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漢學分派的困境

明清之際，士大夫經歷了天崩地解般的震蕩，學術風氣由空疏轉向篤實，源遠流長的考據(jù)學發(fā)展起來。清初許多學者追求“回歸原典”，學術重心從“四書”轉到“五經”，形成了偏重經學考證的局面。乾隆年間，漢學逐漸取代宋學而成為學術主流。^[1]漢學名家輩出，頭緒紛繁，地緣、師承、書院和家學成為傳衍學術的不同途徑，而意義不盡相同。清末以來，一些學者依據(jù)師承或地域來梳理漢學脈絡，試圖將其分列幾派。1902年，梁啟超說：“一曰吳派，一曰皖派。吳派開山祖曰惠定宇……皖派開山祖曰戴東原?！?sup>[2]稍后，章太炎進而指出：清儒“其成學著系統(tǒng)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輻澋茏佑薪?、余蕭客，“而王鳴盛、錢大昕亦被其風，稍益發(fā)舒。教于揚州，則汪中、劉臺拱、李惇、賈田祖，以次興起”。戴震受學于江永，“其鄉(xiāng)里同學，有金榜、程瑤田，后有凌廷堪、三胡”?！罢鹩纸逃诰?。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皆從問業(yè)。弟子最知名者，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俞樾、孫詒讓“皆承念孫之學”。^[3]自此，清代漢學遂有吳、皖二派說。1907年，劉師培述近儒學術系統(tǒng)亦云：東吳惠棟“承祖父之業(yè)，始確宗漢詁，所學以掇拾為主，扶植微學，篤信而不疑”；徽歙之地，戴震“曲證旁通，以小學為基，以典章為輔，而歷數(shù)、音韻、水地之學，咸實事求是，以求其源”。^[4]他們評論清儒，多談派別，而基本不出吳、皖二派思路。

民國以后，隨著梁、章等人的學術影響擴大，漢學分派流播漸廣。民初支偉成撰《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采納章太炎從前的做法，將多數(shù)揚州學者歸入皖派，而將汪中父子、李惇、劉臺拱、朱彬歸入?yún)桥?。因他對一些人的歸屬猶疑不定，特再征詢意見。而此時章氏認為，“寶應劉臺拱、朱彬二家，皆兼宋學意味，而朱之《禮記》尤甚。即皖派大師江、戴二公亦然。江本兼談宋學，戴氏《孟子字義疏證》力與宋學相攻，而說經實兼采宋學”。于是，支偉成依據(jù)學者對宋學的態(tài)度，將劉臺拱、朱彬二家轉歸皖派，汪中、李惇仍屬吳派。但他對劉、朱二家因兼采漢、宋便列為皖派的做法心存疑慮，因為兼采漢、宋者遠不止此。他對陳壽祺父子、張惠言、劉文淇、俞正燮等人究竟屬于吳派還是皖派，均猶豫不決。因章太炎的建議，才勉強將其列入?yún)桥苫蛲钆伞?sup>[5]支偉成已注意到揚州學者的獨立性，認為王念孫、段玉裁、任大椿、凌廷堪還是皖派，阮元以后始有揚州學派。其后，張舜徽修正此說，系統(tǒng)地研究了“揚州學派”，將分屬吳、皖的汪中、高郵王氏、任大椿以及焦循、阮元等單列為“揚州學派”，認為清代學術以“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20世紀40年代，他給學生講“中國近百年學術史”，“著重闡述揚州學派”。^[6]

后來論者試圖尋求更為合理的分派，新見迭出。近年有的將其綜述為：吳、皖二派說，吳、皖、揚三派說，吳、皖、揚、浙四派說，惠（棟）、戴（震）、錢（大昕）三派說。^[7]從清末至今，討論漢學分派已歷百年之久，卻始終缺少共識。至20世紀90年代，已有學者對漢學分派提出質疑，認為從惠學到戴學是一個歷史過程，不宜以吳、皖二派來概括乾嘉漢學。因為惠、戴前后的許多經學家如顧棟高、陳祖范、吳鼎、梁錫玙等，史學家全祖望、邵晉涵、錢大昕、章學誠，揚州名儒汪中等人皆不在惠、戴二學范圍之內。同時除吳、皖二地之外，江浙的常州、無錫、嘉定、揚州、鎮(zhèn)江、紹興、余姚、寧波、杭州等地均是文人淵藪，學者如云。^[8]有的提出，所謂吳派好古博聞，重考核，唯漢是好；皖派善裁斷，重義理，實事求是，但劃為吳派的錢大昕并不嗜古，且與戴震互相推重。皖派也有好古者，如金榜專宗鄭玄，戴震不讀漢以后書。其弟子段、王、孔廣森均非皖人，且段、王不傳戴氏義理之學，對宋學的態(tài)度也不相同。即使在吳派、皖派內部，學者之間也多差異。^[9]有的論者也對錢大昕為吳派說提出質疑。^[10]這些見解均有價值，但還可深入論述，挖掘分派困境的學術根源。筆者認為，導致這些誤識的根源，大致有以下幾點：

其一，師承關系錯綜難辨。清代師承關系復雜多樣，有授業(yè)師、受知師、座師、房師等，還有私淑弟子，他們對學術傳承的意義不一。錢大昕曾云：“古之所謂師者，曰經師，曰人師；今之所謂師者，曰童子之師，曰鄉(xiāng)會試之師，曰投拜之師?！庇绕涫恰巴栋葜畮煛?，“外雅而內俗，名公而實私”。沒有傳道解惑，質疑問難，“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師矣”。^[11]這揭示了清代師承關系的復雜性，較之漢代經學師承已經不同。被人們看作吳、皖宗師的惠、戴二人曾有師弟之誼，在漢學群體中具有典型意義。戴震（1724——1777）早年并尊漢、宋，乾隆二十二年（1757）在揚州盧見曾幕中謁見惠棟（1697——1758）后轉尊漢學。故錢穆認為：“東原論學之尊漢抑宋，則實有聞于蘇州惠氏之風而起也?！?sup>[12]尊崇漢學是乾嘉漢學家的基本取向，盡管具體觀點因人而異。至于貶抑宋學，則其情形千差萬別。除了尊漢之外，惠、戴治學方法基本一致?；輻澱f：“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sup>[13]戴震認同其由古訓而通經義的方法：“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圣人之義理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也。松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事于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jù)依。”^[14]惠著《周易述》的第二十二、二十三卷雜采經典論《易》之語，為《易微言》上、下卷，分列數(shù)十條目，上卷考釋“元”“無”“潛”“微”“幾”“初”“本”“極”“一貫”“心”“養(yǎng)心”等詞，下卷則考釋“道”“神”“玄”“妙”“誠”“仁”“善”等詞。^[15]他于故訓中求義理，對宋學觀念加以重釋。戴著《孟子字義疏證》沿用由訓詁以明道的方法，對“理”“天道”“性”“道”“誠”“權”等詞進行更為詳盡的疏證，二人研究方法如出一轍。

