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9.第四次全國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

王蒙自傳第2部:大塊文章 作者:王蒙 著


9.第四次全國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

回京后不久就聽說要開文代會了,大家都說文藝界是“文革”中的重災區(qū),重災區(qū)的代表大會,將是什么樣的呢?

一九七九年秋我與一些同行在丁玲的老秘書張鳳珠同志陪同下去看望剛剛回到北京的丁玲,丁玲反而顯得冷靜謹慎,不想說太多的話。痛巨則思深,她似乎仍在觀望。她仍然很健康,她的湖南話字字有力到位。她并不怎么跟著風罵“四人幫”。她更想罵的,更較勁的可能另有其人。杰出的作家有一種個性,有一種自我中心,至少是更加自信與獨立思考的味道,她或他不會輕易地人云亦云,她或他有意或無意地與人們保持著距離,保持著不(輕易)為所動的人格的獨立。他們容易贏得尊敬也招致批評,使人羨慕也叫人失望,最后他們更會惹惱許多無法與之對接對話的同行,使得許多同行因愛成怨,惱羞成怒。

我記得,丁玲毫無顧忌地說,她寫了《牛棚小品》一文,她拿給了一本雜志的編輯,并嘲笑說:“拿去吧,時鮮貨!”她的樣子充滿不屑。她沒法不得罪人。她的悲劇在于她與作協(xié)文聯(lián)的領導干部完全互不相容,她以為她的不幸完全是某幾個人或某一個人所造成的。如果看不到人際關系的因素,是過分天真。如果只看到了人際關系的因素,是一葉障目。您至少應該考慮一下當時傷痕文學的出現(xiàn)與紅火并非偶然。如果如此不屑,您何必寫什么時鮮貨呢?如果您寫了,又為什么那么急于與傷痕文學劃清界限呢?你可能不喜歡那些提倡傷痕文學的人,拿著傷痕文學做資本的人。但是,這么多寫作人已經卷進去了,它已經成了事,你就不能全面照顧一下嗎?

而且寫作人靠的是自己的作品的文本,而不在意作品的歸類,也不會在意作品的題材時鮮與否。如果時鮮不一定是功,那么只要寫得好,時鮮就更不可能是過。莎菲女士,我在霞村,又能歸入什么類別,能做出題材是否時鮮的判斷嗎?

當然這是屬于前一代人的事,我不可能做出合適的判斷。

文代會前一位中央領導同志在他家里接待了一批中青年作家。他講到了發(fā)展生產力與改變社會風氣的任務,講到了對于繁榮文藝的期待。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過這種登高望遠、心懷全局的講話了,我很注意。我不甚了了的是,一位有頭有臉的同行對此會不滿意,大意是與會人員沒有指名道姓地反映擁護誰反對誰,沒有直奔主題地表達對于文藝界領導班子的組成的民意,沒有熱誠地表達對于她的親屬的擁戴與對于對立面的決不接受。其實,我們這里也是很注意以民意來說事的。我們有我們的發(fā)動與運作民主的方式與動機。

我只能搖搖頭。討論呀研究呀理論呀路線呀民主呀解放呀繁榮呀前進呀,最后落實到人事安排上,我覺得不很得勁,我不想過度去摻和。

還有,文藝人不團結就不團結好了,相輕就相輕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別林斯基、屠格涅夫不和,契訶夫對托爾斯泰不甚服氣,托爾斯泰干脆把莎士比亞一股腦兒地否定,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何必把中央領導也扯出來,拉著中央領導給你出氣,你這不是害中央領導嗎?

