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隱派的興盛與前期代表作

索隱派的興起

民國初年，《紅樓夢》研究中形成了一個勢力頗大的派別，叫做索隱派。索隱派的文字，在《紅樓夢》研究史上很有聲勢，影響甚大。人們通常所說的“舊紅學”，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指這類文字。

自民國五年（1916）至民國八年（1919），短短數(shù)年之間，就出版有王夢阮與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蔡孑民（即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還有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前兩種尤其是舊紅學索隱派中主要的代表作。如果說，清朝乾隆時期最初的評論《紅樓夢》的專著如周春的《閱紅樓夢隨筆》，其篇幅比起后來光緒年間“晶三蘆月草舍居士”的《紅樓夢偶說》來是小巫見大巫的話，那么《紅樓夢偶說》的篇幅比起民國初年出現(xiàn)的《紅樓夢索隱》這種索隱派的代表性著作來，那真又是小巫見大巫了。索隱派這類著作，幾乎每種都是洋洋灑灑。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足足寫了幾十萬字。有些地方，索隱文字比《紅樓夢》有關段落的本文來反而更多，這種索隱文字超過小說原文的喧賓奪主的情況，很有點像經(jīng)學家詮解孔孟經(jīng)籍或佛學家疏證佛教經(jīng)文的樣子。《紅樓夢索隱》作者自稱，其《紅樓夢索隱》就是“以注經(jīng)之法注《紅樓》”的（《紅樓夢索隱》例言）。

索隱派著作的篇幅如此之大，其內容究竟如何？它們研究的究竟是些什么東西？這首先就要了解一下索隱派紅學的主要特點。原來這類索隱派著作，既不像前此的《紅樓夢偶說》《夢癡說夢》那樣，主要是摘錄、評述小說中若干人物事件，借此發(fā)泄有關人生或世情的感嘆，也不像后來新紅學考證派那樣，認定小說中的賈府就是小說作者曹家，竭力去考證賈府和曹氏的家事，而是拼命去“索隱”。所謂“索隱”，意思就是探索幽隱，即尋求小說所“隱”去的“本事”或“微義”。其實就是穿鑿附會、想入非非地去求索《紅樓夢》所影射的某些歷史人物或政治事件。這類文字說起來是在研究《紅樓夢》，但它主要的并不是從小說《紅樓夢》本身出發(fā)，而是從那些索隱家頭腦里的某種主觀意念出發(fā)，他們各自把一些看似跟《紅樓夢》有關的東西拿來跟小說里面的人物事件互相比附、印證，并從而去評論《紅樓夢》的意義和價值。實在說來，他們真正研究的并不是《紅樓夢》本身，而是與《紅樓夢》及其作者關系不大、甚至是毫不相干的東西。

索隱派的那些著作產(chǎn)生的具體原因，以及它們各自的具體內容，是有所不同的。本來，在《紅樓夢》評論史上，還在民國初年這些大部頭的索隱派著作出現(xiàn)以前，清朝時期就已經(jīng)有人不斷地在“索隱”，探求這部小說究竟是寫誰家的“本事”，如有的說是寫宰相明珠家事，有的說是寫金陵張侯家事，等等。但當時這類說法，往往只是說說而已，還沒有多方面地詳細地進行論證。到了民國時期，就有一些索隱派研究家承接清朝時期這類說法而大加發(fā)揮，他們從歷史著作、野史雜記、文人詩詞或隨筆以及民間傳聞中，從小說《紅樓夢》中，竭力搜集一切有關的或看似有關實則毫無關系的文字，牽強附會地加以排比對照，想以此證明《紅樓夢》即是寫某家某事。一般說來，這批索隱派作者都是善于玩弄材料和文字的附會學家，史籍或傳聞中的一點材料，小說里的一段描寫，到了他們那里，便只管互相牽合，只管東拉西扯、千言萬語地放手寫去，所以許多索隱派的著作，篇幅都很龐大。

這些索隱派紅學家，有的是《紅樓夢》迷，愛《紅》成癖，又值心閑，可以“戲筆”，心里對《紅樓夢》先有了一個念頭，就千方百計地想去求索、證實它。有的雖也愛好《紅樓夢》，但主要是由于對現(xiàn)實社會政治有所感觸并有所欲言，希望通過“索”《紅樓夢》之“隱”來宣傳某種政治觀點，倒并不是吃飽了飯沒事干寫著玩。索隱派中這前一種人居多，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可為代表；后一種人較少，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可為代表。索隱派作者搞《紅樓夢》“索隱”的具體思想動機雖有不同，他們那些索隱的著作，具體內容和說法也不一樣，但那些索隱派著作在運用主觀主義的“索隱”方法上，在歪曲小說《紅樓夢》的思想藝術意義上，以及在對后來《紅樓夢》研究所產(chǎn)生的消極影響上，卻都是一致的。

以下依序對這個時期幾部較為有名的索隱派代表作加以評介，并略述索隱派紅學的主要謬誤及其對后世《紅樓夢》研究的影響。

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

此書出版于民國五年（1916），題“悟真道人戲筆”?！都t樓夢索隱》附于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上，上海中華書局印行。書分二十卷，分訂十冊。書前印有“清世祖五臺山入定真相”（彩色），意在佐證《紅樓夢》是寫清世祖故事。書前有“悟真道人”所作的《序》《例言》和《紅樓夢索隱提要》，其分回分段索隱，則夾寫在《紅樓夢》有關段落正文之下。

