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鐘明奇

郭豫適先生《擬曹雪芹“答客問”——論紅學索隱派的研究方法》一書2006年9月曾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現(xiàn)作為傅璇琮先生、黃霖先生、羅劍波先生主編的“當代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文庫”（第一輯）之一種，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再版。本書分為上輯“歷史篇”、下輯“評論篇”、附輯“訪談篇”三輯。收入在本書中的諸文章有的是從郭先生已經(jīng)出版的專著中摘錄出來的，如上輯“歷史篇”就摘自其所著《紅樓研究小史稿》《紅樓研究小史續(xù)稿》，而其他論文與訪談也都發(fā)表過，均產(chǎn)生過很好的社會反響。郭先生之所以不辭辛苦，從他多年以來出版的許多著述中，梳理、摘編相關(guān)內(nèi)容編成此書，旨在于對前些年紅學研究領(lǐng)域里以劉心武先生為代表的新索隱派予以科學的剖析和深入的批判，體現(xiàn)了老一輩紅學家強烈的學術(shù)責任感。郭先生在本書《后記：從紅學索隱派說到“秦學”研究及其他》中說：“出版這本書主要目的是想說明，紅學索隱派的研究方法是錯誤的、非科學的。讀者們不要相信這些出諸主觀猜測的不切實際的東西，研究家也不要在索隱派之路上繼續(xù)追求出新，再去搞這種猜謎式的研究了?！?/p>

客觀地說，以劉心武先生為代表的新索隱派，其研究方法，與從前的索隱派并沒有什么不同。例如，郭先生在本書上輯“歷史篇”之“索隱派的興盛與前期代表作”中指出：“從《紅樓夢》研究史上看，評點派、索隱派都好用諧音法來解釋《紅樓夢》里的字義，結(jié)果自然就只能各執(zhí)一詞，莫衷一是。如在張新之看來，‘扇’就是‘善’，所以晴雯撕扇，‘撕扇’二字就被附會為‘思善’。但在蔡元培看來，‘扇’就是‘史’，所以石呆子的‘二十把舊扇子’就被附會成‘二十史’。其實晴雯撕扇，跟‘思善’有什么關(guān)系？石呆子二十把舊扇子，跟‘二十史’又有什么相干？這些所謂‘關(guān)合’或關(guān)系，都是這兩位紅學家強加于曹雪芹、強加于《紅樓夢》的，并不是實際上存在的什么‘隱義’?！?/p>

上述這種情形在以劉心武先生為代表的新索隱派那里完全存在。當然，劉先生本人并不承認他是索隱派，他說自己是“探佚學中的考證派”。但他的“秦學”研究，用的其實就是上舉索隱派諧音法之類的研究方法。舉個典型的例子來說，他有一篇題為《“友士”藥方藏深意》的文章（見《紅樓望月》，書海出版社，2005年）。劉先生在該文中說，《紅樓夢》第十回中，那個太醫(yī)張友士之“友士”諧音“有事”，是京里派來的“政治間諜”，其所配的那張藥方并不是一般的藥方，“實際上是一道讓秦可卿自盡的命令”。何以見得呢？這是因為藥方里開的是這樣五種藥：“人參、白術(shù)、云苓、熟地、歸身?！眲⑾壬舶选霸栖摺备糸_，“云”作“說”解，“苓”作“命令”解，這樣他就把藥方說成是：上面命令秦可卿在熟地自盡。劉先生在文中寫道：

那十個字可分為兩句讀：“人參白術(shù)云：苓熟地歸身?！币簿褪歉嬖V秦可卿為家族本身及賈府利益計，令她就在從小所熟悉的地方——具體來說就是“天香樓”中“歸身”即自盡?！叭藚仔g(shù)”是誰呢？我們都知道“參”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倘“白術(shù)”理解作“半數(shù)”的諧音，則正合十四，而康熙的十四個兒子爭位的惡斗一直延續(xù)到四子雍正登基之后。