然而，自顧炎武、閻若璩、胡渭、惠棟以來，漢學家莫不強調讀書必先識字，倡導文字訓詁之學，故學術方法尚不足以定惠、戴之同。應該說，有師弟之誼且學術方法相同的惠、戴之所以被后人分門別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學術思想的差異?；菔系茏油貘Q盛（1722——1798）曾“間與東原從容語：‘子之學于定宇何如？’東原曰：‘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東原雖自命不同，究之求古即所以求是，舍古無是者也”。^[16]在王鳴盛看來，所謂求古、求是之分，只是戴震學術爭勝的自我標榜。他不讀漢以后書，也隱含以古為是的價值取向。然而，參與編纂《四庫全書》的戴震影響力很大，后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采其說，謂惠棟“其長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17]王引之、焦循也都接受此說。^[18]其實，乾嘉學者的求古與求是并無根本矛盾，王鳴盛的說法也不無道理。真正區(qū)分惠、戴二學的依據(jù)是其思想歧異和學術觀點?；輻潓λ稳宓奶炖?、人欲之辨不以為然，戴震則進而疏證《孟子》等書，全面批判理學，自建思想體系?；荨⒋鞫说膶W術定位為認識漢學脈絡提供了參考。

乾嘉學者不乏類似關系，其學術方法之同和思想歧異決不亞于惠、戴二人。親炙惠棟的弟子有江聲、余蕭客，其他掛名弟子、再傳弟子，或者問學請益者，與惠氏學術差異尚多。被人列為吳派的錢大昕，早年像戴震一樣向惠棟問學，但其史學重心與惠氏經學迥然不同，兩者義理之學更不可同日而語。嘉道年間的錢泳說：錢著“精深純粹，貫綜百家，是合惠、戴兩家之學而集為大成者也”。^[19]章太炎也說：“吳派之起，蓋以宋學既不足尚，而力攻宋學，如毛奇齡輩，其謬戾又甚焉。故純取漢學，不敢出入，所以廓清蕪障也。至錢大昕出，實與三惠異趣?！惫手鲝垖㈠X大昕列入“大師傳”。^[20]又如，張惠言曾向吳、皖學者問學，被人列為“皖派”或“吳派”，其實也是左右為難。至于被列入“吳派”的汪中，其治學領域之博、學術思想之新簡直與“吳派”形同天壤。那么，惠棟與江聲、余蕭客等幾人是否堪稱一派？江聲雖是惠氏傳人，但其后人的學派色彩日趨淡簿。江聲之孫江沅幼承家學，擅長小學，著《說文釋例》2卷。段玉裁晚年僑居蘇州時，江沅出入其門數(shù)十年，為其高足。段著《六書音均表》，江沅則以段書第二表為綱，成《說文解字音均表》17卷。故其學術上既有“吳派”遺傳，又攝入“皖派”血統(tǒng)。江沅還從理學人物彭紹升游，師其辭章之學。如此，江沅究竟屬于哪派，恐怕已很難判別了。

按一般說法，“皖派”結胎于歙縣富商汪梧鳳的不疏園。江永、戴震早年居處僻陋，為鄉(xiāng)俗所怪。汪梧鳳于二人“獨禮而置諸其家，飲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書，益招好學之士日夜誦習講貫其中。久者十數(shù)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業(yè)成散去”。^[21]汪梧鳳、戴震、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被稱為“江門七子”，得切磋之益，但其學術重心和傾向差異甚大。江永尊朱子，撰《近思錄集注》等書，戴震則在習聞宋學后，轉而抨擊宋學。他們“業(yè)成散去”之后，學術關聯(lián)更顯疏遠。后來安徽學政朱筠幕又取代不疏園而成為皖南學術中心。換言之，不疏園正如朱筠、畢沅等幕一樣，只是學者臨時聚結之所，謀生與問學兼而有之，甚至如幕中的汪中、章學誠那樣學術思想勢如水火。

戴震“學高天下，而不好為人師”，^[22]弟子主要有王念孫、段玉裁。至于孔廣森，與戴氏姻婭而執(zhí)弟子禮。任大椿與戴震同任館職，卻非弟子。段、王于戴氏學術也是既有傳承，又有變異。他們發(fā)展了戴氏文字訓詁之學，而摒棄其義理之學。從思想線索上看，段、王與戴震之差異，決不亞于戴震與惠棟之間。戴震的早年學源，除了江永、惠棟之外，還有秦蕙田、錢大昕的某些影響。而王念孫早年除與賈田祖、李惇等一起講求古學外，也與劉臺拱、陳昌齊、陳鳣等切磋文字音韻學，學源不囿于戴震。

清代漢學家雖講師承，卻排斥宋、明儒家的派系觀念。后來張舜徽認為：“清代學者，有些人有師承，有傳授；而更多的人，全由自學成才，無師自通，談不上有什么淵源。這是和宋明學術界特別是理學諸儒的學風截然不同的地方。但是由于同在一個地區(qū)，彼此影響，自然形成一種學術風尚，這倒是客觀存在，至為顯著?！?sup>[23]他認為，清代漢學家治學以實事求是為宗，不像漢、宋儒家那樣授受謹嚴，其師承脈絡不足以成派，而地域性因素更有意義。