《紅樓夢索隱》出版之后的流傳及其影響，可以從一個數(shù)字看出來，即此書出版后，很短的時期之內就重版至十三版之多。可見這部書在當時是頗為轟動的。

《紅樓夢索隱·序》全面地說明了這部索隱著作的基本思想和內容。開頭即說：“玉溪《藥轉》之什，曠世未得解人；漁洋《秋柳》之詞，當代已多聚訟?！边@里玉溪指的是玉溪生，即唐代詩人李商隱，《藥轉》是他所作的一首七律詩；漁洋指的是王漁洋，即清代詩人王士禛，《秋柳》是他所作的一組七律詩。他們這些詩真意都很難解，人們對其解釋頗多分歧。“悟真道人”是用李商隱、王士禛這些詩作比喻，說明《紅樓夢》也是真意難明、不易解釋的作品。

那么，在“悟真道人”看來，《紅樓夢》為什么難解呢？它所“隱”的“本事”究竟是什么呢？他說：

為世所傳《紅樓夢》一書者，其古今之杰作乎？大抵此書改作，在乾嘉之盛時，所紀篇章，多順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親見親聞；兩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敝屣，其事為古今未有之奇談；閨閣風塵，其人亦兩間難得之尤物。聽其淹沒，則忍俊不禁；振筆直書，則立言未敢。于是托以演義，雜以閑情，假寶、黛以況其人，因榮、寧而書其事。

但因為一則“酸辛無限，筆墨羞陳”，二則“奇情駭世，尊諱難書”，所以小說作者才使用“變幻離奇，烘托點染”的筆法，于是一般讀者便難于辨認《紅樓夢》的“正諦”了。

《紅樓夢》既是這樣難解，并且至今未得解人，于是“悟真道人”便立下了這樣的志愿：

不佞謬參正諦，剖集遺聞。由假悟真，信《太上》以忘情為貴；即隱求事，知酸淚非作者之癡。遂洞抉藩籬，大弄筆墨。鉤沉索隱，矜考據(jù)于經(jīng)生；得象忘言，作功臣于說部。（《紅樓夢索隱·序》）

這位自稱“悟真”的評論家，對于前此的《紅樓夢》評點家頗多批評。他說：“諸家評《紅樓》者，有護花主人、大某山民各種”，“大抵不免為作者故設之假人假語所囿，落實既謬，超悟亦非，于書中所指何人何事全不領悟，真知既乏，即對于假人假語，亦不免自為好惡，妄斷是非”?？傊?，“是書流行幾二百年，而評本無一佳構”（《紅樓夢索隱·例言》）。這位索隱家自稱“于是書融會有年，因敢逐節(jié)批評”，“以注經(jīng)之法注《紅樓》，敢云后來居上”（同上）?？此绱朔穸▌e人的評本，如此肯定自己的研究，說明他對自己索隱所得的《紅樓夢》的“正諦”是很自信的。

那么，這位《紅樓夢》研究家“大弄筆墨”，“鉤沉索隱”的結果，得出了怎樣的結論呢？以下就是《紅樓夢索隱》這部著作對于《紅樓夢》這部小說的“本事”和“正諦”的最基本的觀點：

然則書中果記何人何事乎？請試言之。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相傳世祖臨宇十八年，實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傷過甚，遁跡五臺不返，卒以成佛。當時諱言其事，故為發(fā)喪。世傳世祖臨終罪己詔，實即駕臨五臺諸臣勸歸不返時所作。語語罪己，其懺悔之意深矣?！咐舷鄠?，言之鑿鑿，雖不見于諸家載記，而傳者孔多，決非虛妄。情僧之說，有由來矣。（《紅樓夢索隱提要》）

這位索隱派研究家的意思是說，《紅樓夢》全書寫的是清朝順治皇帝（清世祖）和董鄂妃的故事。小說中的“情僧”，指的就是順治皇帝。而那個董鄂妃又是何人呢？他說就是當年秦淮名妓董小宛。秦淮名妓董小宛怎么會變成清世祖所寵愛的董鄂妃呢？他說：

至于董妃，實以漢人冒滿姓，因漢人無入選之例，故偽稱內大臣鄂碩女，姓董鄂氏，若妃之為滿人者，實則皆知秦淮名妓董小宛。小宛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愛重，適大兵下江南，辟疆舉室避兵于浙之鹽官。小宛艷名夙熾，為豫王所聞，意在必得，辟疆幾瀕于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計全辟疆使歸，身隨王北行。后經(jīng)世祖納之宮中，寵之專房。廢后立后時，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賤，持不可，諸王亦尼之，遂不得為后。封貴妃，頒恩赦，曠典也。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發(fā)為僧，去之五臺不返。誠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書，此《紅樓夢》一書所由作也。（同上）

這位紅學家頗會編撰故事，你看他把事情說得有頭有尾，真可謂“言之鑿鑿”了。但可惜這些敘述完全是杜撰的，這段故事其實是有明顯的破綻的。請問既是“漢人無入選之例”，董小宛是漢族女子，而且又是一個妓女，怎能入宮充當貴妃？再說，皇帝身旁后妃成群，死了一個妃子，有可能悲痛得連皇帝都不想做了嗎？這位索隱家也自知所謂清世祖因傷悼董鄂妃之死而“落發(fā)為僧”的事，不但史書沒有記載，并且也“不見于諸家載記”。但是，他為了立論的需要，便把史無記載，曲意說成是“史不敢書”。這樣一說，意思就變成史實所有，只不過是史書未寫罷了。但這里又存在著一個漏洞，官家史書或者可以說是“不敢”記載，那么私家記述總不至于那么禁忌罷，為什么并也“不見于諸家載記”呢？

說什么《紅樓夢》全書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說什么小說中的賈寶玉就是清世祖，說什么小說中的林黛玉就是清世祖寵愛至極的董鄂妃，也就是原來的秦淮名妓董小宛（琬），這一切不過是想當然的編造罷了。