當然我也見識過另外的脾氣、另外的趣味、另外的風格方式。有一種兼有領導職務的同行作家,一遇到人事糾葛、人事安排就全身放電,就招式迭出,就東奔西走,就上訪下聯(lián),就到處整材料送材料寫告狀信托關系,就選擇時間——一般在換屆的大會、做總體性人事安排前三五個月,暗箭連連,箭無虛發(fā),擠入黑箱,一拼到底,雖然成事不足,卻至少是敗事有余,他可以與你同歸于盡。這樣的人卻又是作家、文人,真是命運的捉弄,這塊美麗的土地的土特產啊。

文代會前夕一位文筆極好的新華社著名女記者郭玲春特別約了白樺、劉賓雁與我三個人做了一次訪談,地點在新僑或和平飯店。新僑是作協(xié)在沒有自己的辦公樓前最喜歡用的開會活動地點。而和平是每次白樺兄到京常住乃至長住的地方。由于他在戲劇和電影方面的著作,在京不乏接待他的有實力的文藝單位。訪談內容全不記得了,這個“陣容”倒是令人莞爾。事情就是這樣,人要的是個明白,明白的前提是簡單,漢語叫作“簡明”。傳媒輿論一直到公眾與文壇的印象與概括,遠遠一看的認知與歸類法就比簡明還更加簡明。簡明性是人類認識論的一個奇跡,也是一個悲?。ㄍ瑯拥恼J識論奇跡與悲劇是“豪華”性,這個范疇要后面再探討)。順便說一下,斯大林親自審定的那本書就叫《聯(lián)共黨史簡明教程》。

這個簡明性當然不是出自新華社的著名記者郭同志。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后,文壇一談到拙作《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必定會先談到劉君的《在橋梁工地上》與《本報內部消息》,后來由于非文學的原因才不再提那兩篇作品。而且,有趣的是,需要深思的是,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至一九五七年年初,發(fā)生險情的是拙作而不是劉文。劉文曾經被認為相對健康,因為那里黑白分明,“好人”一往無前,勢如破竹,壞人顢頇廢料,早該完蛋。一句話,劉文本身符合“簡明”的預期。劉文比王文容易接受得多。早在五十年前,就有團市委的同志指出:“王某的思想太復雜?!贝撕螅恍┪挠言诤M庖矊掖畏叛?,王蒙的思想復雜,不像是在夸獎。

那么,您的思想就不嫌太簡單嗎?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四次全國文代會開幕。老文藝家,有的坐著輪椅,有的扶著雙拐,有的需要人攙扶,有的說話已經不清楚,驚魂乍定,大難不死,一肚子委屈,都來了。老作家蕭三、樓適夷等到了臺上發(fā)言,說上一句“咱們又見面了……”泣不成聲。我感到的是,連“文革”中已死的文藝家的冤魂也出現(xiàn)在主席臺上啦。那種場面,亙古少有。

大會上一些中青年作家激動興奮,眉飛色舞。有兩三個人發(fā)言極為煽情、活躍、大膽、尖銳,全場轟動。他們中有些人本來不在文聯(lián)全委的候選名單上,但是由于言發(fā)得好,人氣旺,被增補到名單上了。

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辭祝賀。人們對他講的“文藝這種復雜的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fā)揮個人的創(chuàng)造精神。寫什么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干涉”欣喜若狂,掌聲如雷。許多人記住的就是“不要橫加干涉”六個字。能這樣講,談何容易!

但我的印象不盡相同。我是主席團成員,姓氏筆畫又少,坐在主席臺第一排,我近距離地感染到了也領會到了小平同志的莊嚴、正規(guī)、權威,他的決定一切、指揮一切的神態(tài)、舉止和語氣。他是一個真正的指揮員,他牢牢地掌握著局勢和權力,他的姿態(tài)和論斷絕無令文人們想入非非之余地。他強調:“這次大會,標志著全國文藝工作者的空前團結?!彼隙ǎ骸拔乃嚱缡呛苡谐煽兊牟块T之一……從總體來看,我們的文藝隊伍是好的。”他的口氣當然是在做結論。他指出:“文藝工作者,要……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同各種妨害四個現(xiàn)代化的思想習慣進行長期的、有效的斗爭。要批判剝削階級思想和小生產守舊狹隘心理的影響,批判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克服官僚主義……”斗爭的弦并沒有放棄,也很難說是放松。他說:“文藝創(chuàng)作必須充分表現(xiàn)我們人民的優(yōu)秀品質,贊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設中,在同各種敵人和各種困難的斗爭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辟澝赖囊笠膊]有收起。