其二，地域性陷阱。揚州學派、浙東學派之說主要是從地域而論，因為這些學者缺少師承。揚州學派最初只是高郵王氏、寶應劉氏及汪中等同郡學者群，自學術史家張舜徽表彰之后，遂與吳、皖鼎立。然而，被納入該派學者越多，其間學術差異則愈益明顯。從學術源頭上看，賈田祖、李惇、汪中等人崇尚顧炎武的經學，排斥宋學，猶如汪中所云：“中少日問學，實私淑諸顧寧人處士。”^[24]汪中學術上推重高郵王氏、寶應劉氏、朱氏及好友賈田祖、李惇，但對同郡任大椿、顧九苞等人貶斥甚嚴，而后者恰恰被人看作揚州學派的重鎮(zhèn)。寶應劉臺拱、朱彬等人交好汪中，卻傳承理學，調和漢、宋，與汪中及賈田祖、李惇的學術傾向不同。

任大椿的兩名高足，一為汪廷珍，江蘇山陽人；一為胡長齡，江蘇通州人（今南通）。距揚州雖不算太遠，但與揚州經學幾乎無關。任大椿的《深衣釋例》《釋繒》等著作，對孫星衍、洪亮吉、惲敬、許宗彥、張澍、劉寶楠、汪士鐸、成蓉鏡等人的研究都不無啟發(fā)，^[25]其中僅劉、成是揚州人。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將王念孫、王引之、任大椿附于戴震之后，其他人則列為揚州學者，其實也表明了揚州學者的不同脈絡。汪中撰李惇墓志云：“是時古學大興，元和惠氏、休寧戴氏，咸為學者所宗。自江以北，則王念孫為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劉臺拱繼之。并才力所詣，各成其學。雖有講習，不相依附?！?sup>[26]他們各成其學，不相依附，顯示了學術差異和獨立性。

嘉道年間，賈田祖、李惇、汪中、任大椿、顧九苞等均已辭世，揚州學者主要有王引之、阮元、焦循、顧鳳毛、江藩、劉寶楠、凌曙、劉文淇、黃承吉、汪喜孫等人。王念孫、朱彬雖然健在，卻以耄耋之年閉門家居，與晚輩學者交往不多。此時揚州漢學家多傳承家學，如王、焦、顧、劉、汪等。其中，阮元（1764——1849）作為封疆大吏和漢學護法，影響巨大，而焦循則以學問和人緣（阮元的族姐夫）而成為揚州學術重鎮(zhèn)。然而，他們與前輩漢學家的學術重心與學術認同差異明顯。前期以高郵王氏為代表，側重于文字音韻學，后期的阮元、焦循等人側重考釋名物典制以及重釋孔、孟義理。阮元的成名作是《考工記車制圖解》，隨后又與焦循一起闡釋性理、仁義等主題。他們對清代學統(tǒng)的認同也有變化。與汪中等人推尊顧炎武不同，阮元表彰毛奇齡對清代漢學的開創(chuàng)之功：“國朝經學盛興，檢討首出于東林、蕺山空文講學之余，以經學自任，大聲疾呼，而一時之實學頓起。當是時，充宗起于浙東，朏明起于浙西，寧人、百詩起于江淮之間。檢討以博辨之才，睥睨一切，論不相下，而道實相成。迄今學者日益昌明，大江南北著書、授徒之家數(shù)十。視檢討而精核者固多，謂非檢討開始之功則不可?！?sup>[27]汪、阮建立的清代漢學譜系明顯不同。

焦循既吸取惠棟、錢大昕之學，又闡發(fā)戴震思想。乾嘉之際，朱筠、章學誠等人對戴氏義理學均不謂然，而焦循肯定戴氏“自得之義理”，非宋儒《西銘》《太極》所講之義理，其所著之書“惟《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善》三卷最為精善”。^[28]顯然，作為揚州學術重鎮(zhèn)，焦循與吳、皖漢學大師的學思多有相同。注重漢學脈絡的江藩15歲師從余蕭客。三年后，余蕭客死。江聲“教之讀七經三史及許氏《說文》，乃從艮庭受惠氏《易》”。就此而言，江藩師承“吳派”。大約江藩20歲時，又與前輩學者汪中定交。汪中勸其治《九章算術》，并以梅氏歷算之書相贈，而江藩“自以知志位布策，皆容甫之教也”。江氏交好的揚州學者還有李惇、阮元。^[29]此外，他少時還師從出入儒、佛的長洲諸生薛起鳳、吳縣諸生江縉，自云：“藩從（薛）先生受句讀，方十二齡，即論以涵養(yǎng)工夫?！?sup>[30]可見，江藩學源廣泛，也很難以“吳派”或“揚州學派”來概括。

嘉道年間，除了阮元、焦循、江藩因為姻親或幕主關系外，其他揚州學者間的交流已大不如前輩。阮元主編的《儒林傳稿》最初沒有汪中，后在王念孫的斡旋下，收入汪中。但阮氏所擬傳稿不足百字：“汪中，字容甫，江都拔貢生。好古博學，長于經誼，于詩、古文、書翰，無所不工。著《周官征文》《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jù)經證，箴砭俗學，并見《述學》內、外篇?！?sup>[31]這寥寥數(shù)語顯然不足以反映汪中的學術和生平，且多不準確。不過，道光年間汪喜孫刊刻其父遺著、闡揚家學后，汪中的學術地位得到提升，阮元也譽其為“通儒之學”?！巴ㄈ逯畬W”也是阮氏的學術追求。他提倡并踐履調和漢、宋，與賈田祖、李惇、汪中等前輩力排宋學形成反差。

更有進者，阮元對今文經學相當推重。他不僅為孔廣森的《春秋公羊經傳通義》作序，而且《儒林傳稿》的《孔廣森傳》長達4000多字，比一般人物傳稿多出數(shù)倍。且謂“孔廣森于《公羊春秋》，張惠言于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也”。^[32]阮元與常州莊氏交往密切，且多學術認同。在山東學政任上，他結識了知縣莊述祖，稱其“學有本原，雅博精審”。后來，劉逢祿、宋翔鳳至京師，都曾館于阮家。道光初年，莊存與的《味經齋遺書》刊行時，阮元作序，對其經學評價甚高。^[33]阮元總督兩廣時，立學海堂，取名于何休學無不通，“有學海之譽”。他在此以尊崇今文經學教士，其“學海堂策問”還包括“漢何邵公贊”一類題目。^[34]阮元編纂《皇清經解》，將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等人的著作收入。而汪喜孫請求收入其父《春秋述義》時，阮元答以《經解》將來還有續(xù)編，“只好續(xù)編，恐未能羼入前卷耳”。^[35]所謂續(xù)編再收，其實是婉言謝絕了。阮元休致后，不與地方官來往，惟獨龔自珍來訪時，精神煥發(fā)。