關于清世祖因所歡董鄂妃去世，感傷過甚，便去五臺山落發(fā)為僧的傳說，主要的根據(jù)是吳梅村的四首《清涼山贊佛詩》。我們知道，吳梅村的《清涼山贊佛詩》也是清詩中的一件疑案，詩意隱晦難明。有人猜測它所寫的正是傳說中的清世祖和董鄂妃的故事。“王母攜雙成，綠蓋云中來”，是點董姓；“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是指董姓女子之死，等等。吳詩究竟是否寫清世祖和董鄂妃的故事，這姑且放在一旁。問題是即使吳梅村的詩確是寫這個故事，又怎能以此為據(jù)，證明曹雪芹的小說也必定是寫這個故事，而董鄂妃又必定是董小宛？說董鄂妃即是董小宛，其主要理由是冒辟疆《影梅庵憶語》里面沒有詳記董小宛的死狀，頗覺可疑，說是因為董小宛被大兵俘去，最后獻給朝廷，此事冒辟疆不便明白說出。這又完全是出自主觀主義的猜測。

對于上述出自猜測的傳說，孟心史作有《董小宛考》，加以批駁。文中指出：“順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為二十八歲，巢民為四十一歲，而清世祖則猶十四歲之童子，蓋小宛之年長以倍，謂有入宮邀寵之理乎？當是時江南軍事久平，亦無由再有亂離掠奪之事。小宛死葬影梅庵，墳墓具在。越數(shù)年，陳其年偕巢民往吊有詩。迄今讀清初諸家詩文集，于小宛之死，見而挽之者有吳薗次，聞而唁之者有龔芝麓，為耳目所及焉?！边@里多方面說明董小宛不可能入宮成為董鄂妃，特別是考出董小宛和清世祖兩人年齡相差過遠，指出十四歲的童子不可能要一個年紀已經(jīng)二十八歲的女子入宮為妃。孟心史對那些猜測之詞的反駁是很有力的。

我們再找冒辟疆的《影梅庵憶語》來看，也可以反駁那種認為董小宛即是董鄂妃的說法。

《影梅庵憶語》是冒辟疆為悼念亡妾董小宛而作的，那是一篇寫得頗為真切動人的有名的傳記文學作品。它記敘了他們兩人相遇、相愛、同居，以及后來董小宛隨冒辟疆歷經(jīng)變亂困苦而矢志忠貞的故事?！都t樓夢索隱》說什么董小宛以計全冒辟疆使歸，自己隨豫王北行，這又是妄測?！队懊封謶浾Z》明白地說“乙酉流寓鹽官”，避難出走，“卒于馬鞍山遇大兵”，“天幸得一小舟，八口飛渡，骨肉得全，而姬之驚悸瘁瘖，至矣盡矣！”又寫脫難后冒辟疆病重，小宛曲為伏侍，等到冒辟疆病愈，董小宛已“星靨如蠟，弱骨如柴”了。后來辟疆又再病了兩次，都得到小宛的盡力看護。所以冒辟疆說：“余五年危疾者三，……微姬力，恐未必能堅以不死也！”這里明白記述馬鞍山遇大兵后的五年中間，小宛始終是和冒辟疆在一起的，哪里是什么遇大兵俘獲北上進宮？

《影梅庵憶語》明說董小宛是死于勞瘁等原因。有人說書中對小宛的死因死狀毫不提及，這也是不對的。實際上《影梅庵憶語》除了寫到董小宛的驚悸、勞瘁以外，對她臨死時的情況也不止一次提到過，其中有一段說：“姬不私銖兩，不愛積蓄，不制一寶粟釵細。死能彌留，元旦次日，必欲求見老母，始瞑目。而一身之外，金珠紅紫盡卻之，不以殉。洵稱異人。”又有一段說：“姬臨終時，自頂至踵，不用一金珠紈綺，獨留跳脫不去手，以余勒書故?！边@對董小宛臨終時的狀況，對她的性格乃至她對冒辟疆的真摯的愛情，不是正面地具體地作了敘寫嗎？

由上述這些情況，我們可以知道，《紅樓夢索隱》以及其他紅學家關于《紅樓夢》是寫清世祖和秦淮名妓董小宛的故事的說法，實在是沒有事實根據(jù)的。

《紅樓夢索隱》論述小說中某人物影射某人物的理由，使用的是牽強附會的方法。例如說林黛玉就是董小宛，“關合處尤多”。什么理由呢？他說：

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綠之意也！小宛書名，每去玉旁專書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專名玉，平分各半之意也！……小宛入宮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饜勖?，故黛玉愛竹。小宛善曲，故黛玉善琴。小宛善病，故黛玉亦善病。小宛癖月，故黛玉亦癖月。小宛善栽種，故黛玉愛葬花。小宛能烹調，故黛玉善裁剪。小宛能飲不飲，故黛玉最不能飲?！倚⊥鹩谓鹕綍r，人以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號瀟湘妃子?！⊥鹦涨Ю锊荩煊裥针p木林?！吟煊裰该?，母名敏，海去水旁，敏去文旁，加以林之單木，均為梅字。小宛生平愛梅，庭中左右植梅殆遍，故有影梅庵之號，書中凡言梅者，皆指宛也。（《紅樓夢索隱提要》）

這里的所謂“關合”，看似很多，說得振振有詞，其實是牽強附會，經(jīng)不起辯駁的。請問，“二十七”和“十三余”，相差如此之大，怎能說這是兩人的“關合”？“善病”和“癖月”，古代女子多得很，難道世上只有董小宛多病和喜歡月亮？怎么能拿來證明呢？梅之與竹，曲之與琴，栽種和葬花，烹調和裁剪，畢竟有所不同。至于“能飲不飲”之與“最不能飲”，其實際是“能飲”與“不能飲”，明明是相反的情況，怎么又能說是“關合”？而且小宛流離顛沛，黛玉只從家鄉(xiāng)到賈府；未聞小宛善哭，黛玉卻眼淚特多；小宛善能委婉迎合冒氏家中諸輩，黛玉卻孤高得很；小宛出身樂籍，黛玉出身書香門第。小宛嫁冒辟疆后，依《紅樓夢索隱》的說法，還曾隨豫王北行，入宮為妃；而黛玉呢，她卻是一心只愛寶玉，至死未有二志，她和寶玉尚且未能結合，何嘗又去跟上別人？從出身、遭遇以及思想性格等各方面來看，兩者都是很不相同的，怎么能說小說中的林黛玉就是董小宛呢？