事實上，這里“白術(shù)”作為一種中藥，“術(shù)”當讀zhú，是不能讀作“數(shù)”的；將“白術(shù)”諧音成“半數(shù)”，這種轉(zhuǎn)換即使從諧音法的運用來說，也是不能成立的。而他硬說這人參的“參”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這“半數(shù)”“正合十四”，而十四是隱指康熙的第十四子。這樣的“研究”，豈不是太牽強附會、太武斷了嗎？因此，郭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實他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全是索隱派的老一套。”（見本書《后記》）這就是說，劉心武先生的這種研究，與上引前期索隱派張新之、蔡元培用諧音的方法研究《紅樓夢》直五十步與一百步之別罷了。因此，讀者如果熟悉《紅樓夢》研究的歷史，就不會對劉心武先生的此類研究感到新奇，自會辨別什么是真正的學術(shù)研究，什么是紅學發(fā)展史上早已被人批評、否定過的“索隱派的老一套”，進而能以比較科學的、健康的心態(tài)去欣賞《紅樓夢》，由此真正領(lǐng)略到我們民族歷史上無以上之的文學瑰寶——《紅樓夢》的偉大與精彩。

如果說，本書上輯主要從“史”的角度讓廣大讀者認識到，索隱派紅學其實早已存在，且名聲不佳，那么，本書下輯的十篇論文，則是從“論”的角度，亦即從學理上讓廣大讀者認識到索隱派紅學的非科學性，揭示了索隱派紅學終歸窮途的必然性，同時也批評了紅學研究中其他的不良現(xiàn)象，如紅學研究中的“逆反心理”“炒作”與“曹雪芹再生”等等。郭先生在《索隱派紅學的研究方法及其歷史經(jīng)驗教訓——評近半個世紀海內(nèi)外索隱派紅學》一文中指出：“為什么在紅學研究中索隱派著述不絕如縷，有時還顯得相當熱鬧，而我們卻說索隱派紅學在學術(shù)上終歸窮途呢？這并不取決于批評者對它所持的批評態(tài)度，而是由索隱派研究方法本身客觀存在的并且是無法克服的非科學性質(zhì)和非科學傾向所決定的。”事實正是如此。索隱派紅學往往不能正確地理解《紅樓夢》的小說特質(zhì)，而是把《紅樓夢》當成生活的“真”的“實錄”。正如郭先生在本書上輯“索隱派的興盛與前期代表作”中闡述“索隱派的觀點與方法及其影響”時所說的那樣，他們“不能理解文藝創(chuàng)作與社會現(xiàn)實的關(guān)系”，“根本不懂得文學批評的科學的方法”，只是“把文學作品零碎、簡單地還原為生活的事實”。這實際上就是把《紅樓夢》當成一部史書，而不是文學作品。因此，他們是在解讀所謂的歷史，而不是在分析由具象的生活經(jīng)過作家典型化之后形成的文學作品。他們的那種研究方法，其實就是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早就批評過的“讀小說者，也以考證之眼讀之”。學術(shù)研究的大前提已經(jīng)錯了，怎么能保證其研究結(jié)論的正確呢？其次，他們“根本不懂得文學批評的意義和作用”，“把《紅樓夢》當作一個‘雅謎’，然后又各自挖空心思地去猜這個‘雅謎’”。那么，這些“雅謎”是怎樣出來的呢？郭先生在本輯《論“紅樓夢毫無價值論”及其他——關(guān)于紅學研究中的非科學性問題》一文中說：“猜謎人自己即是制謎人，這就是問題的實質(zhì)?！比鐒⑿奈湎壬庾x那張藥方，實際上就是在猜“雅謎”，而這個“雅謎”其實就是劉先生自己制造出來的。因此，他認為王蒙先生“沒有讀懂”《紅樓夢》第十回下半回《張?zhí)t(yī)論病細窮源》，唯有他才能“讀懂”。把《紅樓夢》當作“雅謎”來猜，這的確滿足了不少讀者與觀眾的好奇心態(tài)、“探秘”心理——新舊索隱派許多冠以“揭秘”、“大揭秘”或“解碼”的著述，之所以盛行，個中原因或許就在于此。但這與嚴肅、認真、科學的學術(shù)研究來說毫不相干，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因此，從根本上說，索隱派紅學在學術(shù)上必定終歸末路。

