或交叉?zhèn)魇?。許多學者學有本源，一些著述歷經數代才得完成，并且這些考證之作的梓行和流播，有的也歷經幾代。比如，臧琳在康熙年間著《經義雜記》30卷，直至其玄孫臧庸才公之于世。臧庸云：“維我高祖玉林公著書未刊，四傳至先考，不絕如縷。先考藏遺稿甚固，教不孝讀書，粗有知識，始啟篋校錄，擇其要者付梓。由是當世學者甫知有玉林先生其人?！?sup>[25]有論者計算，《清史稿·藝文志》所著錄的清人經部作品，《周易》共246部，其中家學類作品55部，占23％；《尚書》共110部，其中家學類作品32部，占32％；《詩經》共131部，其中家學類作品30部，占30％；三禮共240部，其中家學類作品63部，占26％；《春秋》共73部，家學類作品22，占30％。同時，在清人引以自豪的9種12部著名的清代新疏中，有6種7部出自家學，實際涵蓋了乾嘉經學的主要成果。^[26]此處百分比或有誤差，且對于家學類作品的認定，研究者可能略有出入，而這些數據大致印證了清代家學的重要性。

清初以來，側重經史考證的學術家族即已逐漸出現。對于清代漢學而言，學術家族的重要性體現在漢學的衍變和發(fā)展階段，而非興起之初。乾隆年間，常州莊氏不以學術名世。四庫館臣多非家學傳人，為四庫館撰寫提要的主要學者如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等都非出自漢學世家。乾隆朝前、中期漢學興起之時，家學的意義尚未彰顯。迨至乾嘉之際，眾多漢學家族崛起，逐漸在學術界舉足輕重。從乾隆五十九年（1794）算起，漢學大師接踵辭世，猶如春末殘花：五十九年（1794），汪中病卒于杭州；六十年（1795），謝墉卒，盧文弨卒于龍城書院。嘉慶元年（1796），邵晉涵病卒于京城；二年（1797），王鳴盛卒于蘇州；四年（1799），江聲卒于蘇州；六年（1801），金榜卒于歙縣，章學誠卒于紹興；七年（1802），張惠言病逝于翰林院編修任；九年（1804），錢大昕在紫陽書院逝世；十年（1805），劉臺拱卒于揚州，桂馥病卒于知縣任；十一年（1806），王昶卒于青浦，朱珪病卒于大學士任；十二年（1807），寧波府學教授丁杰卒；十九年（1814），程瑤田逝世于歙縣；二十年（1815），段玉裁卒于蘇州；二十一年（1816），莊述祖卒于常州；二十三年（1818），孫星衍卒于南京，許宗彥在杭州病逝；二十五年（1820），焦循病逝……此時王念孫、朱彬雖然健在，卻只是閉門著書。

嘉慶二年（1797），王鳴盛卒后，趙翼感慨“生平舊交，一時俱盡，凄然感懷”。因作詩云：“老來不復作詩新，偶作詩惟哭故人?？薇M故人無可哭，孑然顧影自傷神?！薄拔渚曃慕泴⑾喙?，儒林文苑亦宗工。此皆數十年成就，何意淪亡一歲中?！?sup>[27]七年之后，錢大昕病卒，趙翼感覺自己時間不多了。其詩云：“庚年同譜幾人留，百里相望兩白頭。君去更無人可語，我來應有伴同游?！?sup>[28]王昶卒后，段玉裁也致書王念孫，感嘆老成凋謝：“子田《鉤沉》蒙補刻，幸甚。而端臨遺書，恐碎簡不成片段，非執(zhí)事精心，恐不能成書也……蘭泉少寇六月仙逝，海內又少一個，竹汀已宿草矣?！?sup>[29]嘉慶十八年（1813），83歲的姚鼐序錢大昕的《疑年錄》時感慨：“余生平獲知于海內賢士君子，游從之情未厭，而暌離之后，繼以凋亡，其生卒俱入此錄。而余猥以昏耄僅存，孑然四顧，展讀是編，悲懷凄愴，其亦何能已也。”^[30]其悲愴心情同樣非常沉重。