至于侈談什么“千里草”“雙木林”以及“梅”字跟其他幾個字的關系，那簡直就是在拆字猜謎了，算什么考證或評論！就說“千里草”是指“董”字，“雙木林”是指“林”字，憑什么就能斷定這“董”“林”二字就是指董小宛和林黛玉？我們知道，曹雪芹在給小說中人物命名時，確曾用過諧音的辦法。但如果把這一點絕對化，刻意求深，以為這里面一定是隱中有隱，曲中有曲，碰到一個人名就疑神疑鬼地說“影射”誰、“影射”誰，那就只能走上主觀隨意的唯心主義的歧路。曹雪芹如果給林黛玉的父母命名時，就必須查考、研究一下“林”字和“木”“海”“敏”“梅”這些字相互之間的筆畫結構關系，那么免太辛苦也太傻了，他是完全沒有必要那樣做的。

《紅樓夢索隱》說什么《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林黛玉“影射”清世祖、董鄂妃（董小宛），這本來就已經(jīng)純是主觀猜測之詞。但這部索隱派著作在關于“影射”方法及其運用過程中，又提出了一些更叫人無從捉摸的“化身”說、“分寫”說、“合寫”說。根據(jù)這些說法，一方面可以認為小說中好幾個人共同“影射”現(xiàn)實中同一個人，從另一方面又可以認為小說中某一個人是“影射”現(xiàn)實中的幾個人。

《紅樓夢索隱》說：“小宛事跡甚多，又為兩嫁之婦，斷非黛玉一人所能寫盡，故作者又以六人分寫之。”哪六個人？他說是小說中的秦可卿、薛寶釵、薛寶琴、晴雯、襲人和妙玉。并據(jù)此說：“《紅樓夢》好分人為無數(shù)化身，以一人寫其一事，此一例也?！边@里剛剛提出“化身”說、“分寫”說，認為不僅林黛玉影射董小宛，而且寶釵等另外六個人也影射董小宛；但是接著又來一個“合寫”說，認為寶釵有時是寫董小宛，“亦有時寫陳圓圓”，“亦有時寫劉三秀”，就是說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物董小宛、陳圓圓、劉三秀三個女子合寫在小說中的薛寶釵一個人身上。這種混亂不堪、互相矛盾的說法，在《紅樓夢索隱》中可以說是俯拾即是。

書中這類索隱法，完全是憑評論者的隨意捏合，并不要有什么原則或標準。對小說中的人和事跟現(xiàn)實中的人和事，只要抓住兩者之間一點看似相同的地方，就說這里面有“關合”，斷定兩者必有關系；至于兩者不相同或根本相反的地方，那就閉著眼睛不看，或者強詞奪理地說這是什么“合寫”“分寫”或“反寫”。反正筆在他手里，他愛怎么索隱就怎么索隱，完全是主觀隨意性的。本來，唯心主義、主觀主義，正是索隱派紅學共同的基本特點。在這方面，《紅樓夢索隱》是表現(xiàn)得很突出、很典型的。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

《紅樓夢索隱》正式出版的次年，又出現(xiàn)了另一部也是很聞名的索隱派著作，這就是蔡孑民（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此書不像《紅樓夢索隱》那樣逐回索隱，篇幅也比《紅樓夢索隱》少得多，但影響也很大。蔡元培是當時一位著名學者，他也來搞《紅樓夢》的“索隱”，頗引起人們的注意?！妒^記索隱》于民國六年（1917）出版后，到民國十九年（1930）就已經(jīng)印行至第十版?？梢姟妒^記索隱》跟《紅樓夢索隱》一樣，也是當時很流行的影響很大的舊紅學索隱派的代表作。

我們可以起個稱呼，把蔡元培稱為《紅樓夢》研究中的“政治索隱派”。這不僅因為他明確地把《紅樓夢》稱為“政治小說”，而且因為他之所以要搞《紅樓夢》的“索隱”，目的是為了宣傳民族主義的政治思想。就蔡元培的用意說，他的“索隱”可不像“悟真道人”那樣是什么“戲筆”，而是帶有明確的政治目的的。但是《石頭記索隱》的內容和方法，是把從小說《紅樓夢》里宰割下來的東西，跟他所摘取的史事等互相比附，實際上是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社會歷史混為一談，所以其研究方法和一般索隱派本質上是一樣的。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跟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兩書對《紅樓夢》的“索隱”所得出的結論不一樣。蔡元培對《紅樓夢》的基本看法是：

《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wǎng)，又欲別開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數(shù)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

蔡元培認為王雪香、張新之等人的評點，都只涉及《紅樓夢》的表面情況，而未能揭示它所“隱”的“本事”。他特別批評“太平閑人”評本的缺點，在“誤以前人讀《西游記》之眼光讀此書，乃以《大學》、《中庸》‘明明德’等為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種種可笑之傅會，如以吃飯為‘誠意’之類”。

那么，最初研究《紅樓夢》而能指出小說“本事”所在的是誰？《紅樓夢》的“本事”究竟是什么？他說：

闡證本事，以《郎潛紀聞》所述徐柳泉之說為最合，所謂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舍筆記》謂書中女人皆指漢人，男人皆指滿人，以寶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與鄙見相合。