郭先生的《索隱派紅學的研究方法及其歷史經(jīng)驗教訓——評近半個世紀海內(nèi)外索隱派紅學》一文為紅學界高度重視。這是因為，該論文除了對近半個世紀海內(nèi)外索隱派紅學作了科學的評判之外，還對《紅樓夢》研究的科學考證與主觀索隱作了科學的、有相當理論深度的辨別，這是郭先生對《紅樓夢》研究的一個重要貢獻。在紅學研究界，很多事實上搞“索隱”的人，也說自己是搞“考證”的。如前面我們提到劉心武先生就不認為他是索隱派，說自己是“探佚學中的考證派”。一般讀者對此不易分別，而郭先生的這篇論文卻從四個方面，對此問題作了嚴格區(qū)分，并能使人讀后一目了然。郭先生在該文中說：“首先，就提出論題而言，考證家的論題一般地說具有一定的現(xiàn)實性，論題的提出以考證家對研究對象的初步觀察和了解為基礎(chǔ)，強調(diào)論題來自客觀對象；索隱家的論題的提出往往是來自某種先入之見、某種既定的主觀懸念，在索隱派紅學著述里，許多論題即所謂‘謎’，其實都是這些猜謎家自己制造出來的”，“其次，就論證過程而言，考證家的論證強調(diào)遵循邏輯、尊重客觀事實，在論證過程中，其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從材料到理論；索隱家在這一點上恰好與考證家相反，他們在論證過程中，其思維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從結(jié)論到材料。在索隱派的著述中，論證的過程和方法往往是支離破碎、東拉西湊，他們的論證既不講究科學邏輯，也不尊重客觀事實和材料，有時是把事實和材料裁減、組合得符合自己的主觀需要，有時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實’和‘材料’”；“再次，就結(jié)論驗證而言，考證家在主客觀條件比較充分的情況下，其考證的結(jié)論是比較切實可靠的；當然，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考證家有時未能得出科學的結(jié)論，考證過程及其結(jié)論會有失誤，但以考證方法所得的結(jié)論無論是對是錯，一般地說是可以驗證的；而索隱家們對自己所得出的結(jié)論總是評價甚高，往往自詡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紅樓夢》的真正解人，其實他們的結(jié)論往往是主觀猜想的產(chǎn)物”；“最后，就研究價值而言，科學考證的目的和作用是通過認真踏實的研究，去探討一些實際存在的科學問題，在研究過程中遵循科學規(guī)律，依靠已知的科學知識，從已知到未知，幫助人們解決疑難問題，獲得新的知識；索隱家們索隱的具體的目的和動機雖然有所不同，或由于好奇心的驅(qū)使，或為了證實某一政治成見、心理觀念，或則借此自炫博學、善于解謎，甚或借此消磨時日，以驅(qū)遣文字自娛并以此娛人，總之他們最看重的是追求興趣，滿足自己和同好者心理的需要，但也正由于他們的研究具有主觀猜測、隨意附會的通病，往往就不能自圓其說”。《紅樓夢》研究中有關(guān)科學考證與主觀索隱區(qū)別的論述，恐怕沒有比郭先生此文說得更嚴密、更科學、更完整的了，可以說是關(guān)于此一問題的帶有經(jīng)典性的闡述。而對這一問題如果在學理上未能有科學的認識，我們就難以正確地辨別各種形式的新索隱派紅學，從而使《紅樓夢》研究回到的正確的科學的軌道上來。這就是郭先生此文的重大學術(shù)價值之所在。