另一方面，因汪喜孫交好劉逢祿，汪中之學頗得劉氏好評。劉逢祿讀汪氏著作，認為“其學綜周、秦、兩漢，而深通其條貫。其文兼漢、魏、六朝，下止中唐，而不茍為。炳炳麟麟，淵淵乎文有其質，儒家之雋才也”。^[36]汪中的義理之學和經世意識引起了劉逢祿共鳴。汪、阮、劉之間的學術評價說明，同鄉(xiāng)之間的學術認同并無明顯優(yōu)勢。揚州學者之間多無師承，而其學術認同又變得如此多元，那么以地域而名的“揚州學派”確實值得重新考慮。

清代浙江學術在全國占有一席之地，章學誠（1738——1802）的《文史通義》曾有“浙東學術”一篇，謂浙西之學出于顧炎武，浙東之學出于黃宗羲，源于劉宗周。又強調“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37]章氏所說浙東史學的脈絡尚屬粗略。1902年，梁啟超論清代學術云：“浙東學派……其源出于梨洲、季野而尊史，其巨子曰邵二云、全謝山、章實齋?！?sup>[38]這是近代“浙東學派”說之濫觴。何炳松等人推衍其說，將浙東史學追溯至南宋程頤及傳衍程學的“永嘉、金華兩派之史學”。^[39]他們所謂“浙東學派”僅就史學而言，錢穆也說浙東學派貢獻最大者一是黃宗羲、全祖望的學術史、人物史，二是章學誠的方志學，“此為歷史中之方域史或社會史”。^[40]然而，即使從史學而言，“浙東學派”一開始就遭遇了尷尬。支偉成曾擬將史學家分為“浙派”和“別派”。章太炎認為，這種做法“尚非允愜”，主張區(qū)分“作史”與“考史”。清代浙江多“作史家”，而“考史家”很少，“作史家”需具才、學、識三長。于是，他們將杭世駿、厲鄂列為“考史家”，而鄞縣萬氏、邵晉涵、章學誠、馬骕、全祖望、謝啟昆及錢儀吉、錢泰吉等均視為“作史家”。^[41]章氏闡揚浙江學者“作史”之長，但全祖望認為，“近來文士大半是不知而作，如邵念魯為是集，其意甚欲表彰儒先，發(fā)揚忠孝，其意最美。然而讀書甚少，以學究固陋之胸，率爾下筆，一往謬誤”。^[42]乾隆年間，邵廷采經其族孫邵晉涵（1743——1796）及其好友章學誠表彰之后，頗得學者贊譽。不過，全祖望的譏評并非沒有根據(jù)。在清代前中期，浙江學者承黃、萬之緒，作史時發(fā)揚民族大義，對史料的選擇、對史實的考證確有粗疏之處。全祖望的評論反映出浙江學者的學術路徑和自我認同仍有顯著差異。

正因此，民國以來，不少學者對浙東學派提出了質疑。20世紀中期，史學家金毓黻指出，章學誠論“浙東學術”多“似是而非之論”。“浙東學派起于宋，時有永嘉學派、金華學派之稱”，而清代黃宗羲的史學與之“絕少因緣”。黃氏學術導源于王陽明，萬斯同、全祖望傳其學，而章學誠、邵晉涵治學“自致通達”，與黃、萬等人沒有因緣?！爸^為壤地相接，聞風興起則可，謂具有家法互相傳授則不可?！彼徽J為清代有所謂浙東學派，故其史學史“以專門名家為斷”，“弗取學派之說”。^[43]其后，海內外學者倪文孫（David S.Nivision）、錢穆、何佑森、余英時等人從不同側面對“浙東學派”提出質疑，可謂視野廣闊，證據(jù)豐富。^[44]余英時剖析了章學誠夸張浙東學術的心理因素，一方面是因其“寂寞以至‘孤憤’”，另一方面是抬出黃宗羲與戴震的學術來源顧炎武抗衡，“南宋有朱、陸，清初有顧、黃，這樣才能襯托出乾隆時的戴、章并峙”。^[45]這種分析顯然不無道理。

然而，章太炎已將浙東學派從史學推衍到經學，從清前中期延伸至清末，提出：“自明末有浙東之學，萬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師事余姚黃宗羲，稱說《禮經》，雜陳漢、宋，而斯同獨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晉涵、鄞全祖望繼之，尤善言明末遺事。會稽章學誠為《文史》《校讎》諸通義……定海黃式三傳浙東學，始與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禮書通故》，三代度制大定。唯漸江上下諸學說，亦至是完集云。”^[46]于是，浙派漢學儼然初具規(guī)模。不過，章氏此說更難成立。除了黃、萬、邵、章等人外，具有獨立性的浙江學者也不少。比如，全祖望好搜集、整理歷史文獻，修訂、增補黃宗羲的《宋元學案》，負氣忤俗，與其他浙東學者立異。地域上屬于浙西的德清胡渭（1633——1714），專精經義，著《禹貢指歸》《易圖明辨》等書，晚年得康熙帝賜“耆年篤學”四字，實為清代漢學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乾隆年間，杭州盧文弨（1717——1796）發(fā)展家學，成為?？泵?。而臨海洪頤煊、洪震煊治學兼及經、子、史地，也顯示了學術獨立性，不能納入章氏的學術譜系。