《石頭記索隱》即本此思想而發(fā)揮之。據(jù)蔡元培“索隱”的結果，小說里的賈寶玉就是康熙皇帝的太子胤礽，林黛玉則是影射朱竹垞（即朱彝尊）；此外，薛寶釵、探春、王熙鳳、史湘云、妙玉，則分別影射高江村、徐健庵、余國柱、陳其年、姜西溟?？傊?，《紅樓夢》里的十二金釵，沒有一個不是當時的著名文人。

蔡元培說他自己的“索隱”，用的是三種方法（或所依據(jù)的三條原則）：“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保ā盯Q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就是說，凡是小說中人物與當時文人或品性相類，或軼事有征，或姓名相關，就定為影射某人。舉例說，用第一法，他認為小說中的“寶釵之陰柔，妙玉之孤高”，分別與高江村、姜西溟二人之“品性相合”，便說寶釵是影射高江村，妙玉是影射姜西溟；用第二法，他就“以寶玉曾逢魔魘而推為允礽，以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為國柱”；用第三法，他就“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而推為健庵；以寶琴之名，與學琴于師襄之故事有關，而推為辟疆”（同上）。

蔡元培認為他自己這種研究法，既立了三條標準，按照標準推求，“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同上）。應當說，蔡元培立了三條原則或標準，這跟其他一些索隱家連什么原則或標準也沒有，信口開河，隨意比附，看來是有所不同的。但這里一個重要問題是在于，這三條原則或標準是在什么前提下提出來的？是為什么目的服務的？蔡元培的前提本來就是牽強附會的。他腦子里已經(jīng)先確立了小說中十二釵是當時著名文人這個前提，然后用這三個方法去推求、證實它，這跟其他索隱派的思路和方法并沒有什么兩樣，跟胡適提出“自傳說”的前提，然后千方百計地去“求證”它，本質上也沒有什么不同，都是主觀主義的、唯心主義的思想和方法?！皩徤髦痢痹圃疲瑢嵲谑钦劜簧系?。以一種主觀猜想作為前提，然后又以猜想的方法去證實這種前提，何得謂之“審慎”？

實際上，蔡元培并沒有能把他自己提出的上述三條原則或標準一以貫之地貫徹到底。本來，依照他所提出的三項原則，《紅樓夢》里的人物當然應該一致地是影射社會現(xiàn)實中的人物。但是他不，他一會兒把小說中的人物說成是影射現(xiàn)實中的某個人，一會兒卻又把小說中的人物說成是影射現(xiàn)實中的某種機關或某種職務。他說：“所謂賈府即偽朝也?！庇纱顺霭l(fā)，他又認為：

賈政者，偽朝之吏部也。賈敷、賈敬，偽朝之教育也（《書》曰“敬敷五教”）。賈赦，偽朝之刑部也，故其妻氏邢（音同刑），子婦氏尤（罪尤）。賈璉為戶部，戶部在六部位居次，故稱璉二爺，其所掌則財政也。李紈為禮部（李禮同音）。康熙朝禮制已仍漢舊，故李紈雖曾嫁賈珠，而已為寡婦。其所居曰稻香村，稻與道同音。其初名以杏花村，又有杏簾在望之名，影孔子之杏壇也。

這里提到的賈府里面的人物有四個，賈政、賈赦、賈璉是男人，李紈是女人，賈政、賈赦是上一輩的人，賈璉、李紈是下一輩的人。在蔡元培的“索隱”之下，小說里面這幾個不同輩份的男人和女人，忽然都變成了清朝的吏部、刑部、戶部和禮部，這豈不可怪可笑！好罷，姑且就照蔡元培的意思辦，那人們也要提問題呀！既然說賈府是“偽朝”，又說書中人物可以影射“六部”，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了吏部、刑部、戶部和禮部，自然就應該有兵部和工部?？墒潜俊⒐げ?，由賈府中哪個角色來充當呢？賈府里實在找不到合適的人。于是蔡元培就不提起了。

總之，把小說中的人物形象說成是人也好，說成是清王朝的六部機關也好，說得通也罷，說不通也罷，都是看研究家自己的需要。這些地方，比起蔡元培所批評的王雪香或張新之的評點來，不過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罷了，實在很難說蔡先生的方法就比別人高明。

再拿蔡元培依照其三條原則或標準來推求歷史人物的方法來說，也是很牽強附會的。舉些例子如下。

林黛玉，影朱竹垞也，絳珠影其氏也，居瀟湘館，影其竹垞之號也。竹垞生于秀水，故絳珠草長于靈河岸上。

薛寶釵，高江村也（徐柳泉已言之）。薛者，雪也。林和靖《詠梅》有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用薛字以影高江村之姓名也（高士奇）。

探春，影徐健庵也，健庵名乾學。乾卦作，故曰三姑娘。健庵以進士第三名及第，通稱探花，故名探春。

王熙鳳，影余國柱也。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寫作國，故熙鳳之夫曰璉，言二王字相連也（楷書王玉同式）。

史湘云，陳其年也。其年又號迦陵。史湘云佩金麒麟，當是其字陵字之借音。氏以史者，其年嘗以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也。

妙玉，姜西溟也（從徐柳泉說）。姜為少女，以妙代之。詩曰：“美如玉，美如英。”玉字所以影英字也（第一回名石頭為赤霞宮神瑛侍者，神瑛殆即宸英之借音）。

夠了，不必再多舉了。所謂“審慎之至”者，不過如此而已。

《紅樓夢索隱》根據(jù)董小宛愛梅、黛玉愛竹之類，斷定林黛玉就是董小宛；《石頭記索隱》則根據(jù)“絳珠”影“朱”字、瀟湘館影竹垞之類，推定林黛玉是朱竹垞。《紅樓夢索隱》說什么“小宛書名，每去玉旁專書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專書玉”，以此判定林黛玉是董小宛；《石頭記索隱》則憑什么“王字即柱字偏旁之省”之類，推定王熙鳳即是余國柱?！疤介e人”張新之把小說中的劉老老化成八卦中的一個坤卦，理由是坤卦即從乾卦自中間破開變成“六小”而來；蔡元培則把小說中人物化為什么“部”，如說李紈影射偽朝的“禮部”，又說探春就是徐健庵，徐健庵名乾學，“乾卦作”，故探春曰“三姑娘”。如此等等。蔡先生批評別人的方法是“附會”，確實那是附會；但蔡先生自己這樣做就不是附會？就應當叫做“審慎之至”？實際上蔡元培和張新之或王夢阮，不過是說法各有不同，實際上都同屬附會學派！