他強調“我們的文藝,應當在描寫和培養(yǎng)社會主義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要……真實地反映豐富的社會生活,反映人們在各種社會關系中的本質,表現(xiàn)時代前進的要求和歷史發(fā)展的趨勢,并且努力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人民……”他講的是反映本質而不只是寫真實,不是“無邊的現(xiàn)實主義”。尤其是他說:“對于來自左的和‘右’的,總想用各種形式搞動亂,破壞安定團結局面,違背絕大多數人利益和意愿的錯誤傾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造成全社會范圍的強大輿論,引導人民提高覺悟,認識這些傾向的危害性,團結起來,抵制、譴責和反對這些錯誤傾向?!彼磳ψ笠卜磳Α摇A感到了動亂的危險,他發(fā)出了警告,勿謂言之不預。怎么說呢?這里有歡慶,有撫慰,有共鳴,有交融,有心連心,這里也有領導與被領導的明確定位。他不允許出現(xiàn)失控的局面,他確實是堅強如鐵。這里沒有什么含糊,沒有什么好商量的。

按,其時已經傳達過小平同志在理論務虛會上的講話,大家已經知道了關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精神。我感到有些活躍人物可能活躍得太過了也太早了。我不覺得意外,共產黨而不講四項基本原則就活見了鬼了。雖然從情緒上一上來我對理論務虛會的召開與廣開言路十分興奮,我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也有尚未做好準備的一怔的感覺。我希望再讓文人們多吐吐苦水,提提意見。畢竟是封殺了十幾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例如蕭軍,還有陸續(xù)或剛剛恢復自由的胡風和他的分子們。而現(xiàn)在這些人只說(話)了、哪怕是狂了那么幾個月。

我不懷疑眾文友的悲情、真心、巧言、深思、動人、多姿多彩、心靈的火焰熊熊燃燒。文者文也,人也,心也,言為心聲,而那么多文人的心在滴血。不錯,這是一次扭轉乾坤的會議,全部在“文革”中被廢黜、被羞辱、被亂棍打死的文藝家,尤其還有早在二十余年前就被打入另冊的我輩,如今,都復活了,誰活著誰就看得見,除了不幸去世的,又是一個個氣宇軒昂、談吐豪邁的“座上客”、人五人六啦。不過,是不是太天真,太一廂情愿乃至有點輕浮了呢?

你是真正的歌者,你感到的是文代會上的杜鵑啼血,精衛(wèi)填海。你是鬧者叫者吵嚷者呢?對不起,在四次文代會上我想到了對于眾聲喧嘩的一些不敬的說法。喧嘩是喧嘩了,然而淺多于深,情大于理,跟著說、奉命說、人云亦云大于認真負責的思考。說實話,四次文代會上,活躍者興奮者放炮者的數目有限,就是說,在四次文代會上有所響動的文藝家人數有限。更多的人保持聽(吆)喝狀態(tài),觀察、思考,留有余地,告誡自己不要跳得太高。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東方式的道德標準;槍打出頭鳥,東方式的低調哲學;少說話,多磕頭,東方式的政治經驗。例如路翎、胡風在平反以后的言論與文字中,也絕對是首先講感謝、感激的。王蒙的態(tài)度也是從來如此。二十多年的另冊,誰扭轉得了乾坤?是鄧小平,王某怎么可能不感恩戴德?

當時流行的說法來自交通宣傳標語,叫作:“一慢二看三通過。”

我們有久經鍛煉和教育的文藝隊伍,其實活躍者也是摸著了某種精神以后適當活躍一下的,說聲轉彎,也就轉過來了。極少數活躍得收不住閘的情況,此是后話。

你是夢者思想者行吟者記錄者,你得到了或者正在得到海闊與天空。你大有可為。你是按精神說話辦事的謹慎者,那么有多少水,和多少面,不會過分。而如果你尋思的是充當人民的領導者、領袖,呼風喚雨,改天換地(如你在十余年后向外國朋友所表示的那樣)呢,你讓我想到了孫猴子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的故事。把故事叫作“掌故”是太妙了。掌故掌故,掌中之故也。