晚清浙江出現(xiàn)了擅長禮學的黃式三、黃以周父子，以及漢學名家俞樾、孫詒讓、章太炎，有的論者推衍章氏之說，視為浙派漢學。其實，他們對浙東學派和清前中期浙江學術的認同并不一致。黃氏兼治經、史，學術中心是《禮》學，闡發(fā)戴震的思想，與偏重史學的浙東學風顯然不同。在黃式三看來，戴震發(fā)揚了程、朱真意，不像元、明諸儒對宋學任意張揚。他也對凌廷堪、阮元等人會通訓詁與義理的學術路向相當推崇，與章學誠不同。黃以周曾在浙江書局與俞樾共事，晚年任江陰南菁書院山長，與俞樾的學術影響相當，但二人交往不多，學思不同。黃以周的著名弟子如唐文治、曹元弼、曹元忠、陳玉樹等人分治儒家各經，影響多在江蘇，與偏重史學者涇渭分明。或許正因為如此，章太炎、支偉成將定海黃氏列為“浙粵派漢宋兼采經學家”，而將俞樾、孫詒讓列入“皖派經學家”。因為俞、孫服膺高郵王氏，尤其是俞樾的《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均為模仿王氏而作。

那么，晚清學術關聯(lián)較多的俞樾、孫詒讓、章太炎是否可以單獨成派？孫、章之間學術上互相推重，但俞、章學術和思想差異甚大。章太炎在詁經精舍師從俞樾，業(yè)師還有譚獻、高學治，也師從過黃以周、孫詒讓。俞樾對于太炎關注現(xiàn)實和排滿大不謂然，曰：“曲園無是弟子！”逐之門墻之外。章氏也作《謝本師》一文。當時太炎聲望尚低，既棄于師，乃謁孫詒讓（仲容）請學，一談即合，居孫家半年。“仲容曰：他日為兩浙經師之望，發(fā)中國音韻、訓詁之微，讓子出一頭地，有敢因汝本師而摧子者，我必盡力衛(wèi)子?！睍r太炎集中署名“荀漾”者，即孫詒讓也。以荀子亦名“孫子”，詒讓二字反切為“漾”，仲容與太炎來往書札皆用此姓名。^[47]

浙紳胡道南、童學琦于1897年7月籌辦《經世報》時，章太炎頗為支持，并和參與其事的宋恕、陳虬等人籌創(chuàng)興浙會。宋恕回信云：“執(zhí)事欲振浙學，與恕蓋有同情。然非開學會不可，非請曲園師領袖其事不可。鄙意欲俟此館既開，擬一《浙學會章程》，邀集同門雅士，公請曲園師出名領袖。倘蒙師允，即將章程登報，立總會于此館，漸立支會于各府縣城，期于大昌梨洲之學、德清之道，方能為浙人吐氣。”^[48]但宋恕要由俞樾領銜、大昌德清之道的主張未獲章氏支持。此事曲折過程可見俞、章之間的學術差異和疏離。俞樾在詁經精舍的另一高足是吳興人崔適，在民國后轉崇今文經學，著《春秋復始》，“證明《穀梁》也是古文；又撰《史記探源》，說《史記》是今文學，其所以雜有古文說，全是劉歆的羼亂，于是今文學更由經典而推及于史籍”。^[49]崔適在民初執(zhí)教北大，成為疑古思潮的淵藪，與太炎之學大異其趣。同一師承、同一地域的弟子，學術上竟如此各執(zhí)一端。

與俞樾同邑的戴望（1837——1873）出身書香門第，其外祖父為浙江名儒周中孚。周氏好讀書，于經學側重古文，為諸生時識宋翔鳳。戴望之父戴福廉為俞樾的表兄，但戴望4歲喪父，家道衰落，受俞樾學術影響甚微。戴望最初致力于考據(jù)、辭章，咸豐初年在蘇州師從陳奐，又從宋翔鳳習《公羊春秋》。他當時致力于《左傳》，不信劉、宋之學。咸豐十年（1860），宋翔鳳卒后，他因避難山中，于劉逢祿之書“徐徐取讀之，一旦發(fā)寤，于先生及宋先生書若有神誥”。^[50]其轉崇劉、宋今文經學的“神誥”，根源于咸豐初年的磨難經歷，故著意于公羊家三統(tǒng)、三世說蘊含的拔亂反正、致太平思想。劉逢祿曾著《論語述何》，宋翔鳳也著《論語發(fā)微》，均以公羊學闡釋《論語》。戴望“博稽眾家，深善劉禮部《述何》及宋先生《發(fā)微》，以為欲求素王之業(yè)，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說不可”。^[51]他遂推衍劉、宋之緒，以《公羊》義例釋《論語》，闡釋“齊學所遺，邵公所傳”，成《論語注》20卷。戴望又治先秦諸子和清初顏李之學，而壯年時期的學術重心是公羊學和《論語》，與俞樾、孫詒讓、章太炎等人偏重古文經學者顯然不同。俞樾讀了戴著《論語注》后，“頗不以為然”，并表示“仆說經務求平易，故與足下此論不合，希更審之”。^[52]然而，戴望并沒有因俞樾的異議而改變學術觀點和路向。

晚清浙江漢學群體中的類似差異不一而足?？傊车貙W術盛況是一回事，是否成派則是另一回事。如果以地域而名學派，則其主要成員除籍貫相同之外，還當師承有緒，旨趣相合，而且學術領域、學術風格基本一致。準諸此，則清代揚州學派、浙江學派之說大抵均難以成立。

其三，不恰當?shù)摹案饺搿?。嘉道以降，漢學在江南之外迅速擴散，一些地區(qū)出現(xiàn)了漢學名家，如湖南（魏源、鄒漢勛、王先謙、皮錫瑞、葉德輝等）、嶺南（林伯桐、陳澧、侯康、康有為等）、福建（陳壽祺、陳喬樅父子、林春溥、林昌彝等）、貴州（鄭珍、莫友芝等）、四川（廖平、胡從簡等）轉治漢學，成就引人注目。他們曾與“吳派”“皖派”“揚州學派”“常州學派”學者交游或師從，但學術上、思想上仍具有鮮明的獨立性。然而，一些論著仍將他們附入其中，故多有鑿枘不合。