《石頭記索隱》具體運用其索隱方法時，不但是牽強附會的，而且本身往往是矛盾的。例如蔡元培推證小說中的妙玉即是姜西溟，理由之一是“西溟性雖狷傲，而熱中于科第”。說妙玉“狷傲”，與西溟類似，這就是運用蔡定標準之一的“品性相類”罷，但把妙玉的“走火入魔”說成是“熱中于科第”，未免就是過于附會的不倫不類之談。蔡元培又引姜西溟墓表，說姜直到七十歲才登進士；又引小說中《紅樓夢曲》（世難容）云“好高人共妒，過潔世同嫌”；又引小說中妙玉所說的話“我自玄墓（適按：玄墓山，在江蘇）到京，原想傳個名的”，以這些材料合起來證明妙玉即是姜西溟。其實這些推論，由于勉強地拉材料，勉強地尋“關合”，結果自然就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試問，既然是“熱中于科第”，而且又很想“傳個名”，那怎么能說是“過潔”？若說真的是那樣“狷傲”、“好高”、“過潔”，則又何以會那樣“溺于科舉之學”，直到年已古稀，還是那么熱中，非設法弄到一個進士的頭銜不肯罷休？

此外，關于《紅樓夢》思想政治意義的推論，《石頭記索隱》也多牽強附會之詞。如說：“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庇诌M一步附會說：“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余也！”

又如，為了證實《乘光舍筆記》“書中女人皆指漢人，男人皆指滿人”的看法，《石頭記索隱》便進一步申述說：“我國古代哲學，以陰陽二字說明一切對待之事物?！兑住だへ浴の难詡鳌吩唬旱氐酪?，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于陰陽也?！妒^記》即用其義。”并引小說三十一回湘云、翠縷二人談論陰陽的話作為證明。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蔡元培不但認可小說中這個丫頭的話，并進一步論證說：“清制，對于君主，滿人自稱奴才，漢人自稱臣。臣與奴才，并無二義（《說文解字》臣字像屈服之形，是古義亦然）。以民族之對待言之，征服者為主，被征服者為奴。本書以男女影滿漢以此?！边@位學者在這里是把中國古代陰陽說和文字學家都拉來為他的“索隱”服務了。

從《紅樓夢》研究史上看，評點派、索隱派都好用諧音法來解釋《紅樓夢》里的字義，結果自然就只能各執(zhí)一詞，莫衷一是。如在張新之看來，“扇”就是“善”，所以晴雯撕扇，“撕扇”二字就被附會為“思善”。但在蔡元培看來，“扇”就是“史”，所以石呆子的“二十把舊扇子”就被附會成“二十史”。其實晴雯撕扇，跟“思善”有什么關系？石呆子二十把舊扇子，跟“二十史”又有什么相干？這些所謂“關合”或關系，都是這兩位紅學家強加于曹雪芹、強加于《紅樓夢》的，并不是實際上存在的什么“隱義”。所以我們才說舊紅學評點派和索隱派這類研究，都是離開實際的主觀主義、唯心主義的東西。

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

《紅樓夢索隱》《石頭記索隱》出版后，又出現(xiàn)了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其篇幅大于《石頭記索隱》，小于《紅樓夢索隱》。此書出版于民國八年（1919），全書分四卷，訂四冊，對《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每回都作“釋真”。所謂“釋真”，無非是標榜此書能解釋出《紅樓夢》的真意。其實，“釋真”也就是“索隱”。字面不同，意思一樣。

關于此書，鄧狂言的朋友曾經(jīng)說：“吾友老儒鄧狂言，曾得曹氏刪稿于藏書家，于原書多所發(fā)明，知作者于河山破碎之感，祖國沉淪之痛，一字一淚，為有清所禁，曹氏恐淹沒作者苦心，爰本原書增刪，隱而又隱，插入己所聞見，即流傳至于今者也?！保ㄌ渖豆沤裾f林》）所謂鄧狂言“曾得曹氏刪稿于藏書家”，正如程偉元、高鶚所謂《紅樓夢》后四十回原稿得自鼓擔云云，無非是自作標榜之詞，其實是不可信的。至于說原本作者有“河山破碎之感，祖國沉淪之痛”，書為清廷所禁，而曹雪芹在此基礎上“隱而又隱，插入己所聞見”，則是鄧狂言在《紅樓夢釋真》第一回中自己作了說明的。

《紅樓夢釋真》有一個重要論點，即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明清興亡史”。鄧狂言說，《紅樓夢》這部書，“在原本為國變滄桑之感，在曹雪芹亦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悲。隱然言之，絕非假托。書中以甄指明，以賈指清，正統(tǒng)也，偽朝也”（《釋真》第一回）。簡單地說，“原本之《紅樓》，明清興亡史也”，而曹雪芹的增刪五次，是指清代“崇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同上）。按，《紅樓夢》開卷第一回說曹雪芹增刪書稿，那不過是小說作者的托辭，后來有些人指實《紅樓夢》作者另有其人，曹雪芹只是作了一些修改，這是不可靠的。這里鄧狂言又進一步把“增刪五次”說成是指清代“五朝史”，那更是想當然的胡說了。