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這里有大興安嶺森林,這里有泰山、華山、天山、五行山。作家藝術家們的慷慨激昂,錦心繡口,言語瀑布,思想奇觀,弄不好反而成了蟬噪與鳥鳴。有任何另類算盤的余地嗎?嘁嘁喳喳,吵吵嚷嚷,不過是自我高興罷了。而哭哭啼啼,抽抽搭搭,就更像是挨了繼母枉打的小兒,在那里哭爹叫娘。還提倡什么“議政、議經、議文”,這樣的提法似乎是將作協(xié)往政協(xié)上扭,無非是說作家有公民權、有國家主人公的責任罷了。

但我又不能不承認,不能不歡欣鼓舞,能開成四次文代會,一批原來打入另冊的人能恢復名譽,能坐上主席臺,一批冷凍二十余年或者更多的人能大放(更正確地說是小放)厥詞,這已經是多少鮮血多少青春多少歲月的付出才獲得的果實了。你過去想過嗎?你敢想嗎?鄧小平的撥亂反正,換另外一個人,你不擔心他會掉腦袋嗎?

而且我也是文人,文人多半是蛙種,我也具有強烈的蛙性,思叫,思吶喊,要呼吁,要歌唱,還要驚天動地,盡興。不同之處只在于我意識到了自身有蛙性、蛙運、蛙勢,我很少將自身與同行們無條件地誤認作騰云降雨、掌管天時、左右乾坤的蛟龍。甚至也不想,絕對不愿,死活不干,以精神領袖的面貌出現(xiàn),并對所謂精神領袖的概念抱半信半疑基本全疑的態(tài)度。但求無愧我心,這是一個低的標準,也是高的標準。成敗利鈍,置之度外,香臭寵辱,形象觀感,也只能碰運氣,但是不能愧對良心,愧對文學,愧對歷史。我學會的一個最有用的詞就叫“大言欺世”,謹妨大言欺世,這是我一輩子的經驗,我的黃金定則,不二法門。

精神領袖或導師于作家中出現(xiàn),也許魯迅的那個時候行。也不是魯迅當時,而是以后被評價被承認被尊崇?,F(xiàn)在不行。而且除了魯迅,古今中外,作家而成為世紀良心、精神導師的絕無僅有。李白、杜甫、曹雪芹,荷馬、巴爾扎克、塞萬提斯……都不算。托爾斯泰在中國有人視其為道德與人格楷模,在俄國未必。近世的德國的海因里希·伯爾,倒是有點精神先行者的意思,但是也并無導師之風。

你必須明白。你別無選擇。你不要忘記:畫虎不成反類犬。

我希望保持適當的清醒,上海話叫作要拎得清,不可拎勿清。我的發(fā)言是低調的,我的講話角度是極左的一套離間了作家與黨。我必須在熱烈的情緒下立于不敗之地。

立刻有了反響,一些同行表示我講的令他們不滿足,聽了不甚過癮,我講得太軟,不痛快。從這個時候,我就常常受到善意的夾擊了,一些人說,他太“左”了,他已經被招安,站到官方那邊了。另一些人說,他其實右,而且更危險。

也可以說我成了一個樁子,力圖越過的各面的人,簡單而又片面的人都覺得我脫離了他們,妨礙了他們,變成了他們的前進腳步的羈絆,而且是維護了效勞了投奔了對方。有時候我會左右逢源,這是真的。更多時候我會遭到左右夾擊,這尤其是真的。