常州今文學派既同地域，又多師承，而且均偏重今文經學，基于考據(jù)學而講求微言大義，可謂初具學派規(guī)模，但有些說法仍當辨析。后人謂常州學派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者如劉師培云：“常州之學，復別成宗派。自孫星衍、洪亮吉……說經篤信漢說，近于惠棟、王鳴盛?！睆埢菅浴熬糜位侦ǎ鹘鸢窦?，故兼言禮制……惟說《易》，則同惠棟”。莊存與“喜言《公羊》，侈言微言大義”，莊綬甲傳之，劉逢祿、宋翔鳳均治《公羊》，“而常州學派以成”。^[53]如此囿于地域，將孫星衍、洪亮吉、張惠言等學思不同者納入常州學派，其實也有不妥。因為這些常州學者，或治經，或治史，或治文學，學術重心各不相同。而治經者，或近于惠棟，或學于金榜，或言今文，或兼今古文，旨趣不同。僅僅因為地望便納入同一學派，顯然過于籠統(tǒng)。

狹義的常州學派僅指今文經學。它起源于莊存與，歷經數(shù)代，以莊氏家族（包括姻親成員）為核心。其今文經學重心和治學風格基本一致，脈絡清晰，自然可視為同一學派。但問題是，如果將莊氏今文經學稱為常州學派，則掩蓋了常州其他學術群體。再則，一些論著將龔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附于常州今文學派，但常州今文經學以莊氏為核心，家族之外的師承，均不及家學特征明顯。在龔、魏之前，常州今文經學基本上是家學傳衍。龔、魏習聞莊氏學術后，融合其他學術資源，今文經學因之出現(xiàn)了飛躍性發(fā)展。故章太炎認為，龔自珍“不可純稱‘今文’”，魏源“不得附常州學派，如說《詩》多出三家之外”，王闿運“亦非常州學派”。^[54]龔、魏代表了清代今文經學的新階段，與常州今文學派差異甚大，章太炎此說很有道理。嘉道以降的今文經學實已超越常州，比如孔廣森、陳立、凌曙、柳興恩、陳壽祺、陳喬樅父子等都研究今文經，顯然不屬于常州學派。因此，所謂常州今文學派，實質上只是莊氏之學，也不必因交游或學術相似性而將龔、魏等人附入。

閩縣陳壽祺早年心向宋儒，專心科舉，因接受座師阮元的建議，轉治漢學，推崇段玉裁、錢大昕、王念孫、程瑤田等人。^[55]章太炎認為“左海父子，學本近吳，列吳派下為得”。^[56]支偉成遂將陳壽祺、陳喬樅父子列入“吳派”。然而，陳氏雖像惠棟、王鳴盛一樣精研《尚書》，卻推崇《今文尚書》，與“吳派”偏重《古文尚書》形成了強烈反差。在陳壽祺看來，“向微伏生，則唐、虞、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煙銷灰滅，萬古長夜”。且伏生之學，“往往六經所不備，諸子百家所不詳”。^[57]陳壽祺還撰文專駁沈彤的“唐虞不步五星說”，認為沈氏不當以“《虞書》中星不兼及五星，遂謂五星之名商以后始見”。^[58]顯然，陳壽祺的《尚書》學與“吳派”大相徑庭。在推重今文經的同時，陳壽祺主張兼采漢、宋，致力于重興福建理學。嘉慶二十年（1815），他與郡守及泉州紳士捐俸修葺清源書院，“祀朱子及諸儒”。道光年間，他主鰲峰書院長達11年，訂立“學規(guī)”，以尊德性教士；晚年還積極整理鄉(xiāng)邦文獻，闡揚黃道周的理學，主張將劉宗周、黃道周從祀孔廟。其學術主張與“吳派”迥然不同，將其附入“吳派”顯然是不合適的。

即使同地學者，隨便附入某派也可能陷入尷尬?？兿显趯W術脈絡上與戴震及不疏園學者涇渭分明，沒有師承關系，但往往因地域因素而被列入“皖派”。又如俞正燮，支偉成覺得“俞理初學問典博，辨論精切，貫串經史百家，不易分派”，列為“諸子學家”或“皖派”都有些勉強。章太炎認為，俞氏“學問甚博，而不能自名其家；其在皖派，又與先哲不同；入于‘諸子學家’亦有未安……既無朋類匯集，只有附入皖派，稍似妥帖”。^[59]然而，“皖派”附入這些學思獨立者，顯得非常勉強。

總的來看，清人注重學有本源或師承，士人交游也呈現(xiàn)一定地域性，但這些因素并不必然導致學術成派。清代漢學家的學派觀念遠不如宋明理學家明顯。理學家自建思想體系，衍成濂、洛、關、閩之學，其后學注重宗傳，固守壁壘。清代漢學家置重實證研究，追求實事求是，廣征博采，學派觀念相對淡薄。立足于漢學的《四庫全書總目》云：“漢、唐儒者謹守師說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說經、講學、論文，皆各立門戶。大抵數(shù)名人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囂然助之。朋黨一分，千秋吳越，漸流漸遠，并其本師之宗旨亦失其傳，而仇隙相尋，操戈不已，名為爭是非，實則爭勝負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于斯?！?sup>[60]清代漢學家自己不好分派，嘉道學者也很少以學派來勾勒漢學譜系。乾隆六十年（1795），焦循曾致函孫星衍，批評學者以考據(jù)相標榜，贊賞漢代經師“各傳其經，即各名其學”的做法：

本朝經學盛興，在前如顧亭林、萬充宗、胡胐明、閻潛邱；近世以來，在吳有惠氏之學，在徽有江氏之學、戴氏之學；精之又精，則程易疇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壇，王懷祖父子名于高郵，錢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學，著書授受者不下數(shù)十家，均異乎補苴掇拾者之所為，是直當以“經學”名之，烏得以不典之稱之所謂“考據(jù)”者，混目于其間乎？^[61]

焦循反對稱清代經學為“考據(jù)學”，列舉了數(shù)十漢學家“自名一學”的格局，顯露出以家名學的傾向。至嘉慶二十三年（1818），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在廣州刻成，此時乾嘉漢學已經日過中天，傳衍脈絡已經清晰了。然而，該書雖重漢學脈絡，卻沒有明確分派，只是分8卷簡述40多位漢學家的生平、學術成就及特色。