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和《紅樓夢索隱》《石頭記索隱》兩部書相同之處，是說《紅樓夢》是寫歷史的小說；不同之處，是《紅樓夢索隱》《石頭記索隱》二書都說《紅樓夢》寫的是清初特定時期的歷史，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則把《紅樓夢》所寫的“歷史”大大地放長了。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跟前兩部書相同之處，是說《紅樓夢》里面的人物是影射現(xiàn)實社會中的真實人物；不同之處，是前兩部書都認為小說中人物是清初特定時期的歷史人物，而鄧狂言的《釋真》則把小說中的同一個人物，放大為既影射某一歷史時期的歷史人物，同時又影射另一歷史時期的人物。總之，《紅樓夢釋真》從思想觀點來說是承襲《紅樓夢索隱》《石頭記索隱》而稍有變化，從索隱方法來說則是把“影射”說弄得更加混亂、更加支離破碎了。

譬如小說里的賈寶玉，《紅樓夢索隱》說是影射順治皇帝，《石頭記索隱》說是影射康熙皇帝的太子胤礽，可是到了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卻說：“寶玉固指順治，然曹氏則指乾隆。”意思是說《紅樓夢》原本中的寶玉指順治，但曹雪芹在這一層影射上又加上一層影射，修改后的《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同時也影射乾隆。這就把同一部小說中同一個人物說成是同時影射兩個不同時代的歷史人物，弄得更加復雜、混亂了。

又如小說里的林黛玉，在《紅樓夢索隱》中說是寫董鄂妃也即寫董小宛。鄧狂言是贊成這個說法的。他說：“書中之寶玉、黛玉，皇帝與后妃也?！保ā夺屨妗范兀┯纸Y合小說寫賈寶玉夢見林妹妹要回南，解釋說：“小宛南人，墳墓在焉，故夫在焉，焉得不思回南。不思回南者，非人情也。即其平日不思，而將死時之天良發(fā)現(xiàn)，又焉能竟淡然忘之。”（《釋真》二十八回）這分明是把董小宛、董鄂妃和小說中的林黛玉看作完全是一個人。但鄧狂言《紅樓夢釋真》中，有時又說什么林黛玉寫的是乾隆的皇后富察氏。他說：“曹氏之林黛玉非他，乾隆之原配嫡后，由正福晉進位，后謚孝賢皇后之富察氏也?！保ā夺屨妗范兀┑莿倓傉f林黛玉“非他”，是“孝賢皇后”；接著又自相矛盾，說林黛玉不是別人，是方苞。他說：“林黛玉之以朝臣混之，混之以方苞。苞也，靈皋也；絳珠，仙草也；甘露也，淚也。一而二，二而一也?！保ā夺屨妗范兀┠敲?，林黛玉究竟是董鄂妃、董小宛呢，還是孝賢皇后富察氏？還是方苞？就這樣顛三倒四地混說，弄得撲朔迷離，使讀者無法得其要領。

又如小說中的平兒，鄧狂言明明說是指柳如是。他說：“平兒指柳如是，為其才之相似也。如是如是，不過如是，亦平字之義也。”（《釋真》五回）言之頗似有據(jù)，看來平兒真是指柳如是了。但這幾句話剛說完，忽而又說，平兒是寫尹繼善?！安苁现絻海瑢懸^善也。其才相似，其得主眷而仍處危疑，亦相似。”（同上）又如，在《釋真》第五回中，明明說：“襲人指順治廢后，而亦兼及明李選侍事”；可是到了《釋真》第六回，又強調說：“襲人為高士奇，處處可見?！睘槭裁矗苦嚳裱哉f：“初試云雨情一段，指其初入部，自肩襆被，為明珠閽者課子，遂得際遇圣祖，既得志，遂以金豆交通近侍，皆偷情之行為也?！比绱说鹊?。

《乘光舍筆記》為解釋小說中寶玉所云男人是土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曾以“漢”字的偏旁為“水”，“達”之起筆為“土”，以分別證明小說中的男人和女人是指漢人和滿人。《紅樓夢釋真》也依樣畫葫蘆，說：

水者，漢字之左偏也；泥者，土也，吉林吉字之上段，黑龍江黑字之中段也。彼時漢人文明而弱，比于聰慧之女；滿人野蠻而強，比于臭濁之男。（《釋真》二回）

但是鄧狂言只顧學拆字，卻拆得并不仔細。人們要問，吉林的“吉”字上段明明是“士”字，哪里是什么“土”字？但這位紅學家對這類漏洞就故意裝糊涂了。

我們在上一章里曾經(jīng)講到那個“太平閑人”張新之，因為他滿腦子《易》道，所以他在《紅樓夢》里看到的盡是《易》理、八卦?，F(xiàn)在這個鄧狂言，頭腦里硬認定《紅樓夢》作者有所謂“種族思想”，于是便連小說中賈寶玉對林黛玉講的耗子精的故事，也被認定其中隱藏有“種族思想”了。這位評論家說：

此一段故典，非空談也。耗子精者，指滿人與滿奴也。變成美人以竊之，是趁火打劫之別名也。林子洞有二義：美人之生如幽蘭焉，生長于山林洞府之中，自全其真而保其貞，奈何污之于風塵，登之于宮廷。采蘭者之計得矣，其如好花摧殘何也。且宮廷深邃，真是一林子洞耳，奈何幽囚世上之美人，而使成怨曠，又終身不得見其親戚若孤兒然，是皆竊之者之為耗子精而已。靈皋被囚，久在獄中，亦林子洞之義也。寶玉把黛玉當成真正的香玉，圣祖又愛方苞能作古文特出之才，亦足印證。（《釋真》十九回）