這樣的樁子,客觀上有點像個界碑了。

一位聲望正隆的記者講如果成吉思汗安裝了電話會是什么情景。他喜歡大罵國人,把愚蠢、野蠻、專橫、無知之類的字眼掛在嘴邊,顯得高高在上,話說得到位過癮。一位女詩人講領導不要信小報告。她講得生動活潑,惟妙惟肖,極富表演性。她在大會上表揚另一位后來與她極不和諧的詩人,不知人們今日是否還記得。一位上海老干部口音不清,抓不住重點,氣不打一處來,顯得很激動,卻又不知所云。他的上海同行說他是以“小熱昏”而著名。一位劇作家自問自答:“你們究竟要什么?”“我們究竟要什么?”他要的都是最好最理想的事,包括全面的啟蒙主義、現(xiàn)代性與普世價值。他在講他的“I have a dream”(我有一個夢想),可惜他不是馬丁·路德·金,而這里也不是美國。周揚同志在大會上正式向被錯整了的文藝人道歉,他特別提出向丁玲、江豐等人致歉。另一位坐在主席臺上的老領導老作家劉白羽同志說是周的道歉也代表了他,立即有幾個人在會場上喊叫:“不代表你!”在幾千個人開會的大禮堂里,一些人在臺下喊叫,顯得叫人無法是好。

如果幾千個人的會議只有鼓掌卻無人喊叫呢?

我有時候想越是不讓人說話越是成全了大言者大叫者。如果“文革”期間有個人站在鬧市路口大喊一聲:“操你媽!”他難道不是英雄、不成為英雄或不會被認作英雄無限嗎?

而我印象極深的是夏衍老的閉幕詞。他講到了反封建,講到了生活之樹長青,理論是需要發(fā)展的,講到了文藝工作者需要學習,強調學習,是夏老歷次講話的一個“永恒主題”,大家都很愛聽。

夏衍資格太老了,他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共產黨員,年輕人說他已經進入了“刀槍不入”的境界。所以他可愛。所以他也令某些人皺眉、為難。

此次會上還有一個插曲,值得一憶。會議中間,一位先生以受領導同志委托的名義找?guī)讉€作家談話,其中有上海的李子云和我,好像還有劉心武等。我一看,卻原來是阮銘。看來他正受到欣賞與重用。阮銘秀美挺拔,長臉灰眸,傲慢自負,目光陰鷙,帶著一股冷氣,給人以與眾不同的印象。他不像領導,也不像幕府,倒像一個多次洗滌消毒后,穿著工作服,操著利刃——手術刀的外科醫(yī)生。談完,我乃告訴李子云,這是阮君啊,“文革”初期是他以《魯迅文集》的某個注釋有問題為由,發(fā)難攻的周揚啊。李說我知道,他是“壞人”。

這里順便介紹一下阮先生:一九三一年出生,一九四六年入黨,一九四九年后歷任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團委書記,如前所述,在尚未定論之前率先宣布王蒙是右派的就是他。他一九五七年任團中央候補委員。后在北京日報社與中宣部做事。“文革”時曾任中宣部機關“文革”主任。“文革”結束后在中央黨校,任理論部副主任。一九八三年在中央黨校期間開除黨籍(因“三種人”問題)。一九八八年后留在美國一些大學。一九九七年任臺灣淡江大學客座教授。二〇〇四年任陳水扁的“總統(tǒng)府國策顧問”。

波譎云詭,變幻莫測,人,命運,歷史與我們中國,匪夷所思的事情真是太多太多了。我在一篇小說中說過,中國人的戲路子好寬?。∮幸慌笥炎x之大呼妙妙妙,阮先生的故事便是精彩一例。引用這么一點網絡上的資料,聊供讀者一粲。

這次文代會上有一事值得一提,就是與會許多人提出那時的一些“自發(fā)性文學社團”事,如以北島為代表的《今天》雜志及其作者群:包括顧城、舒婷、楊煉、芒克、甘鐵生、史鐵生、潘婧、徐曉等。他們的名字至今多數人們耳熟能詳。舒婷的詩與散文是那么受到了讀者的歡迎,她如今也是廈門文聯(lián)的領軍人物。史鐵生的為人與為文也深受各方面的尊敬與好評。潘婧的《激情年代》獲得了上海文學獎的頭獎,還有些人選擇了移居海外。

當時有一些大學的文學社團,例如在武漢大學的文學雜志上我就讀到了張安東的別有風味的小說—《大海,不屬于我們》,他寫得憂傷而又含蓄,青春而又沉重??上Т撕蟛辉僖姷剿膭?chuàng)作。他的父親是著名詩人,我的亦師亦友亦領導的兄長光未然。