嘉慶年間，阮元任國史館總纂三年，主持編纂《儒林傳稿》，并于嘉慶十七年（1812）八月出任漕運總督前完稿。傳稿包括44篇正傳，55篇附傳，兼采漢、宋，而重心在于漢學。全書梳理學術脈絡，但沒有分門別派。阮元認為：“我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閥，束身踐行，暗然自修?！?sup>[62]事實上，《儒林傳稿》的正、附傳多敘家學傳衍，如《惠周惕傳》附列惠士奇、惠棟、江聲等傳。其中云：“本朝談漢儒之學者，以東吳惠氏為首。惠氏三世以經學著，周惕其創(chuàng)始者也?！薄盎菔鲜朗毓艑W，而棟所得尤精，擬諸漢儒，當在何休、服虔之間……弟子知名者，江聲、余蕭客?！?sup>[63]該書《戴震傳》附有凌廷堪傳，并無“皖派”蹤影，僅云：“婺源江永精《禮經》及推步、鐘律、音聲、文字之學，震偕其縣人鄭牧、歙縣汪肇漋、方矩、汪梧鳳、金榜學之。震乃精研漢儒傳注及《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求義理，實事求是，不專主一家。出所學質之江永，永為之駭嘆?！薄傲柰⒖?，字次仲，歙縣人，六歲而孤，冠后始讀書，慕其鄉(xiāng)江永、戴震之學。”^[64]這些敘述雖涉及皖南的學術關聯(lián)，卻沒有視為同一派別。光緒年間，桂文燦羅列清代經學成就：“二百年來，專門名家，于《易》有半農、定宇惠氏父子，于《書》有艮庭江氏、西莊王氏，于《詩》有長發(fā)陳氏，于《禮》有稷若張氏、慎修江氏、東原戴氏，于《春秋》有復初顧氏、顨軒孔氏，于《爾雅》《說文》《音韻》有亭林顧氏、二云邵氏、竹汀錢氏、懋堂段氏、石臞王氏?！?sup>[65]這一經學譜系仍按儒經門類分列，與江藩、阮元等人的做法異曲同工，同樣沒有漢學派系的蹤影。

當然，嚴斥漢學的方東樹提到了“揚州學派”。他攻擊汪中“欲廢‘四子書’之名”，《墨子》研究是“顛倒邪見”，“后來揚州學派著書，皆祖此論”。^[66]方東樹以此譏貶揚州學者，而當時健在的阮元、江藩等人，并不以“揚州學派”自居。儀征劉師培以及認同揚州漢學的俞樾、孫詒讓、章太炎等人，在談及清學流派時，也沒有接受“揚州學派”的概念。

在清末社會變革中，政治對壘與學術紛爭交織于一。無論是章太炎、劉師培等古文經學家，還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今文經學者，無不重視政治上、學術上的黨派性。在彰顯派系的思維習慣中，他們偏重學術分派，建立漢學譜系。然而，梁啟超、劉師培并沒有堅信其所分派別。清末劉師培說：“昔周季諸子，源遠流分，然咸守一師之言，以自成其學。漢儒說經，最崇家法；宋明講學，必稱先師。近儒治學，亦多專門名家，惟授受謹嚴，間遜漢、宋?！?sup>[67]他認為清代漢學的師承授受不如漢、宋謹嚴，這顯然不無依據(jù)。至民國年間，梁啟超對早年的分派也不那么自信了。作于1920年的《清代學術概論》既將乾嘉考證學分派、歸類，又說“其實清儒最惡立門戶，不喜以師弟相標榜。凡諸大師皆交相師友，更無派別可言也”。^[68]四年之后，他一方面說乾嘉漢學有吳派、皖派，此外，尚有揚州一派，有浙東一派；另一方面指出：“以上所舉派別，不過從個人學風上以地域略事區(qū)分，其實各派共同之點甚多。許多著名學者，也不能說他們專屬那一派?？傊伍g學者，實自成一種學風，和近世科學的研究法極相近?！?sup>①梁啟超的認識無疑具有典型意義。事實上，清末民初批評分派的聲音不絕于耳，有人羅列代表性言論：

王先謙曰：“宗派之說，起于鄉(xiāng)曲競名之私，播于流俗之口，而淺學者據(jù)以自便（《續(xù)古文辭類纂·例略》）?！惫⑸皆唬骸皩W問之道，求其是而已矣，不必問其宗派也。況其術本同，而強以地望分之，不尤陋之甚乎？（《復齋文稿》）?！崩钤斣唬骸啊旁茙煼?，無所謂宗派者（《論桐城派》）。”統(tǒng)此三說，可知學術之不應以宗派分，以地域限，明矣！^②

這些見解遠不像章太炎、梁啟超的言論受到重視。然而，歷經多年的爭論之后，有關清代漢學的每一分派均遭受質疑?？傊?，漢學分派陷入困境的根源，一是對師承關系的誤識，二是過重學術的地域性。加之，有的“學派”附入了差異較大的學者，導致概念籠統(tǒng)不當，而對其學術本身、學術認同注意不夠。其實，在乾嘉學者中，一些人超越地域性而另啟新途，甚至弟子修正師說、改變學術方向者也屢見不鮮。直到19世紀中期，清代士人多以某氏之學概述漢學脈絡，如吳縣惠氏、高郵王氏、常州莊氏等，未見后來那樣的分派。因之，超越分派，從更豐富、更具體的家學脈絡來梳理清代漢學，或許更切合實際情形。

①潘光旦：《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頁。

[1] 筆者認為，“漢學”一詞至遲在南宋已較常見，而且均指兩漢時期的學術思想。清代學者逐漸尊信、歸依漢儒經說，對于“漢學”的評價也發(fā)生了根本變化。清代漢學是一個變化、發(fā)展的概念，其外延往往因時代和士人的思想、學術差異而有所不同。就其主體內容經學而言，它既涵蓋乾嘉古文經學及其流風余韻，又包括嘉慶以降的今文經學。詳見拙著《嘉慶以來漢學傳統(tǒng)的衍變與傳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14頁。

[2]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2頁。

[3] 章太炎：《訄書重訂本·清儒》，《章太炎全集》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155頁。

[4] 劉師培：《近儒學術系統(tǒng)論》，《左盦外集》卷九，《劉申叔先生遺書》第49冊，寧武南氏1936年版，第3——4頁。

[5] 《章太炎先生論訂書》，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卷首，岳麓書社1998年版，第1——7頁。