嗚呼，耗子雖小，大義存焉！賈寶玉對林黛玉講的那個耗子精的故事，經(jīng)鄧狂言這么一“釋”，竟釋出這樣深刻的“真”意來了！要說《紅樓夢釋真》的思想觀點只是平庸地承襲舊說的話，那么，就牽強附會的本領而論，鄧狂言比起舊紅學評點派和索隱派中其他評論家來說，是決不遜色的。

索隱派觀點和方法及其影響

索隱派的著作是《紅樓夢》研究史上一部分比較重要的作品，上面介紹的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是其代表作。這些索隱類著作中，雖然有時候也把《紅樓夢》稱為“政治小說”或“歷史小說”，可是所提供的一些史料以及對《紅樓夢》的評論，只是歸結為某個皇帝或某個大臣，某些文人或某些名妓的家事或軼聞，而遠不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和本質特點。他們研究《紅樓夢》的思想觀點和索隱的方法，卻對后來的《紅樓夢》研究產(chǎn)生了很壞的影響。

歸納起來，舊紅學索隱派的謬誤及其對后來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如下幾點。

首先，索隱派紅學家不能理解文藝創(chuàng)作與社會現(xiàn)實的關系。他們不懂得，文學創(chuàng)作雖然來源于生活，然而它決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經(jīng)過作家典型化了的。經(jīng)過作家藝術概括過程的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已經(jīng)不再是現(xiàn)實生活中的某人。索隱派著作的普遍特點之一，就是表現(xiàn)在把文學作品零碎、簡單地還原為生活的事實。關于小說中的賈寶玉是清世祖、是納蘭性德，或林黛玉是董小宛、是朱竹垞之類的說法，就是跟上述這個根本錯誤的思想認識分不開的。

其次，索隱派紅學家根本不懂得文學批評的意義和作用。例如王夢阮、沈瓶庵研究《紅樓夢》的目的，像他們自己所說的，是為了通過“索隱”，使《紅樓夢》“成為有價值的歷史專書，千萬世僅有之奇聞，數(shù)百年不宣之雅謎”（《紅樓夢索隱提要》）。古代那些優(yōu)秀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作品確實是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的，然而絕不能說它是歷史事件的照相式的再現(xiàn)。更何況他們所說的“歷史專書”，不過是所謂清世祖和董鄂妃（董小宛）的故事之類的同義語而已，這樣的理解當然是極其荒謬的。事實上，把《紅樓夢》當作一個“雅謎”，然后又各自挖空心思地去猜這個“雅謎”，這才是索隱派紅學家研究《紅樓夢》的實質。他們實際上也正是這樣來理解文學批評的意義和作用的。

再次，索隱派紅學家根本不懂得文學批評的科學的方法。他們的“索隱”方法，本身就是違反唯物主義的反科學的方法。譬如對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的評論，他們不是從小說中人物形象的思想言行及其意義和作用去作全面的分析，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尋找這個人物形象可以和歷史上某個人物互相“關合”的地方。從《紅樓夢索隱》《石頭記索隱》《紅樓夢釋真》對小說中人物形象方面的評論，人們可以看到“索隱”方法兩個主要的特征，就是杜撰和煩瑣。前者的具體表現(xiàn)就是無奇不有的牽強附會，甚至想入非非，無中生有；后者的具體表現(xiàn)是，經(jīng)常抓住作品某些表面的、次要的、非本質的東西，割裂開來并且隨意放言，加以曲解，嚴重地破壞了文藝作品的完整性和美學意義。

作為上述這些思想和方法的共同結果，就是思想的混亂和方法的矛盾。不僅索隱派中各種著作相互之間有矛盾，而且同一部索隱著作中也往往是矛盾的。在說到小說中人物A是歷史人物甲時，往往發(fā)現(xiàn)有漏洞，于是或者說A同時也影射乙、丙，或者說小說中的人物A、B、C是合寫歷史人物甲的，拉來扯去，弄得支離破碎，混亂不堪，本想證明書中某人影射現(xiàn)實中某人，結果卻弄得什么也證明不了。我們知道，凡是搞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最省力，它可以主觀隨意地瞎說一氣而不要根據(jù)客觀實際，也不需要客觀實際的檢查?！都t樓夢》研究中索隱派著作里這些說法，就是屬于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瞎說。

索隱派對后來《紅樓夢》研究影響相當大，1921年以后，就還有“抉微”、“新索隱”之類的索隱著作出現(xiàn)。索隱派關于《紅樓夢》的某些看法，特別是它索隱的方法曾被后來的紅學家所繼承。后來以反對舊紅學索隱派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新紅學考證派，實際上也接受了索隱派的思想方法的某些影響。甚至到了現(xiàn)代，在《紅樓夢》研究中，舊紅學索隱派的影響也還沒有完全斷絕。例如那個自稱“半個紅學家”的江青，就很喜歡舊紅學那些東西。她為了達到篡黨奪權的反動政治目的，“把‘評紅’變成了古為幫用的影射‘紅學’”，學習索隱派無中生有的辦法，硬說在《紅樓夢》里存在著“父黨”和“母黨”的斗爭以及“母黨勝利”的情況云云。江青的“評紅”不過是她搞反革命活動的幌子，她所使用的這類手法，說來也真可憐，多半是從舊紅學索隱派那里繼承下來的。

（以上摘自拙著《紅樓研究小史稿》第六章，該書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1980年1月第1版。）

1. 當時認為《石頭記》隱明珠家事的說法最為流行，清代張祥河《關隴輿中偶憶編》、梁恭辰《北東園筆錄》四編、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張維屏《國朝詩人征略二編》等均記有此說。
2. 清周春《閱紅樓夢隨筆》等記有此說。
3. 《紅樓夢索隱提要》1914年先已發(fā)表于《中華小說界》第一卷第六、七期。
4. “護花主人”即王雪香，“大某山民”即姚燮，他們都是清代著名的《紅樓夢》評點家。又，“某”有寫作“楳”，即“梅”字。姚燮字梅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