本書“下輯”中郭先生其他有關(guān)研究紅學的論文也寫得很精彩，其中有的是較為直接地研究索隱派紅學的，如《從胡適、蔡元培的一場論爭到索隱派的終歸窮途——兼評〈紅樓夢〉研究史上的后期索隱派》一文，就是一篇有很高學術(shù)價值的學術(shù)論文，不但寫得較早，而且同樣以科學的分析，揭示了索隱派紅學的必將終歸消亡，是索隱派紅學研究史上氣勢磅礴、不可多得的佳作。又如作為本書“代自序”的《擬曹雪芹“答客問”》也極具特色。這是一篇用小說筆法寫成的學術(shù)論文，模擬曹雪芹的口吻，對《紅樓夢》研究中的種種奇談怪論，包括紅學索隱派的諸種謬說，給以尖銳的批評和辛辣的嘲諷。郭先生說，他之所以寫這篇學術(shù)論文，就是覺得“現(xiàn)在‘紅學’研究里面還有一點‘舊’氣，正如有些同志所說，舊紅學索隱派的觀點和方法的影響還未清除的緣故”，具體地說就是“有的文章‘舊’氣橫秋，‘索隱派’‘自傳說’的味道頗濃，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揭示《紅樓夢》這部‘奇書’思想藝術(shù)之奧秘，而有些讀者也誤以為這是什么新發(fā)明、新創(chuàng)造”。這篇論文發(fā)表于1981年12月21日的《光明日報》《文學》?？?，距今三十多年了，但讓人感到就是針對當今有關(guān)紅學研究而寫的，讀來妙趣橫生，令人耳目一新。

本書“附輯”是“訪談篇”，總共只有六篇文章，且篇幅不長，專門談《紅樓夢》研究的只有兩篇。在這六篇訪談中，郭先生明確提出了一個看似老生常談卻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這就是研究《紅樓夢》的學風問題、文化遺產(chǎn)研究的思想與方法問題，但歸結(jié)起來也可以說就是一個學風問題。毫無疑問，學風問題有關(guān)學術(shù)研究的生死存亡。郭先生之所以判定各種形式的索隱派紅學必然終歸窮途，乃在于他們研究《紅樓夢》其研究方法存在明顯的主觀隨意性。研究《紅樓夢》這樣一部偉大的著作，其研究方法竟然主觀隨意，這當然是一種很壞的學風，怎能由此去正確理解《紅樓夢》的偉大與精深呢？這注定了這種研究的沒有出路。郭先生在本輯第一篇訪談《紅樓夢研究要倡導嚴謹?shù)膶W風》中說得好：“紅學研究大有可為，例如《紅樓夢》有些什么好的藝術(shù)經(jīng)驗，它對于我們今天的文藝創(chuàng)作有什么啟發(fā)或借鑒的地方？這些專題就大可研究，我們有的同志為什么不走科學研究的陽關(guān)大道，卻要去走索隱派的獨木小橋呢？”這與他在《從胡適、蔡元培的一場論爭到索隱派的終歸窮途——兼評紅樓夢研究史上的后期索隱派》一文中早就指出的“我們研究《紅樓夢》應(yīng)當把注意力和著重點放到《紅樓夢》本身上來”完全是一個意思。研究《紅樓夢》應(yīng)當把注意力和著重點放到《紅樓夢》本身上來，這不僅僅是郭先生一個人的意見，其實也是老一輩紅學家與廣大學者用嚴肅、認真、科學的態(tài)度研究《紅樓夢》所達成的共識。

要而言之，郭豫適先生的這本《半磚園齋論紅學索隱派》，不但對紅學研究史上各種形式索隱派作了有相當理論深度的科學的論析與批判，同時也實事求是地指明了《紅樓夢》研究的正確方向，充分體現(xiàn)了一個嚴肅學者的學術(shù)擔當。

需要說明的是，“訪談篇”中《博學深思 實事求是——郭豫適教授訪談錄》一文，發(fā)表于《文藝研究》2009年第5期，為原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擬曹雪芹“答客問”——論紅學索隱派的研究方法》一書所無，現(xiàn)收錄本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