該次作家代表大會上通過的作協(xié)章程里加上了為繁榮文學創(chuàng)作加強與各文學社團聯(lián)系的字樣,這反映了一個美好的愿望,促進文學界的大團結大整合與整個社會的安定與和諧,避免在文學上出現(xiàn)政治分化與身份裂痕??上?,這方面的努力沒有得到完全的成功,反而產生了一系列后患。

二十七年已經過去了,回想起來除了大的社會變動的投影與有關政策的宣示以外,這樣的盛大隆重的文代作代會竟然沒有什么文藝的內容可資記憶。支持“傷痕文學”嗎?那其實是堅決撥亂反正的同義語。使一大批被放逐的人回到文藝崗位上來嗎?這也是落實干部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經過兇神惡煞的“文革”,單是讓這些曾被無例外地視為文藝黑線人物的作家、藝術家們聚一聚也夠人們哭一鼻子的了,何況其中還有我們,已經經歷了二十多年的試煉與考驗,已經是水煮火燒,成熟了許多。大會發(fā)言使口若懸河、挑剔而又易于、宜于動情的文學人們終于獲得了小放厥詞的平臺。就這樣,一些人已經認為是說了太多的過頭話。整個會議的政治宣示與政策特別是文藝政策的宣示還是令人五內俱熱的。雙百方針又猛講上了,不要橫加干涉的說法與我們的文藝隊伍是好的肯定令人一個蹦子老高。

我也想起蘇聯(lián)的作家代表大會,蘇聯(lián)是沒有所謂文聯(lián)的。蘇聯(lián)的作家大會倒是像有些文藝學的討論、爭鳴,雖然他們沒有雙百方針的說法,在赫魯曉夫年代召開的全蘇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就典型問題、真實性問題、正面人物問題與作協(xié)活動問題都爭了個不亦樂乎,連后來擔任過部長會議主席的馬林科夫也在蘇聯(lián)第二次作家代表大會上講過典型問題是一個黨性的問題——對于他的這個提法,我至今不明其意。設想一下,把聚訟紛紜的文藝問題帶到克里姆林會堂,帶到那么大規(guī)模的會上進行意氣風發(fā)的討論,又能有多少文學與理論的含量呢?

會議的規(guī)格與氣勢也許令人記住,令多數文藝家包括許多標榜清高與憂憤的作家、藝術家、有機知識分子羨慕感動向往。文藝本來是各式個體勞動者的活計,老作家孫犁早就指出“作家宜散不宜聚”,我親耳聽到過林默涵同志引用與響應這個明智之語。生逢盛世,文藝家們卻高度地集團化、群體化、政治化、隊伍化了。幾千人的文藝大會,人民大會堂的燈火輝煌,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盡數出席,掌聲如雷,熱淚如注,鏗鏘動員,豪邁號召,英武表態(tài),響亮口號,勇敢決心,都令人熱血沸騰,如參加了戰(zhàn)前爆破動員與班組紅旗競賽。還有大會上才揭開幕布的幾十名幾百位賢達杰俊名流人物的升降進退:誰誰當了主席,誰誰當了書記,誰誰當了委員,誰誰當了理事,還有后來的顧問、名譽主席、副主席、委員和其他封號,蔚為壯觀。有為之哭的,有為之笑的,有為之奔走的,有為之上訪告狀的,有為之處心積慮或者痛心疾首的。甚至許多年后,還有一位很有身份的可敬的老文藝家,在一次類似的盛大會議上因為理事候選名單上漏印了他老的名字而泣不成聲,幾乎當場暈倒……偏偏該一屆理事會只開過兩次,一次是成立,一次是下屆大會前宣布壽終。這樣的文藝大集會并非所有的國家的文藝同行所能經歷,我們這里,也并非所有的時間段的集會都具有同樣的同心同德、大喜大悲的特色。有志者研究一下歷次文藝大會,也能提高水平,了解特色。


上一章目錄下一章

Copyright ? 讀書網 ranfinancial.com 2005-2020, All Rights Reserved.
鄂ICP備15019699號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