數十年成就的漢學家們，至嘉慶年間迅速“淪亡”，這對于學術局面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隨著老宿凋零，家學傳承的重要性凸顯出來。羅振玉編輯學者致高郵王氏書信時認為：“當嘉道之際，江、戴、汪、錢諸先生既先謝，茂堂、石臞、易疇三先生雖健在，然已篤老。文簡巍然為海內大師，寰內學者之所拱向。雖阮文達公以座主之尊，而語及學術，亦但有遜服而已。”^[31]王引之自有學術造詣，但很大程度又因傳承家學，才得以巍然為學術大師和士林樞紐。此外，劉逢祿、宋翔鳳、汪喜孫、錢大昭及其子、張琦等人也是因傳衍家學而成為學界的中心人物。

①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五，第22頁。

②黃光燾：《湖南學派論略》，湖南省圖書館藏民國稿本，第1——2頁。

[1] 《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3頁。

[2] 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160頁。

[3] 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31頁。

[4] 陳喬樅：《齊詩翼氏學疏證自敘》，《齊詩翼氏學疏證》卷首，《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刊本，第1頁。

[5] 陳寅?。骸洞藓婆c寇謙之》，《金明館叢稿初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47——148頁。

[6] 陳寅?。骸端逄浦贫葴Y源略論稿》，《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22——23頁。

[7] 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三，《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印嘉慶刊本，第21頁。

[8] 劉禺生：《世載堂雜憶》，第13頁。

[9] 錢穆：《四部概論》，《中國學術通議》，第29——30頁。

[10] 陳寅?。骸短拼问肥稣摳濉罚端逄浦贫葴Y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第259、260頁。

[11] 汪喜孫：《與朝鮮金正喜書（二）》，《汪喜孫著作集》上，第202頁。

[12] 羅福惠：《江南經學家的學派家法與地緣》，《鄂州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

[13] 詳見拙文《乾嘉兩朝的文治變化及其學術效應》，《清史研究》2015年第1期。

[14] 趙翼：《累世經學》，《廿二史劄記校證》上冊，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00頁。

[15] 章學誠：《家書二》，《文史通義》外篇三，《章氏遺書》卷九，第68——69頁。

[16] 錢泰吉：《曝書雜記》卷二，《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第21頁。

[17] 李元度：《盧抱經先生事略》，《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五，同治八年刊本，第4頁。

[18] 李元度：《萬季野先生事略》，《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二，第11頁。

[19] 胡蘊玉：《胡秉虔傳》，《碑傳集補》卷四十，《近代中國史料研究叢刊》初編第一百輯，第997冊，臺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0頁。

[20] 劉師培：《揚州前哲畫像記》，《左盦外集》卷二十，《劉申叔先生遺書》第60冊，第3頁。

[21] 劉師培：《清儒得失論》，《左盦外集》卷九，《劉申叔先生遺書》第49冊，第10頁。

[22] 萬經：《萬經自撰年譜》，見《中國家譜資料選編·傳記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91、486——487頁。

[23] 楊樹穀、楊樹達：《郋園學行記》，《葉德輝文集·附錄》，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頁。

[24] 孫詒讓：《答日人館森鴻書》，《孫詒讓遺文輯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頁。

[25] 臧庸：《跋經義雜記敘錄后》，《拜經堂文集》卷二，《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491冊，影印漢陽葉氏寫本，第535頁。

[26] 陳居淵：《十八世紀漢學的建構與轉型》，《學術月刊》2009年第2期。

[27] 趙翼：《王西莊光祿挽詩》，《甌北集》卷三十九，《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印嘉慶十七年刊本，第28頁。

[28] 趙翼：《錢竹汀宮詹挽詩》，《甌北集》卷四十六，第23頁。

[29] 段玉裁：《與王懷祖書五》，《經韻樓集補編》卷下，北平來熏閣書店1935年刊本，第19頁。

[30] 姚鼐：《疑年錄序》，《惜抱軒全集》，中國書店1991年版，第210頁。

[31] 羅振玉：《序目》，《昭代經師手簡》二篇，1918年影印墨跡本（無頁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