[6] 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廣陵書社2004年版，第1——2頁。

[7] 黃愛平：《清代漢學流派研究的歷史考察及其評析》，《中國文化研究》2008年第3期。

[8] 陳祖武推衍其師楊向奎先生之說，較早對吳、皖分派提出質疑，詳見其《關于乾嘉學派的幾點思考》，收入《清儒學術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169頁。

[9] 暴鴻昌：《乾嘉考據(jù)學流派辨析——吳派、皖派說質疑》，《史學集刊》1992年第3期。

[10] 王記錄：《錢大昕是吳派嗎？兼談乾嘉學術派別問題》，《河南師范大學學報》1995年第5期。

[11] 錢大昕：《與友人論師書》，《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嘉定錢大昕全集》第9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64——565頁。

[12]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22頁。

[13] 惠棟：《九經古義·九經古義述首》，見《叢書集成新編》第1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63頁。

[14] 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東原集》卷十一，《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印乾隆五十七年段玉裁刻本，第10頁。

[15] 惠棟：《周易述》卷二十二、卷二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2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51——300頁。

[16] 王鳴盛：《古經解鉤沉序》，《西莊始存稿》卷二十四，《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印乾隆三十年刻本，第7頁。

[17] 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十九，上冊，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380頁。

[18] 焦循：《述難四》，《雕菰集》卷七，《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印道光刊本，第14——15頁。

[19] 錢泳：《竹汀宮詹》，《履園叢話》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48頁。

[20] 章太炎：《吳派經學大師列傳第三批語》，《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第26頁。

[21] 汪中：《大清故貢生汪君墓志銘并序》，《新編汪中集》，廣陵書社2005年版，第483頁。

[22]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04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596頁。

[23] 張舜徽：《清儒學記自序》，《張舜徽集·清儒學記》，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頁。

[24] 汪中：《與巡撫畢侍郎書》，《新編汪中集》，第428頁。

[25] 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第84頁。

[26] 汪中：《大清故候選知縣李君之銘并序》，《新編汪中集》，第480頁。

[27] 阮元：《毛西河檢討全集后序》，《揅經室二集》卷七，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初刻本，第10——11頁。

[28] 焦循：《申戴》，《雕菰集》卷七，第1頁。

[29] 閔爾昌編：《江子屏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22冊，第592、594——595頁。

[30] 江藩：《國朝宋學淵源記》，《漢學師承記（外二種）》，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222頁。

[31] 阮元：《擬儒林傳稿汪中傳》，《汪喜孫著作集》下，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版，第901頁。

[32] 阮元：《儒林傳稿序》，《儒林傳稿》卷首，《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印嘉慶刊本，第2頁。

[33] 阮元：《莊方耕宗伯經說序》，《味經齋遺書》卷首，道光年間刊本，第1、2頁。

[34] 阮元：《學海堂策問》，《揅經室續(xù)集》卷三，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初刻本，第12頁。

[35] 阮元：《阮宮保與喜孫書》，《汪喜孫著作集》下，第970頁。

[36] 劉逢祿：《汪容甫遺書序》，《劉禮部集》卷十，光緒十八年重刻本第1頁。

[37] 章學誠：《浙東學術》，《文史通義》內篇二，《章氏遺書》卷二，劉氏嘉業(yè)堂1922年刊本，第23頁。

[38]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5頁。

[39] 何炳松：《浙東學派溯源》，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頁。

[40] 錢穆：《中國儒學與文化傳統(tǒng)》，《中國學術通議》，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頁。

[41] 《章太炎先生論訂書》，《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卷首，第2、5頁。

[42] 全祖望：《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七，《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印嘉慶十六年刻本，第15頁。

[43] 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334頁。

[44] 參閱何冠彪：《浙東學派問題平議——兼辨正黃宗羲與邵廷采之學術淵源》，載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清史室編《清史論叢》第七輯，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17——242頁。

[45]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0年版，第69——72頁。

[46] 章太炎：《訄書重訂本·清儒》，《章太炎全集》第一輯，第155——156頁。

[47] 劉禺生：《章太炎師事孫詒讓》，《世載堂雜憶》，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26頁。

[48] 宋?。骸稄驼旅妒鍟罚?897年7月14日），《宋恕集》上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573頁。

[49] 周予同：《“漢學”與“宋學”》，《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頁。

[50] 戴望：《故禮部儀制司主事劉先生行狀》，《謫麐堂遺集》文卷一，宣統(tǒng)三年刊本，第27頁。

[51] 戴望：《注論語敘》，《戴氏注論語小疏》，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292頁。

[52] 俞樾：《致戴望》，《俞樾函札輯證》（上），鳳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頁。

[53] 劉師培：《近儒學術系統(tǒng)論》，《左盦外集》卷九，《劉申叔先生遺書》第49冊，第5頁。

[54] 《章太炎先生論訂書》，《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卷首，第4頁。

[55] 陳壽祺：《答段懋堂先生書》，《左海文集》卷四，《續(xù)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刊本，第48頁。

[56] 《章太炎先生論訂書》，《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卷首，第6頁。

[57] 陳壽祺：《尚書大傳定本序》，陳壽祺輯?！渡袝髠鳎ǜ綌洷嬗灒?，《叢書集成新編》第10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342——343頁。

[58] 陳壽祺：《駁沈果堂〈尚書小疏〉唐虞不步五星說》，《左海文集》卷三，第37——38頁。

[59] 《章太炎先生論訂書》，《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卷首，第7頁。

[60] 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凡例》，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33頁。

[61] 焦循：《與孫淵如觀察論考據(jù)著作書》，《雕菰集》卷十三，第23——24頁。

[62] 阮元：《儒林傳稿序》，《儒林傳稿》卷首，第2頁。

[63] 阮元：《惠周惕傳》，《儒林傳稿》卷二，第4、8頁。

[64] 阮元：《戴震傳》，《儒林傳稿》卷四，第5、10頁。

[65] 桂文燦：《經學博采錄》卷一，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頁。

[66] 方東樹：《漢學商兌》卷中之上，《漢學師承記（外二種）》，第291——292頁。

[67] 劉師培：《近儒學術系統(tǒng)論》，《左盦外集》卷九，《劉申叔先生遺書》第49冊，第1頁。

[68]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四，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